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畫像石看華夏賞鯉文化之源
賈汪區文聯 林朝輝
一、中華是錦鯉文化的源頭
20世紀50年代，西安半坡遺址出土了一個充滿神秘感特殊紋飾的人面魚紋彩陶盆，年代距今約6800─6300年，盆內刻有幾何圖形鯉魚。
當然，對於這兩條魚包含的意義有多種，最有可能是生殖崇拜，同時也可以說明早期人類與魚的密切關係。上古時候，魚作為吉祥物，常特指鯉魚，從一開始，鯉魚就作為魚類的形象大使與文化結合起來。《史記·周本記》上記載「周王朝有鳥、魚有瑞」。在歷代文化典籍中，描寫鯉魚常用「鯉」、「鯉魚」、「赤鯉」、「錦鯉」、「紅鯉」、「雙鯉」、「素鯉」、「赬鯉」、「紅魚」等詞彙。可見在華夏文化傳承中，對鯉魚的記憶由來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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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史記·孔子世家》，周景王十三年，即魯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十九歲，娶宋人亓官氏之女為妻。一年後，亓官氏為孔子生下一子。孔子當時是管理倉庫的委吏，得到魯昭公賞識。魯昭公派人送來一條大鯉魚，表示祝賀。孔子以國君親自賜物為莫大的榮幸，因此給自己的兒子取名為鯉，字伯魚。以志紀念，後成習俗，有人生子，親朋好友往往執鯉前去祝賀，或饋贈以鯉形的禮物，寄意新生兒健如鯉，不怕艱難，搏浪成長
而在唐代，由於「鯉」與「李」諧音，魚姓了唐皇帝之姓，鯉魚由魚類中的「形象大使」躍居為魚類中的「九五之尊」。因此鯉魚身價百倍，尊「鯉」之風盛行。皇帝和達官顯貴，身上都佩有鯉形飾物，朝廷發布命令或調動軍隊，皆用鯉魚形狀的兵符(即鯉符，雕木或鑄銅為鯉魚形，刻字其上，剖而分執之，以為憑信)。為了避諱，唐朝法律規定:得鯉魚不論大小，只準放生，不得殺食，敢賣鯉魚的人要遭六十杖責。民間也不得不以鯉為諱，改稱鯉魚為「我鮮公」。「鯉魚竟然只能看不能吃！」唐朝法律這些規定更加促使賞鯉文化的高度發展。
唐代的陸龜蒙、戴叔倫、張籍、李商隱，宋代的蘇軾、祝慶夫、白玉蟾、趙蕃、梅堯臣、黃庭堅、釋志朋、虞儔、蔡伸、李復、李泳、薛利和，元代的陳克明、湯舜民、滕斌，明代的于謙、揚基、張含，清代的曾國藩、吳藻等都寫有包含「錦鯉」字眼的詩詞。
唐朝陸龜蒙所作《奉酬襲美苦雨》:「層雲愁天低，久雨倚檻冷。絲禽藏荷香，錦鯉繞島影。」這是我國古代詩中首次出現錦鯉，也是現今世界上最早的錦鯉名稱使用記錄。
「禁沼冰開跳錦鯉，御林風暖囀黃鸝。金與未下迎春閣，折遍名花第一枝。」王珪是宋代的宰相，從本詩題目以及「禁沼」，「御林」可以看出詩中描寫的是皇宮內的景象，可見宋代的皇宮裡也養錦鯉。錦鯉作為皇宮大內中的魚，其富貴意味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中國詩詞中,關於鯉魚的典故非常之多,其中「鯉躍龍門」和「琴高騎鯉」最為人所樂道。
《太平廣記》卷四六六"龍門"條引《三秦記》:"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闊一裡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即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為龍矣。"
有關「琴高騎鯉」詩詞記載頗多，如：
