有朋友提出，孔子那麼偉大，為什麼他提出的是君君臣臣和仁，卻不提自由呢？仿佛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專門是為了奴役勞動人民一樣。孔子縱然沒有提出自由的思想，但自由的因子，也體現在他的儒家思想中。
其實，這正是一種無視歷史邏輯的思想。這就相當於問慈禧太后為何不用空調一樣可笑。
任何一個思想家的思想，總離不開他所生活的自然與社會環境，離不開生養他的土地所提供的環境滋養，因此，一個思想家的思想，總離不開他所處的自然與人文環境的影響。
孔子是儒家學說的創始人，而儒家學說在本質上是一種倫理學，主要思考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人與人的基礎上，儒家進一步提出了如何解決人與自然、人與自我之間的關係。這是儒家哲學思考併力求解決的主要關係。
孔子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首先提出了「仁者愛人」的學說。孔子希望人與人之間不是西方所謂的人與狼之間的關係，更不是「他人即地獄」的模式，而倡導人與人之間要用愛連接，倡導人人都付出一顆愛心，以建設一個以愛為中心、以秩序為手段的大同世界。
但儒家又是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孔子看到，事實上，人是不可能愛每一個人的。所以孔子提出愛有差等的原則。所謂愛有差等，就是我們要把愛首先給身邊的人，給我們最應該愛的人。也就是說，人首先要愛父母，這是中國社會的基礎，就是孝的原則；然後要愛兄弟姐妹，這是悌；然後按照君主、朋友等順序，給他們應有的愛。給君主以及國家的愛，叫做忠，給朋友的愛叫做信。
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孔子倡導「忠恕之道」。「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人與人之間應該遵循互幫互助的原則；而「恕」則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提倡在人際交往中，用推己及人的方法，用寬恕之道謀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與美好。
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立」的自由，有「達」的自由，但我們還要允許別人也有「立」的自由，有「達」的自由。自己的自由不能侵犯到別人的自由，這才是真正的「忠恕之道」。
其實，孔子是崇尚自由的，他曾經說，自己到了七十歲的時候，就「隨心所欲不逾矩」了，「隨心所欲」並不是說自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是指自己的精神和智慧已經進入一個自由的王國，但行為還是在規律與規矩的範圍之內。孔子的這句話，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句話來表達：只有高度的自律，才有高度的自由。
這樣，在「忠恕之道」與「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基礎之上，孔子渴望建立一個基本的社會秩序，就是禮。而這個禮，用孔子的話說也是「名」，因為政治就是正名的藝術。孔子在齊國提出的治國的原則，叫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說，君主有君主的權力的範圍，你應該有君主的樣子，否則就是違禮，而臣下要有臣下的樣子，父親有父親的樣子，兒子要有兒子的樣子。這樣，每個人都明白自己權力的邊界，每個人都各安其位，這樣的社會才和諧有序。
因此，禮是一種自由，也是一種有邊界的自由。事實上，自由從來都是有邊界的，而沒有絕對的自由，自由的人生從來都是在秩序的範圍內快樂地舞蹈。
到這裡，好玩的國學已經回答了一半的問題，孔子提出了仁者愛人的人倫思想，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治理的思想，其中已經包含了自由的意蘊，而不是說孔子是個如同法家思想家韓非子一樣的集權主義者，不給人們任何的自由。
孔子不過沒有明確提出自由的概念而已。而用現在的標準，去苛責孔子為何沒有提出自由的思想，與苛責慈禧太后逃跑的時候，為何不坐飛機或高鐵一樣可笑。
上文說過，一個思想家的思想，永遠無法超越他所處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中國文化、中國哲學之所以在人類的童年時期，就與古希臘等西方文明、西方哲學有截然不同的特徵，最關鍵的是中國與西方的人文地理的不同。
相對來說，中國文化主靜，屬於溫和內斂型，注重集體人倫，心靈向內探索，渴望建立道德型的君子人格；而西方特別是古希臘文化，屬於外向型，注重個人利益與自由，心靈向外探索，渴望建立一種個人英雄主義的英雄人格。這是中西方文化與哲學的根本不同，由此也帶來雙方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不同。也就是說，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從一開始，就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難道這是天意？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或者說孔子的哲學與柏拉圖哲學的不同，其實來自於我們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的不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就是天意。
中國屬於內陸外海的結構，內陸的外面是一望無際的大海。而古希臘是陸海相間的結構，歐洲的大海深入陸地，到處都是小島，這讓他們徵服大海變得比中國人容易得多。因此，從這個觀點出發，中國是內陸型農業經濟為主，是黃色文明，而古希臘則是以海洋經濟為主，是藍色文明。
黃色文明以農業為主，而農業是靠天吃飯的產業，人們只能無奈地等待，等待上天的恩賜，而藍色文明是靠探索冒險的文明，是一種以交換為主要手段的商業文明。由此，產生了中國文化與希臘文化的不同路徑：
中國的農業文明把人固定在土地上，這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的熟人社會。另外，由於要治理水患，就必須同外部落打交道，而沒有一個集中的政府管理，這是很難想像的。因此就形成了中國中央大一統的集權社會的模式。同時，農業經濟也讓中國人養成了勤勞、忍耐、協作的精神。而古希臘的海洋經濟模式之下，人人都是強壯的水手，人人都希望探索大海之外更遠的地方，因此，形成了冒險和探索的精神。
農業文明安土重遷，而海洋文明習慣外出做生意冒險。做生意形成了科學加商業的模式，而這個模式又形成了理性加利益的文化精神。經商不再是靠天吃飯，而是靠自己的聰明才智，而農業經濟就是靠天吃飯，靠集體協作的精神。因此，注重個人利益和聰明才智的古希臘人，由於做生意遇到的是各色各樣的人，必須有一種規則，就逐漸形成了契約精神。而農業經濟基本上是熟人社會，只需要靠血緣關係與人倫道德就能解決社會問題。
因此，古希臘人注重契約，而中國人注重道德。契約精神的基礎是人人平等，而中國人人倫道德的基礎是宗法制的血緣關係。
崇尚人人平等的古希臘，發展出城邦制度下的民主選舉，以及由此帶來的人的自由，而中國的農業經濟下的封建宗法制，發展出高度發達的人倫哲學和道德哲學，他是集體主義的，個人只是集體之中的一粒微塵而已。
因此，中國人是集體主義者，他們的理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人最大的自由是社會秩序之內的自由，人最大的追求是為集體為國家做貢獻，而西方，則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