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曼：在這一講中，我將首先嘗試介紹一些關於一般系統理論的知識。「一般系統理論」這個詞語（或者說概念）所指向的範圍已經遠遠超出了事實上的情況——確切地講，所謂的「一般系統理論」其實是不存在的，儘管在社會學研究中確實一再地提到它，就好像是針對單一對象的研究。可是，一旦仔細觀察並超越社會學領域去研究這個問題，就很難找到與這種表達相對應的特定對象及單一理論。一般系統理論有好幾個流派，人們試圖對多種系統論的版本抽象出一般化的內容，以此超越某一特定學科的局限性。但是，我們總能很清楚地看出這些嘗試起源於哪個學科，它們在不同情景中的抽象概念還是起源於具體的學科本身。總體而言，不同的學科或理論模型之間通常存在著相當明顯的鴻溝，因此這些嘗試也只能是從諸學科的優勢入手，嘗試將其它理論的內容歸納和囊括進來。也許這一理論局限是由歷史造成的。
建立一般系統理論的嘗試起源於五十年代，相應的術語也在這時開始形成，當時還成立了「一般系統研究協會」（General Systems Research），與之相應的《一般系統年鑑》（General Systems Yearbook）也成為了學界關注系統論專業研究的學術刊物焦點。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從不同的起點出發，我們可以將各種不同的思想收集並結合起來，從而產生類似於一般系統理論的產品。這種嘗試也並非沒有收穫，但我認為，最有意義的是回溯到這些思考的源頭，列舉出不同的出發點，從而找出不同脈絡中的理論要點以及需要歸納概括的問題。由此我們也將看到，系統論的發展為何一直未能突破特殊的瓶頸。在這一講中，我將首先介紹一般系統理論的發展情況並闡述其局限性，然後給出「二階控制論」的研究進路——它將為我們帶來「觀察系統理論」的嶄新概念，並提供一種經過改進的獨特視角。
1954年12月，在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的贊助下，七十多位來自各領域的專家在伯克利舉行了一次旨在「促成一般系統理論」的會議並成立了研究組織，即「一般系統研究協會」（General Systems Research），後來又有了專門的出版刊物《一般系統年鑑》（General Systems Yearbook） ，這標誌著一般系統理論的正式登場，這一尋求普遍與貫通解釋的理論也很快引發了幾乎所有學科的關注。
如果追溯系統論的發展歷程，可能首先要起始於一個獨特的模型，即「平衡」或「均衡」模型。它就像是個數學上的函數，當然，作為隱喻，它本身是獨立於數學關係之外的。可以說，早在「系統」這個詞被提煉為一個特定的表達概念之前，系統思維最古老的思想資源就已經被使用了很長時間，當然，這遠遠早於真正意義上的「系統論」。我很難確切地講清楚這種思維到底是從何時發端的，但至少到17世紀，這種模型已經被廣泛運用到了「貿易平衡」的理念中。此外，到了近代，它也激發了一個國際上、尤其是在歐洲國家普遍存在的觀念，即國家之間權力或政治因素（politischer Faktoren，political factors）的平衡，它也意味著這種隱喻開始以相對含糊和更加泛化的方式被使用了。
回顧這一發展，它可以通過一組區分來做出識別，即區分「穩定」與「擾動」，通常我們將考察的重心放在穩定這一面——您可以設想一個平衡或穩定的狀態，它只對幹擾做出反應，最後恢復到舊的平衡，或者達成新的平衡狀態。因此，這個隱喻需要某種機制，也即一些實踐手段或基礎條件來維持這種平衡。平衡理論也就是有關穩定性的理論，這種觀點佔據了主流的位置。但仔細考察一下，如果說這種思想的蛛絲馬跡早在17世紀就已顯露，那就是非常可疑的了。不難想像，若將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兩端平衡的天平上面，我們立馬就會發現：這種平衡其實非常容易被打破。您只需要在其中一個秤盤增加一點小小的重量，就足以讓天平失衡了。
歐洲大國均勢思想