唐劉禹錫《浙西李大夫示述夢》：「羽化如乘鯉，樓居舊冠鰲。」
南朝（梁）江淹《採石上葛蒲》：「赤鯉倘可乘，雲霧不復還。」
明徐渭《琴高圖》：「乍聞弄玉騎青鳳，又見琴高跨赤魚。」
唐羅隱《錢溏江潮》：「至竟朝昏誰主掌，好騎赤鯉問陽侯。」
唐岑參《阻戎瀘間群盜》：「願得隨琴高，騎魚向雲煙。」
清王十禛在《劉子端舍人惠琴魚》中寫道：「琴高騎鯉撇波去，至今溪水桃花香。」等等。
劉向《列仙傳》載：「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旁，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這就是「琴高騎鯉」典故的出處，後人即以琴高作鯉魚的代稱。
從以上這些記載來看，華夏出現鯉魚已可追溯至五帝時代，說中國是鯉魚的故鄉不為過，中國是鯉魚文化的發源地無可爭議。再說，三皇之初，伏羲教先民織網捕魚，那時候，應該也有鯉魚種吧。資料顯示，亞洲是鯉魚的發源地，然後傳播到歐洲。
據史料查證，在殷商時期，我國先民便開始池塘養鯉。至少在漢代，華夏就有成熟的養魚經驗和技巧。傳說越國的範蠡寫過《陶朱公養魚經》，他較為詳細地介紹了養殖鯉魚的知識。據考證，這本養魚經雖然並非春秋末範蠡所撰，但成書於漢代是沒有疑問的。《世說新語任誕篇》注文所引《襄陽記》，謂漢光武時「侍中習鬱於峴山南，依《範蠡養魚經》作魚池」的記載,說明此書在東漢初期便已出現。《養魚經》雖已早佚，卻被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引用而得以流傳，書中載有較為詳盡的有關「建池、孵化、輪捕等方面的經驗。
在眾多的唐宋詩詞中，「錦鯉」一詞頻繁出現，說明，觀賞鯉魚有可能已經不是單一的顏色的鯉魚了，是具有比較接近現代錦鯉的一些特徵。在悠長的自然繁殖和天選過程中，加上三千年的人工培育完全有可能衝破鯉魚紅色或者黃色單一顏色的桎梏，而形成三種以上色彩的可能性，當然還需要作多方面的論據論證。
當今社會，錦鯉養殖和觀賞已經具有普遍性，特別是日本的「錦鯉文化」較為突出，但其文化源頭來自華夏。一般認為，在漢唐期間，中國「鯉魚躍龍門」文化最有可能傳入日本，「望子成龍」的理念開始在倭國流行。他們為祈求上天照看好自己的孩子，也寄望家中男孩能勇敢的躍過「龍門」，民眾開始在家門前立鯉魚旗，成為每年5月5日日本男孩節的重要象徵。
關於鯉魚文化傳播至日本應該是漢光武帝時，日本交流使團把養魚技術帶回國內。至唐時，倭國派遣到長安的交流使團更多，他們開始全面學習華夏文化，也包括錦鯉養殖、賞玩飼訓技術。
河伯出行圖 鯉魚旗的來源
此漢畫像石圖中，兩侍衛駕馭三鯉拉車，魚人在上方引路；兩侍衛中間，立一旗杆，兩條鯉魚如旗幟般飄蕩；後面河伯端坐龍身。河伯有冰夷、馮夷、無夷、魚伯等稱呼。文獻中「河伯」的形象半人半獸，其形象與「魚」相關。此漢畫像石寓意有魚化龍，祈求風調雨順等。由此可見，日本的鯉魚旗即來源於此，華夏正是日本的鯉魚文化
二、徐魯邊暨賈汪賞鯉文化發源地之分析
縱觀世界，華夏文化源遠流長，中國作為賞鯉文化的發源地毋庸置疑，至於其發源地最早出現在國內哪個地區卻沒有明確指向，國內也少有權威性的研究成果。但是，徐州地區即賈汪區出現的「狩獵·賞鯉·泗水撈鼎圖」、「東王公·賞鯉·迎賓·車馬出行圖」兩塊漢畫像石無疑為「發源地」的研究提供重大線索。這些具有極高的歷史文化研究價值的漢畫像石集中在賈汪出土，顯示該地區潛藏著賞鯉文化重大考古課題。而在其他區域沒有發現以「賞」為主題的漢畫像石題材。
1、賈汪漢畫像石在徐州地區佔據核心位置。
徐州的漢墓、漢兵馬俑、漢畫像石並成為「漢代三絕」。而徐州漢畫像石與南京六朝陵墓雕像、蘇州園林又並稱「江蘇三寶」。可見，徐州漢畫像石在兩漢文化中特殊地位，而賈汪漢畫像石卻是徐州漢畫像石中的皇冠。
