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華管理學院在35年的發展過程中，已形成了「以學術為本」的價值取向。學院一直堅持以通行的學術規範和科學理性的研究方法，做具有國際水準的中國學問。我們反對在研究中炫技式地過度運用「數學和各類模型」: 因為數學和模型只是工具，不是學問的目的。與此同時，我們也在不斷追問和反思：「何為研究」「如何研究」和「為誰研究」等根本性問題。
站在35歲的新起點，我們的答案從未如此清晰：基於科學的範式和方法，發現和揭示科學且有用的經濟與管理知識，做服務社會的經濟管理研究。為此，我們將遵循以下原則：
第一，探索基本規律。研究的目的，不在於迎合，也不在於提出聳人聽聞、貌似自洽的觀點，而在於懷著敬畏之心去探索人類對基本規律的認識，以推動認知的邊界。研究從來都不應該是打著「有個性、有特點」的旗號去生產形形色色、蠱惑人心的「屠龍術」、「鍊金術」，更不是去製造毫無實證依據的管理學「故事會」。
第二，遵循科學方法。在科學理性的框架下，遵循建立在邏輯推理和實證分析基礎上的科學研究範式，建立穿透時間、具有普適性的商業規律和經濟規律的基本認知。我們將堅持「以國際通行的學術規範和學術方法，做具有國際水準的中國學問」的獨特定位。
第三，服務社會需求。紮根中國問題，做真學問。面對中國改革開放40餘年積累而來的學術富礦，認清中國管理和經濟研究遇到的真正挑戰，並非研究範式問題，而是如何用科學理性的方法，去研究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我們鼓勵理論領域前沿性探索與應用領域重大問題解決，創造有益於中國當下乃至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商業與社會知識，推動中國管理科學的發展，服務國家發展與商業實踐。
一所商學院的學術堅持
在光華，與「因思想，而光華」同樣重要的六個字是「因學術，而思想」。科學理性的學術研究是思想的根。嚴肅的研究態度，對於一個以「創造管理知識，培養商界領袖，推動社會進步」為使命的管理學院而言，意義不言自明。
近些年來，光華在國際、國內頂級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從量到質均位居亞洲學府前列。僅僅2019年就超過了100篇。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Management Science、Marketing Science等國際最頂級的學術期刊上，光華學者的名字頻頻出現，影響比肩國際一流商學院。
在國內學術領域，近12年「中國高校人文社科學者被引論文排行榜」首位的桂冠，被光華教授摘得。在國內兩大頂級經濟學期刊上的發表數量與質量，光華在全國也保持領先地位。2014-2018年，光華在《經濟研究》上發表學術文章42篇，在《管理世界》發表41篇，圍繞宏觀經濟政策、微觀企業、風險投資、盈餘管理、土地財政、生產效率、企業創新、公司治理、激勵效應、企業金融化和全球價值鏈等重要研究主題展開。
對於學術的堅持，還在於我們深諳傳承與創新中所蘊含的巨大活力。光華從2003年啟動IPHD（國際博士生）項目，對標世界主流研究型大學的博士生培養方案訓練學生，旨在培養高水平的青年學者，加快他們走向國際學術舞臺的步伐。截止目前，累計有50餘位光華畢業的學者在中國、美國、澳大利亞、英國、法國、日本等國的知名大學任教。
凡此種種，無法一一列舉。我們無意誇耀，對於學術研究，深感任重道遠，從不敢有半絲怠惰。如果說有何經驗可供分享和探討，它得益於一大批60、70、80，甚至90後的光華學者和學子，他們前赴後繼「用國際通行的方法，做具有國際水準的中國研究」；他們形成了科學、理性的研究風格，聚焦研究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商業前沿實踐的重大關鍵問題，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在此過程中，我們的學術自信不斷增強。
真正的力量，是理性和科學的力量
「夫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從本質上說，學術是沒有國界的，它們有著通用的語言和規則，通過交流與互鑑，共同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80年代、90年代，是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早期，我們重新學習經濟研究範式，系統地把西方經濟學、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引入國內。這些年，包括光華學者在內的中國經濟學家開始規範地使用這些範式來梳理、研究中國問題。無論是數學還是模型，從來只是工具，是方法，而非目的，更非價值取向。在研究過程中，通過構建數學模型等定量手段或思維框架進行實證分析和研究，在解析許多特定的經濟管理類問題時，具有重要的、難以替代的作用。
但當我們遇到一些問題不能解釋，或者很難用現有的範式來解釋之時，如「中國發展模式如何用現代經濟學解釋」等問題，就容易誘發對現有研究範式的質疑，滑向「二元對立」的深淵而不自知——放棄理性和科學精神，放棄基礎和嚴謹的方法，打著「有個性、有特點」的旗號去生產形形色色、蠱惑人心的「屠龍術」、「鍊金術」， 去製造毫無實證依據的管理學「故事會」。這何以對得起「學術」二字？