也就是說，平衡模型可以被視為一種識別和標示系統對於擾動的敏感性的理論。如果有人想要打破平衡，他一定知道應該怎麼做。從我們課程中會反覆出現的觀點來看，有關穩定與擾動的理論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區分理論（spezifischen Unterscheidung，specificdistinction），而不是關於「理想狀態」或「特定對象類型」的理論。在平衡或均衡的觀念背後，蘊含著這樣一種問題意識，即「穩定與擾動的關係是如何被轉化為秩序的」。也許有人會進一步講——儘管這已超出了目前文獻所見——他們感興趣的問題在於：擾動與穩定之間的區分是可以加劇的，但在這種受到嚴重擾動的情況下，系統卻依然可以保持穩定，這背後應該存在著某種機制。在數學領域，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用何種數學公式或函數可以解讀出這樣的平衡關係？顯然，儘管擾動因素在傳統和晚近的平衡理論中一再被人留意，但關注的重點始終都是穩定性的那一面，就好像保持一個系統的穩定本身就是某種價值，同時，似乎負責維繫平衡狀態的裝置也真的有義務保持系統的穩定一樣。
這尤其適用於經濟理論，比如不同經濟因素之間平衡或均衡的觀念。在這裡，人們首先會懷疑：平衡或均衡適不適合被理解為一種穩定的狀態？這種追問在考察現實中的特定因素時顯得尤其必要。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只是看一個數學上的函數，而是試著想像現實中的、系統實際上會發生的情況——比如經濟和生產系統如何保持穩定——那麼人們或許能意識到：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失衡或不均衡也許才是穩定的條件。根據這一觀點，一個經濟系統要想保持穩定，要麼是供大於求，這是為了能滿足市場需求的增長；要麼就供小於求，這樣才能讓顧客在供貨充足時樂意去購買商品。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1]，就提出過這樣的「反均衡」模型。顯然，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論戰的語境下，我所引用的兩種非均衡的經濟模型分別反映了西部與東部兩種不同的經濟模式——要麼，消費需求旺盛而貨物供應匱乏，這是社會主義模式；要麼相反，貨物供應充足而消費相對稀缺，這是資本主義模式。無論如何，我們在此處理的是一種非平衡或非均衡的理論，它不同於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因為它將穩定性的重點從平衡轉向了失衡。
雅諾什·科爾奈（János Kornai，1928-），匈牙利經濟學家，哈佛大學退休教授，以對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的批評和分析而著稱。1971年，他以著作「Anti-Equilibrium」批評了新古典經濟學，尤其是其中的一般均衡理論，1980年又進一步探討了短缺經濟學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激起了很大的反響。
無論如何，平衡或均衡模型開啟了一般系統理論方向的一系列進展。然而，這並不是五十年代的新發現，而只是在有必要時被使用的一個變種。另外兩個嶄新的問題遠比平衡或均衡模型更加徹底地影響了一般系統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典型的新問題來自於熱力學領域。一般來講，一個系統想要自始自終地維持自身，就必須得考慮：系統、至少是封閉系統的物理屬性是趨向於更加混亂的，也即熵增。換言之，它傾向於消弭所有的區別，由此帶來一種不加區分的瀰漫狀態。這種狀態用物理學的術語來講，即是達到了一種沒有可用能量的情況，所以也就不再有能量可以用來製造任何差異。如果這是物理學中的一般規律，那麼它如何解釋物理、化學、生物、社會世界的普遍事實呢？怎樣解釋這個世界是有秩序的呢？而且，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到幾十億年，人們難道不能看出某種與熵相反的秩序在不斷發展嗎？換句話說，當物理本身的鐵律是熵時，它如何解釋反熵這種「熵的偏離狀態」？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已經意識到：熵增的規律預設了一個封閉的系統，比如，我們的宇宙作為一個封閉系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從「外部」被引入，同時，任何東西都不能從「內部」被引出。
這個模型作為一個宇宙模型可能是有效的，但在宇宙內部，熵增的規律對於一些具體情形而言，卻可能是不適用的。我們在此討論的是一個封閉系統的模型，但這種系統在現實中根本就找不到。至少在生物、心理和社會領域中，這種完全封閉的情形可以說是無關緊要，所以在我們的講座系列裡，封閉系統理論所牽涉的內容無足輕重。也正是出於這種原因，封閉系統的概念在生物學和社會學領域裡是被拒絕使用的，取而代之的是開放系統理論。