賈汪區地處徐魯邊，魯南山系西邊緣，面臨徐東黃河衝積平原，是自然的地理高地，正因為如此，群山之中商、周及漢代墓葬密布。已經發現的古人類文化遺址有處於城區的廟臺子遺址、玉龍灣遺址；處於鳳鳴湖景區的焦莊遺址；處於城郊的有黑古堆遺址、沙古堆遺址等，出土相當數量龍山文化時期的文物。賈汪出土的漢畫像石很多散存在徐州漢畫像石館和白集漢墓漢畫像石走廊，題材經典，內容廣泛，不乏特殊珍品，如「輯盜榮歸圖」體現漢代司法制度；「庖廚烤肉串圖」證明徐州是烤羊肉串的源地；「泗水撈鼎圖、紡織圖」顯示漢代徐州紡織業發達；「河伯出行圖」可見徐州地區深得華夏鯉魚文化精髓等等。
被學者馮其庸先生高度讚譽「天下第一漢墓」的白集漢墓，極大地吸引了世人的眼光，一度掀起了「白集漢墓熱」，因為它是徐州地區保存最為完好的一座東漢畫像石墓，祠堂與墓室均刻有畫像。墓葬規模較大，石刻畫像內容豐富，雕刻技法精湛、高超，對研究漢代的社會制度，特別是探討徐州地區漢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有著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
而今，白集漢墓中位於祠堂內的一塊「東王公·賞鯉·迎賓·車馬出行圖」由於賈汪龍門鯉產業園建設突然走進人們視野，再次引發人們對這個「天下第一墓」的高度關注。
金烏及河伯出行圖（賈汪）
白集漢墓 墓室
2、兩塊賞鯉圖的重要內涵。
眾所周知，漢畫像石是漢代經濟高度發展、達官貴族崇尚厚葬風尚的產物，其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既有神話傳說，也有歷史典故，還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現漢畫像石的地域也很廣，主要有4個中心:一是河南南陽、鄂北區，二是蘇北、魯南區，三是四川地區，四是陝北、晉西北區。
現實生活類，如：賞鯉狩獵、射御比武、迎來送往、車騎出行、迎賓拜謁等，它廣泛地反映出墓主生前擁有的各種財富資產情況，從山林田池到宅第高樓等，將這些內容都總匯起來便可構成一幅完整的莊園經濟圖，也是墓主所想過的前述那種生活方式的物質基礎。同樣，作為一種崇尚財富的觀念這也被移植到人們想像的仙境之中。歷史故事類，如賢君明臣、武功爵勳、貞節烈女、殉國刺客等。神仙世界類，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龜蛇相交)四神，有傳說的摶士造人、鍊石補天、創造天地人的始祖女媧，有伏羲女媧人首蛇身相交，有玉兔搗藥、神獸守鼎、西王母與東王公以及其它奇禽異獸等。
其中鯉魚作為漢畫像石題材也相對豐富，比如河伯出行圖、庖廚宴飲圖、舞樂宴饗圖、水榭看漁圖、屋簷懸魚圖等。
在這麼多的與鯉魚有關的漢畫像石中，純粹以」賞」為主題的「賞鯉圖」卻極為罕見，目前作者僅發現兩塊，即上文提到的位於白集漢墓中的「東王公·賞魚·迎賓·車馬出行圖」，另一塊「觀獵·賞魚·泗水撈鼎圖」（一般稱之為「泗水撈鼎圖」出土於現賈汪區汴塘鎮）則由徐州漢畫像石館收藏。
圖1「觀獵·賞魚·撈鼎圖」表現的內容很豐富，畫面可分為三部分。上部分突出水榭，人物居亭中，身份尊貴，他左手執甌，右手拋撒魚餌，池中四條鯉魚聚集一處搶食，一隻鯢正從遠處飛快遊去，兩條大鯉魚則潛於水底。這七條魚完全佔據左下的空間，沒有任何其他內容。
