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學的歷史依附於許多支柱，它們是些有機體，是達爾文所謂「生命之樹」上生長的綠葉，也是我們傾注心力研究的對象。而我們的目標，自然是了解這棵生命之樹的樹枝、樹幹和樹根，甚至它生長出來的種子。也就是說，最終完全解決達爾文自己在傑作《物種起源》中試圖解決的那個問題：不僅僅是生命如何進化、多樣化，直至達到今日的複雜性，甚至包括生命是如何產生的。
許多科學家致力於探究一種生物，並因此聲名顯赫。對大腸桿菌、秀麗隱杆線蟲、果蠅這些生物體的研究就是典型例子，約20位學者因此獲得諾獎。因為登上了進化階梯，達爾文雀族和鴿子如今也在進化論歷史中佔有一席之地。
在這些生物中，過去的實驗最常用的顯然是豚鼠，所以它擁有「試驗品」（cavia）這一別名也就在意料之內了，而現在它已經被小鼠代替。至於卡爾·馮·弗裡希的蜜蜂、尼古拉斯·廷貝亨的小雞和康拉德·洛倫茲的鵝，也都為三位科學家的動物行為研究帶來了1973年的諾獎。與之類似的還有1981年諾獎得主大衛·休伯爾用於視神經系統研究的貓和猴子。
在微生物與大型生物兩極之間的昆蟲類中，以蒼蠅和蜜蜂的研究最為常見。昆蟲類中還有螞蟻，它們的歌頌者是愛德華·威爾森。他曾兩次獲得普利茲非小說獎，獲獎作品分別是1979年的哲學隨筆《論人性》，以及1991年與伯特·霍爾多布勒共同寫作的科學報告《螞蟻》。
不過若要走近蟻類研究（mirmecologia，源自希臘語myrmex，「螞蟻」），也許從《蟻丘》（Anthill，2010）開始著手要更容易些。這本書的敘述方式比小說更平易近人，共分為6章，等同於威爾森研究了一生的六足亞門動物足的數量。它講述了一個同威爾森一樣痴迷於螞蟻和螞蟻世界的早慧男孩兒的故事。
《蟻丘》的第四章說明了書名的來由，它講述了蟻后死亡之後發生在蟻穴中的一起事件。這個時刻的選擇頗具藝術性，因為在一場絕望的生存戰後，蟻后之死註定了系統的崩潰，真可謂一部迷你版《伊利亞特》。實際上，阿喀琉斯所帶領的那群不明所以卻戰鬥到生命最後一秒的戰士，正是被稱為「密耳彌多涅人」（Mirmidoni），即「大螞蟻」。根據神話，是宙斯將這個族群從螞蟻變化成人。
除了在戰鬥中應用從投擲石子到噴射化學物質的各種技術，螞蟻與人還有許多相似之處。首先，螞蟻擁有一種基於費洛蒙分泌物的語言，以此進行溝通，並使用嗅覺和味覺來「聽」。其次，螞蟻掌握建築知識，能夠建造或挖掘複雜且多樣化的巢穴，為其配備通風和溫度調節系統，還裝飾了蔬菜地毯和礦物家具。
而螞蟻本身更具有無數令人吃驚的特性。比如，切葉蟻會切割和運輸葉片作為「培養基」，用來種植它們食用的一種真菌。收穫蟻食用它們從不同植物中收集來的種子。蜜蟻能從蚜蟲和其他昆蟲的糞便中提取蜜露。奴役蟻可以奴役其他各種螞蟻替它們完成各類工作。編織蟻使用幼蟲吐的絲縫紉樹枝樹葉，建造巢穴。行軍蟻則像匈奴人一樣有組織地攻城略地，成群結隊地行進，並紮營露宿。諸如此類。
人們對於螞蟻研究如此興致高漲，原因之一在於它們是高社會性昆蟲中最為人所熟知者。我們可以將螞蟻的社群而不是個體當作一個真正的有機體進行研究。威爾森與霍爾多布勒在他們最近的大作《超級有機體》中就這個問題進行了細緻探索，而他們的導師威廉·惠勒（William Wheeler）早在1911年就已在《作為超級有機體的螞蟻社群》一文中引入了這一概念。
不過，螞蟻社群只是一種特殊的超個體生物組織。在動物王國中還有許多同類例子：珊瑚、蜜蜂、黃蜂、白蟻、魚、鳥、海豚、大象、獅子、狼、猴子。顯然，人類也榜上有名。如此，我們便能很自然地進入威爾森在1975年於同名書籍中提出的一個研究領域——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這個術語意在指出社會學與生物學之間的一種「新結合」，揭示了「社會行為的生物學基礎」。
社會生物學試圖破譯的一個例子是1963年威廉·哈密頓對螞蟻、蜜蜂和黃蜂利他主義行為之動機的解釋。這種現象可以從它們的繁衍機制中看到：雄性誕生於非受精卵，而雌性則誕生於受精卵。這樣就保證了雌性會與自己的雌性後代共享一半基因，而與姐妹共享的基因則能達到四分之三。從自身基因傳遞的角度來看，對於雌性，養育姐妹要比女兒更有利，也就是說，在社群中作為不生育的成員比作為母親要更有利。
對社會生物學的討論源於它對基因基礎和行為選擇機制的強調，總體來講就是強調自然因素的影響，這對於強調文化因素的論調非常不利。許多科學家和人文主義者因此強烈反對這一新學科，批判它的基因決定論及其對社會政治中「現狀」的合法化。其中包括遺傳學家理察·李文丁、神經生物學家史蒂文·羅斯以及心理學家利昂·卡明，他們共同寫作了反對社會生物學的書籍《非與生俱來：生物學、意識形態與人性》（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1984）。
在人類的諸社會性行為中，社會生物學試圖歸因於基因和基因選擇的包括：性、侵略性、部落制、戰爭、種族滅絕、合作、利他主義、競爭、領導力、隨波逐流、思維控制和宗教。威爾森在前文提到的《論人性》中討論了這些問題，並將宗教定義為「人類思維中最複雜、最強勢的力量，可能是人性中無法根除的部分」。
他不認為科學教育可以使宗教消亡，還拿美國作為反例，因為它既是科學最發達的國家，又是僅次於印度的宗教性第二強的國家。他指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人類相較於了解，更願意信仰」。就像認知心理學家維多利奧·吉羅託（Vittorio Girotto）、科學哲學家特爾莫·皮耶瓦尼（Telmo Pievani）和神經學家喬爾喬·瓦羅爾提伽拉（Giorgio Vallortigara）為他們共同創作的佳作擬定的書名：《生而信仰》（Nati per Credere，2008）。我們除了接受並嘗試理解，別無可為。
對於這種信仰病，威爾森自己也不能免疫，他自稱「臨時性有神論者」，指他雖然已經遠離教會，不再自稱是基督教徒，但也並沒有成為不可知論者或無神論者。在他的大作《造物》中，就有一封寫給想像中的一位浸會教牧師的信件，收件地址是他出生和成長的美國南部，信中他向科學和宗教發出「拯救地球生命的呼籲」，將兩者視作「當今世界最強大的兩股力量」。
我們不一定非得同意威爾森的如下觀點：為了分擔他眼中現代人類面臨的問題，必須成立新的「神聖聯盟」。實際上在過去的一萬年中，文明的出現已導致人類歷史時代與自然歷史時代錯位。我們成了不折不扣的嫁接品種，擁有史前的情感、中世紀的認知和未來的技術。這種雜交令我們喪失了對賴以生存的力量的敏感性，也遺憾地使我們預見到很久以後，螞蟻和蟻丘依然會存在，但人類和他們的社會終將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