系統之所以被稱為「開放的」，是因為它要解釋：熵為什麼沒有出現在這類系統之中，以及為什麼秩序會被創造出來。在所有情形中，開放都意味著與環境進行交換，不過這取決於人們考慮的是什麼樣的系統——比如生物有機系統和意義導向的系統，後者又包括社會系統（溝通系統）和心理系統（意識系統）——這種「交換」的概念會呈現為不同的意涵。就生物系統而言，能量的供應和無用能量的釋放是主要問題；而在意義系統的情況下，首要考慮的則是交換信息。意義系統從其環境中獲取信息，解釋意外的情況，如果可以這麼講的話。反過來，這種特殊的信息傳遞系統也被整合到響應該系統的、其它系統所組成的網絡中。不管是以上哪種情況，解釋熵的基本前提都是相同的，即系統與環境之間的交換關係。這就是術語「開放系統」所設定的內涵。
我在演講中特別強調這個概念，是因為之後我們還將談到一種相反的理論，即運作封閉的系統論，但是「運作封閉」並不意味著取消開放性的內涵，而只是做出補充性的修正，我們之後會回到這一點。無論如何，開放系統是熵所引發的挑戰的答案。在這種情況下，還必須關注系統論與演化論之間的接觸。自達爾文以來，演化論被認為承擔著「解釋結構多樣性」的任務。在生物學領域裡，生物是具有多樣性的物種。人們會問：如何解釋生命形態的多樣性？如何解釋一次性的生物化學發明就導致了那麼多樣化的生命形態？比如蠕蟲、鳥類、老鼠和人類等等。當然，社會系統也可以重複同樣的追問：語言符號的交流一旦出現，為何就能演化出那麼多形態迥異的語言？而且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居然會形成如此風格各異的多元文化，發達的和欠發達的文化版本也可以並存於世。在一個相對簡單的、一次性發明演化的基礎上，複雜的樣本和多元的類型是怎麼產生出來的？一邊是生命有機體，另一邊是社會溝通，我們該如何做出解釋？
在所有這些情形中，只要您想給出解答，就需要一種開放系統的理論。換句話說，我們需要一個理論來描述：環境的刺激如何對一個結構可以變化的系統施加影響？這裡的關鍵問題在於：當一個事件偶然發生之後，系統是如何做到在沒有計劃、甚至毫無預料的情況下，就在其內部對來自外部環境的信息做出感知（比如細胞級別的突變或一些幹擾與影響的信息）、並且引發結構變化的呢？也即，選擇一個新結構並試探這個結構能否實際穩定地維持下去。這與達爾文的理論有所不同，結構變動、穩定與再穩定方面的選擇也是建基於開放系統的理論。除了開放系統的一般理論之外，達爾文的演化論也解釋了歷史的維度或結構複雜性發展的維度，這與那些僅僅基於熵增理論就做出的預測也不盡相同。
如果採納這樣一種開放系統的一般理論，那麼我們應當承認：一些次要的、輔助性的理論，特別是輸入/輸出的模型都是與它聯結在一起的。在系統的一般概念層面上，開放系統理論並不能確定系統與環境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有些觀點認為，在特定的環境中，一個系統可能與特定的條件、特定的其它系統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性，但開放系統理論卻是在一般意義上使用「環境」概念並與其共同發揮運用的。所以，我們需要在系統/環境範式和跨系統範式之間做出區分，也即：一方面，系統只有處於環境之中並且與環境互動接觸時，才有可能防止熵增；另一方面，也需要考慮系統與系統之間的關係，即特定生態條件的依賴情形，或者系統對其它一些系統內部秩序的依賴性。比如政治系統對經濟系統的運作就有依賴性，稅收的接受情況可能影響人們對特定候選人的選擇意願。
更一般地講，我們講述了系統/環境的區分以及系統/系統之間的關係。輸入/輸出模型就是在處理後一種情況。它假設一個系統可以保持一種高度的自我同一性、對其環境給予高度的漠視，總的來說，環境對系統而言可以忽略不計——雖然在某些情況下，環境中的特定因素也許極為重要，但即便如此，也不是由環境來決定「哪些因素很重要」，而毋寧說，做出這種判斷的是系統本身。一個系統在此意義上可以做到相對自主，因為它是自己來決定自己——系統自己決定依賴於哪些因素，以作為對自己的「輸入」；然後，又將什麼傳遞到環境中去，以作為自己的「輸出」。這種決定依賴於系統內部的條件及其所屬的系統類型。也就是說，系統有所消耗但也產出積極的結果，它運作的消耗甚至能作為一種助益，去促進其它系統目標的達成。