圖2漢畫像石「東王公·賞鯉·迎賓·車馬出行圖」發現於賈汪白集漢墓。我們知道，白集漢墓是國內保存完整的漢墓，被列為國保單位。墓葬整體結構由祠堂和墓室兩部分組成，此漢畫像石出現在外室祠堂的墓闕上。圖2這塊特殊漢畫像石分為六格，最上面一格居中端坐一人，1、2、3層有眾多的祥禽吉獸環拱，顯示其尊貴，這或許是對墓主人升仙后想像的描繪，其實刻畫的正是東王公,男仙之首，刻於其上顯示對東王公景仰之意。這塊漢畫像石處於祠堂墓闕上，與之相對應的還有一塊畫像石，即：西王母·野飲·孔子拜老子·車馬出行圖。第四層就是賞魚圖，亭臺水榭上有兩列人正襟危坐，身份尊貴，鯉魚池邊有兩個孩子吊著青草在逗魚，池中九鯉，大小相間形態各異，刻畫逼真，可見主人生前高雅的生活情態。第五格是常見的迎賓圖，似乎是墓主夫婦在迎接一群客人，主賓身著華服，彬彬有禮，可見漢代貴族注重禮儀。第六格是車馬出行圖。
圖1和圖2所表現的純粹的「賞魚」，則有別於一些漢畫像石體現的「捕魚」，比如圖3在微山縣兩城鎮出土的「水榭觀漁圖」。
水榭之下有兩人，一坐一站，一貴婦一侍僕，侍者正向女主人匯報事務。這位貴婦人頭髮高聳非常突出，似乎是擰旋式髮髻，這是漢代末期始創的一種髮式。水榭後面的野外，大鹿中箭拚命逃跑，一人騎馬張弓搭箭在後面追趕，兇猛的獵狗幫助主人追捕。這是否也有「逐鹿中原」之含義。最下部分也刻有一隻大鯉魚，卻有兩隻魚鷹在觀察水面伺機捕食，顯然，這是一幅「捕魚圖」，與「賞鯉」意義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圖1這塊「賞鯉圖」與「撈鼎圖」並列一起，則大有深意。
我們知道，「泗水撈鼎」是一個重大的歷史題材，講的是西周時期，象徵國家政權的九個銅鼎，在公元前296年被秦昭襄王奪去。運經彭城泗水，突然有一個鼎躍入水中，怎麼都找不到了，只有八鼎運到了鹹陽。始皇一統六合後於公元前219巡行東海求仙藥，路經彭城，那銅鼎竟然於泗水浮現。秦始皇即派遣千餘人打撈，但是當鼎即將被拉上岸時，鼎內突然伸出一神龍咬斷繩索，鼎又沒於水底，再也打撈不上來，謂之鼎伏。此漢畫像石明顯具有地域指向，即事件發生地於古彭徐州，因此意義甚大，而「賞鯉圖」與之並列，是不是後者也具有明顯的地域性呢？
需要指出的是，漢畫像石中，神仙世界類的題材具有很大的相通性，而現實類的題材往往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特點。
三、全國四大漢畫像石產地中心各具特色
一般來說,出現在不同地方的漢代墓葬必然浸染不同的文化特點,不同地域的王侯及達官顯貴們以及平民百姓所經歷的生活場景不同,在其墓葬的畫像石上體現的具有地域特色的事件題材也在情理之中。如果是這樣,徐州地區是華夏養魚、賞魚的發源地就有很大的可能性。
圖4
比如圖4，臨沂出土的「大禹治水圖」畫像石,在國內也是極少見,為什麼會在臨沂出現呢?有專家研究指出,沂水和泗水曾經是大禹治水之處，此歷史大事件在當地留下很深的印記，因而在漢畫像石中體現出來。當然，臨沂(琅琊)也曾隸屬古徐州。
圖5
圖5，南陽漢畫像石則體現了楚文化特徵，信巫鬼重淫祀，拜日崇火、陰陽觀、長生術題材多。羽人即為楚先民所信仰的有羽翼的仙人，與不死同義，可長生不老，可升天。古人認為欲登仙，必須經過羽化，「為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升天」。如「神獸·羽人」漢畫像石，出土於河南南陽麒麟崗，明顯具有楚地文化特色。
賈汪區出土的「河伯出行圖中」漢畫像石中就有太陽和金烏，也體現了楚人獨特信仰的問題。而徐州正是楚文化重要的載體地域。
圖6
圖6（1）
圖6，「孔老會」漢畫像石在國內看,則以山東出土最多，很顯然，山東是儒學發祥地，深受儒家和道家文化雙重薰陶，歷史人物題材多。孔子和老子分別是儒學和道學之祖，此二人同時出現在畫像石之上，「將『孔子問禮於老子』作為垂教後世的歷史典故勒刻於石,應是當地人慎重選擇的結果，這無疑反映了當時山東儒學的興盛。」（郭思克）無獨有偶，白集漢墓祠堂內也有「孔老會」畫像石，因賈汪與魯西南接壤，文化淵源深厚。如圖6（1）