這種對理性和科學的思維的挑戰，也讓我們擔憂：我們花了近40年時間，培養了一批熟練運用國際通行科學語言和研究方法的學者，才形成了科學理性的研究風格，若但凡遇到問題，就輕易地上升到對「範式」的挑戰，對理性研究方法的挑戰，著實令人嘆惋。
在這個充斥著天花亂墜的狂歡漫談，充斥著「聽似熱鬧、但細想無半點收穫」的知識表演的時代，真正的學術研究的重要性更為凸顯。身為學者，我們理應繼續遵循方法科學——無論是定性或定量研究，無論是理論或實證研究，均應當採用嚴謹的科學方法和流程，更加強調研究的方法論。
真正的力量，是理性和科學的力量。只有那些建立在嚴密的邏輯推理和實證分析基礎上的科學研究，才能夠真正幫助我們建立起，對那些穿透時間、具有普適性的商業規律和經濟規律的基本認知，推動人類經濟社會不斷向前。
我們歡迎在共同認知框架下的學術爭論: 正是這樣的爭論，才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推動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而放棄正面學術討論，直接改變範式和邏輯，試圖凌駕於爭論之上，無異於避重就輕，對幫助我們認識世界並無任何實際意義。
紮根中國，研究「真問題」
中國經濟和管理學術的正當性，不僅僅表現為在頂級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也不僅僅表現為方法的科學與理性，它更反映在紮根中國、研究「真問題」，去揭示中國管理智慧，解決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做服務社會的經濟管理研究。
大學，是學術真理誕生的思想苑地，它應執著於學術的獨立研究和真理追求。蔡元培先生曾說，「治學者可謂之大學」。何為治學？我們可以稱它為「無用」。這裡的「無用」，是相對短視、急功近利而言的。比如公司今年銷售上不去，再優秀的博士論文也沒有直接的答案。學術研究的對象，是具有一般意義的重要問題，目的是為了增進對基礎規律的認知，讓人們不至於在同一地方反覆跌倒——這也正是學術研究的真正價值所在。沒有什麼比一個好的理論更實用。一個毫無一般性的解釋功能，特殊得只能解釋個別現象而無法伸展到其他現象的「理論」，是不能被稱為理論的；而同樣一個能夠解釋一切現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被證偽、或者被更好的理論替代的「理論」，是典型的「套套邏輯」（tautology），同樣也不能被稱為理論。為此，我們必須警惕那些漫天飛舞但缺乏形式邏輯和實證證據的 「新概念」，和林林總總、質量不一的「思想泡沫」。
好的研究，好的理論，基於科學理性的研究範式，它一定發端於實踐，根植於實踐，也將服務於實踐。「沒有什麼比正確地回答錯誤的問題更危險」，我們應當認識到，中國經濟管理研究今天最大的問題，從來都不是範式問題，而是研究「真問題」的極度稀缺。
什麼是紮根中國的「真問題」？它一定是緊緊圍繞中國經濟和商業實踐開展研究，是能夠提供政策建議和諮詢，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是能夠通過研究市場規律和趨勢，服務企業成長發展；是能夠講好中國故事，支撐中國實踐，貢獻中國方案的。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餘年波瀾壯闊，但也有大量新的問題和挑戰撲面而來：宏觀層面上，西方國家300年的發展，為什麼中國用40年就完成了？走向高質量的發展道路，中國經濟改革的突破口何在，增長新動能何在？微觀層面上，如何成長一批具有市場價值創造的能力，又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嚮往的企業？技術革命奔湧向前，數字經濟將如何改變中國企業商業實踐，涉及公司財務、市場營銷、企業戰略、組織行為、領導力等方方面面。這些「真問題」，亟待我們以嚴肅的學術研究去破題，以嚴謹的科學方法去論證、去梳理。
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對於中國學者來說，是一座學術富礦，可研究的問題有許多，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機會。如果沒有去研究好、梳理好，對任何一個有理想的學者來說，是有負於這個時代的。
道雖阻且長，但行則將至。在35年的發展中，光華對學術充滿敬畏，並持續倡導和踐行「以學術為本」的價值觀。這也是學院近些年反覆強調學術研究，加快建設「光華思想力」智庫平臺的原因，我們希望能夠立足新時代中國，遵規範的學術標準，循前沿的科學方法，做世界水平的中國學問。以學術為根，把光華建設成中國的世界級商學院。
一個人的行走，決定一個人的存在；而一群人的行走，可能決定一個時代的存在。我們期待更多的學者，加入到「用嚴肅科學的方法，去研究對中國經濟和管理有著重大意義的問題」的隊伍中來，扛起中國學術的責任擔當！
原標題：《研究不是「故事會」: 用科學理性的方法研究中國問題｜光華35周年回顧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