粗略地講，這種輸入/輸出模式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變體。一種是較為理想的數學模型，在此模型中，人們設想有一定的信息輸入，系統通過一定的轉換函數，導出某些特定的結果。這樣一個轉換函數的結構是確定的，其實這也就是人們通常談論的「機器」，無論是現實中的還是數學函數上的，它都會將某些特定的輸入轉化為特定的輸出。它是一個高度技術性的模型，它設定自己在重複產出相同的結果，只要輸入是保持一致的。這也是人們批評系統論的一個原因：他們認為系統論是一種純技術化的理論，它不對現實的社會生活做評價或做批判。當然，我們也可以讓這種轉換函數的理論複雜化——人們可以想像一個系統具有多個並行的轉換功能，甚至一個系統的內部也可以再區分為進一步的子系統，以便系統內的多種輸入/輸出關係可以聯結在一起。但是，這種理論的基本思想仍然是系統的觀察人員可以看到一個保持同一且完全透明的轉化過程[2]。同時，對於這種結果的假設也預測：面對相同的輸入，穩定而同一的輸出可以被生產出來，所以人們正在面對的必然是一個可靠的系統。
但是，試圖將這種數學模型運用到社會現實或心理學的領域，在意義的世界裡嘗試套用函數的模型、想像意識系統與輸入/輸出的模式一起運用，就勢必會陷入困境。例如，在心理學中，以前曾有過一種刺激—反應模式的行為主義理論[3]，它已然實現了這種套用，只不過沒有使用「輸入」與「輸出」的術語。在心理學領域，追溯到上世紀30年代，我們會發現它不可能只是一個簡單的轉換而已，而是必須與一個中間變量一起工作，當時這個中間變量通常是用「一般化」（Generalisierung，generalization）的概念來表述的。也就是說，心理系統（意識系統）概括了它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以便不同的輸入可以被歸入同一種類型、然後產生相同的輸出。反之，一個心理系統可以用不同的輸出來應對同一個輸入，這取決於一個人的心情狀態（Befindlichkeit，affective state）。這種複雜化理論的出現，意味著先前那種簡單的數學模型被瓦解了，我們需要更進一步地檢視系統理論。
「刺激—反應理論」(又稱「行為學習理論」)由美國行為主義心理學奠基人華生（John B.Watson，1878—1958）提出，其更深遠的淵源來自巴甫洛夫條件反射實驗。該理論認為人類的複雜行為可以被分解為兩部分：刺激和反應，人的行為來自對刺激的反應，而學習的實質是形成習慣，也即將對刺激做出的散亂反應轉變為有規律的、確定條件的反應。在社會學領域運用輸入/輸出的模式也可以發現類似的結果，甚至在術語的運用上也是如此。例如，我想通過大衛·伊斯頓（DavidEaston）的理論嘗試，來試圖將輸入/輸出模式帶入社會系統的分析，特別是政治系統。伊斯頓試圖構建能夠提供多重輸入的對應模型：一方面，公務配置的支持，是政府通過普選獲得的支持；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利益相關者、遊說集團等組織進行特定利益的輸入。政治本身被看成一種轉換機制，這裡的輸出被伊斯頓描述為「價值分配」，它是對政治決定所帶來的利益的分配，或者是民眾之中價值的分布。在這個循環的下一階段，民眾通過重新調整選舉偏好或利益訴求來影響政治。但在這種模型中，既不可能實現量化也不可能提供一種數學公式來闡明：在相同的條件下，政治是否一定會再以同樣的方法運行。
「黑箱理論」回應了這種「無法精確描述系統內部運作能力」的解釋鴻溝，它至少有一部分從控制論而來的，但在這些情景中獲得了明確的應用。「黑箱理論」指出，由於系統的高度複雜性，其內部無法被識別，也無法被分析；只有從系統外部的規律出發才能得出結論：一定有某種機制可以解釋系統的可靠性，以及在給定某一輸入的情況下、系統的輸出具有可計算性和可預測性。這種模式仍然為系統內部特定結構的研究留下了空間。所以，黑箱理論的概念能夠很好地、或多或少地處理建構主義的系統論問題，這並不是一種巧合。以政治系統「輸入—轉換—輸出」的過程為例，可以透徹地理解這一點：政黨制度成型於十九世紀末，隨後，議會就失去了最初的根基，也就是出於議員自我意志而做出決定的、能夠表達他們真實意願的制度化的自由；但作為取代性優勢的是，政治黨派將一系列的政治問題集中起來解決，並且他們本身也在爭取選舉的勝利。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基於法律以及對動亂、失衡及其它社會問題的回應，這種轉變鼓動了從傳統國家向福利國家的轉變——這意味著國家通過操作或者許諾這種轉變來積極地改變社會環境、開展政治活動。