圖7
圖7，陝西綏德縣白家山出土的墓室橫額，左邊是狩獵圖，可以看到獵人張弓搭箭，鹿在逃、野豬在逃。右邊為放牧圖，可看到一片祥和景象，馬悠閒吃草，人物談情說愛，甚至有懷孕的婦女。中間則是戰爭圖，有夫妻拜別，追趕潰敵等。此漢畫像石比較集中地展現了古陝西邊地生活的重要特徵，地域性很明顯。
當然，純粹的泗水撈鼎漢畫像石並不是唯一的，南陽新野縣樊集、微山縣等地皆有發現。但是泗水撈鼎圖和賞鯉圖同時刻畫一起的僅僅出現在徐州賈汪，這的確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是不是意味著，「賞鯉圖」也具有強烈地地域特徵，賈汪地區在華夏賞鯉文化中是否佔據核心位置？
四、賞鯉圖唯獨出現在徐州賈汪的要素
從圖2這塊漢畫像石的比例上看，在這樣的空間裡，需要表達的重要內容很多，卻在「寸土寸金」之中獨闢一方，刻畫數條觀賞鯉魚，這從中透出的信息很多。
圖2局部
一是至少西漢時期官府開始倡導養魚。漢代是大一統的封建國家,地域遼闊,除了江河潮海可提供豐富的漁業資源外,分布在各郡縣的陂塘池沼也可以充分利用養魚。當時的齊魯、江東、吳越、荊楚、巴蜀、廣漢、關中等地,都是重要的產魚區,這在《漢書·地理志》中有明確記載:
上谷至江東…有漁鹽棗粟之饒。」
「楚越之地……通魚鹽之貨。」齊地……通漁鹽之利。」
該書又引《周禮·職方氏》:
「正東曰青州……藪曰孟諸,川曰淮、泗,浸曰沂、沭;其利蒲、魚。」
「河東日兗州……藪曰泰野,其川曰河、濟,浸日盧、濰;其利蒲、魚。」
「徐州……川曰汴、泗、淮、沂，利蒲、魚。」
漢代許慎《說文解字》一書,其中所記魚類名稱多達七八十種,而且一一作了訓詁,說明人們已對各種魚的習性、特點、價值有了明確認識。
二是漢代養魚業的興旺,促使捕魚和養魚技術都有了長足發展。從養魚技術方面來講,當時已出現養魚專著,即《陶朱公養魚經》。此書被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引用而得以流傳,書中總結了建池、孵化、輪捕等方面的經驗。
很多有關鯉魚題材得漢畫像石往往出現魚鱉共存得情況，這恰恰說明漢代養魚業的成熟，包括對大鯢的餵養和訓練鸕鷀捉魚等。
《史記·貨殖列傳》多次提到「弋射漁獵」、「飯稻黨魚」。《後漢書·劉般傳》載:「民資漁採,以助口實。」均表明魚已成為當時人們飲食中的重要食物。魚還是古代祭祀中重要祭品,其規格僅次於牛羊豬三牲。漢代祭祀用魚數量頗多,《漢舊儀》記載：取魚鱉給祠祀,用魚鱉千枚。」「魚給諸陵廟祭祀」。至於當時民間祭祀場合,更是流行以魚獻祭,《四民月令》即有「薦麥、魚於祖禰mi」的記載,意思是用麥、魚等食品享祭祖先。即便在當代民間祭祀時，魚，不可或缺。（李錦山《魯南漢畫像石研究》）如賈汪出土的「祭臺」就是以魚獻祭。
捕魚圖（徐州），顯示漁業發達
鯉魚祭祀（賈汪）
三是為了觀賞遊樂。當時分封於外地的諸侯王,也都在自已的宮苑內修建養魚池。作為漢高祖的故鄉，徐州劉姓王權勢和財富非同尋常，生活奢靡訓魚耍鳥很自然，至於地主莊園中養魚以供遊觀非常普遍。
我們可以看到,凡是表現地主莊園魚池的畫面,近水池旁均構建有雲臺水榭,榭上及踏梯上多聚觀者,興致勃勃地觀看垂釣、捕魚。畫像石中的養魚、捕魚場面,展示了東漢時期濃鬱的風情畫面,為我們了解當時這一帶的水生資源、養魚和捕魚技術、生態環境和人居環境等提供了形象化的資料。這也正是徐州地區漢畫像石最為常見的表現題材,地域性很強。