一般而言，黑箱理論僅僅是一個提供了框架的模型，而且原則上不排除隨後進行更詳細分析的可能性。但它首先解決了「輸入/輸出模式」近似僵硬、機械化或函數對應式的觀念問題。用這種模式思考法律系統或許相當管用，因為在法律領域中運用輸入/輸出的分析模式，的確會產生切實的分析效果。但是，真正將其應用於法律系統分析而取得的成果卻是相當匱乏的。據我所知，只有幾項重要的研究，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都僅出現在六十年代後期。
首先，這個想法本身是很淺顯的，因為人們可以很容易地想像法律在原則上是一個輸入為導向的程序：每當某一信息到達時，就必須做出某項決定。曾經我為這種情形創設了一個術語：「條件綱要」（Konditionalprogramm，conditional program），當然，現在它也變成了一個通常用語。從精確的意義上講，它確實是一個有條件的程式，因為無論結果如何，系統總是通過「輸入的限定」來指引自身，並根據某些輸入產生某些決定。合法的請求是正面的，不法的請求是負面的；合法的訴求可以被支持，不法的訴求則不能。因此，如果法律系統在實踐中真的以這種方式運作，那麼它將成為應用「輸入/輸出」分析的理想範例——作為某種能從外部觀察的機器，一直以可計算、可預測的方式運作著。然而，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臺機器其實非常複雜，因為它有眾多法律規則和可能的入口，因為它有許多不同的輸入可能性，所以通過不同種類的訴求，人們可以嘗試獲取多元的法律救濟。同時，人們總是有多種尋求公義的途徑，只要有一種能作為預期的願景，它就會像啟動機械一樣地被調動起來。
然而，通過更精準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帶有「目的性」的考慮方向也逐漸進入到了法律系統中，也就是說法律——或者有人可能會說，一位優秀的律師——總是會去反思他提出的某種法律觀點或宣稱的某個法律解釋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以及這可能帶來何種後果。因此，在我們現代的理解中，一位好律師必須始終考慮「輸出的限定」。我認為，正是這個事實使得法律系統的模型在現實中是不可預測的——即使不完全如此，也至少是有這樣的可能性。法律決定的後果不同於個案，它們受制於更深層的經驗條件，因此對於那些把法律系統視為機器的人來說，這是無法預測的。此外，如果有人追溯二十世紀法律及法學理論的歷史，他就能清楚地看到：當考慮「利益」時，改變法律的傾向就會提高。這裡的關鍵並不僅僅是要在概念或法律上推導出某個案例的結果，而且要考慮到在這個過程中應該支持哪些利益，以及讓這些利益得到進一步推進和實現的可能性。或者說，個案中隱藏著的利益衡量針對的是法律規範本身沒考慮到的利益衝突。如果我們展示一個具體的案件是如何根據法律而得到判決的，這其實是在訴諸法官公平與正義的情感（Gerechtigkeitsempfinden，justiceand fairness），而它與大多數民眾的正義感是大致相同的。這一趨勢的發展程度，與我們在福利國家中將法律工程納入到「服務於福利國家目標」的程度是相同的。即使是當今的憲法法院，也會將價值權衡與利益平衡視為他們的任務之一，這一進程對政治的考量施加了不容小視的幹預。
通過詳細闡述所有這些細節，我試圖指出當「輸入/輸出」的模型被引入系統論時應該留意哪些問題，以及在「輸入」、「轉換」、「輸出」這些術語的鉗制下，社會理論從一般系統理論中吸取的滋養又是多麼的匱乏！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在七十年代，輸入—轉換—輸出的模型失去了其重要性的原因之一。一方面，這個理論本身是存疑的，同時，基於意識形態的偏見，它被認為是一種機械的、純粹技術性的理論。當然，我們必須說，在數學或理論模型設計的層面，它確實包含了上述元素。但是另一方面，還有一個問題在於：如果系統的邊界是以輸出和輸入的方式標記，那麼到底能具體得到些什麼呢？換句話說，問題在於：如果系統能將輸入轉換為輸出，那麼系統本身又是什麼？為了適應重要且相關的輸入、並且產生相應的輸出，這種轉換與選擇的執行基礎是什麼？它屬於哪種類型的機器？它需要蘊含什麼樣的結構、搭配什麼樣的操作安排？就「輸入/輸出」模型而言，這正是我們幻想著「已經給出了答案」的問題，但實際上它從來沒有真正被回答過。
從這一點出發，讓我們來著手學習新的內容，也就是一般系統理論第三條有希望的出路（Hoffnungsträger）：控制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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