同時，徐州的達官顯貴對欣賞鯉魚有比較高的雅好，他們不僅要把鯉魚養得肥肥美美，還需要觀賞魚具有比較好的姿態動作，好比今天對海豚的馴養，也就是說，在漢代，養、訓、賞是一體的。關於訓魚的漢畫像石有不少，除了在圖2中，我們可以看到侍童用青草逗引鯉魚，以增加賞鯉樂趣。在賈汪出土的「焚香交談·訓鳥獸魚」畫石中也能看到相關內容。畫石突出中間建築人物，除此之外，刻畫了侍童逗訓鳳鳥、鯉魚甚至猴，雖然僅刻畫一條魚，但其所表達的含義不言而喻，如圖2（1）。
因此在兩漢期間，觀賞鯉有可能已經不是單一的顏色的鯉魚了，是比較接近現代錦鯉的樣子。在悠長的自然繁殖和天選過程中，加上三千年的人工培育完全有可能衝破鯉魚紅色或者黃色單一顏色的桎梏，而形成三種以上色彩的可能性，當然還需要作多方面的論據論證。
四是對長壽升仙的追求。在漢畫像石中，鯉魚的象徵意義很多，如「多子多福」，「好運連連」，最重要的是「魚化龍」,鯉魚跳過了龍門就能化身為龍，這個神話故事能夠滿足墓主人死後能升仙之渴望。魚化龍是一次突變，人死而成仙也是一種突變。在韓蘭成先生漢畫像石館就有一塊魚化龍含義的畫像石，正是此類題材所要反應的思想。如圖8。
圖1和圖2是徐州地區出土的兩塊包含鯉魚觀賞的漢畫像石，至少可以得出結論，兩漢期間，徐州地區的王侯及達官顯貴、甚至富裕階層在日常生活中，養魚、訓魚、賞魚行為非常普遍，故而，徐州地區最有可能是最早出現鯉魚觀賞的發源地，這是在一徐州為中心的魯南、蘇北、皖北漢畫像石區的重要發現！而其他三個區，即河南南陽、鄂北區，四川地區，陝北、晉西北區卻沒有發現此類畫像石。
那麼，為什麼純粹的「賞鯉圖」漢畫像石會在徐州地區出現呢？
6000多年前，徐州的先民就在此生息勞作，那時正處於伏羲女媧的時代，是華夏族開化較早的地域。泰沂山區即：山東半島、魯西南、魯西北均為海和湖。在5000年前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時期，泰山、蒙山、茱萸山一帶的自然環境，非常適宜人類的生存。從動物遺骸、孢粉組合、矽酸體等有關環境資料分析，這時氣候溫暖而溼潤，屬亞熱帶景觀。在5500年前的早期階段，處於大西洋期，又稱之謂氣候最宜時期，溫度比現在高5℃左右，降雨量較多，植被以闊葉林為主，並含少量亞熱帶成份：森林茂密，草木繁盛，水域寬廣，正是鯉魚喜歡的溫溼環境。
據歷史學家奕豐實教授考證：「太昊和少吳是傳說時期東方夷人的較早階段，太吳部族最初活動於魯東和蘇北地區」，「皖北豫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遺存最有可能是從蘇北地區遷徙而來的。這說明蘇北的人文伊始是比較早的。
夏禹治水時，把全國疆域分為九州，徐州即為九州之一。當時「徐州」只是作為一個自然經濟區域的名稱，彭城邑成為這一區域的中心城市。《漢書》載：「海岱及淮，惟徐州。」也就是說在渤海、泰山、淮河之間的廣大地域文化，徐州佔據重要位置。
上古時期，涿鹿之戰結束後，黃帝初都彭城，後遷新鄭。因為彭城（涿鹿）曾是蚩尤都城，黃帝為威懾蚩尤舊部而在此建都。帝堯時彭祖建大彭氏國，彭城因而得名。夏商時期，大彭氏國很強盛，曾為五霸之一。大彭氏國傳承了八百年。彭祖的飲食養生之道，對以後漢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他的一道「羊方藏魚」菜餚標誌人類食魚的最早的菜譜記錄。
徐州是彭祖文化、兩漢文化的重要發源地，是徐文化的集大成者，是良渚文化、龍山文化的混合地帶，是國內最早出現的城邑之一，建城史約4000餘年。
春秋戰國時期，彭城為宋邑、徐國國都、楚國國都。秦漢之際，西楚霸王項羽建都彭城。彭城還是西漢、東漢、三國時曹魏和西晉等三朝封國的國都，長達500多年。西漢時期，彭城為劉氏同姓王的重要封國——楚國和彭城國。
兩漢時期，徐州一帶經濟富庶、文化發達、自然條件較好，古汴水、泗水在這裡交匯橫貫，土地肥沃，既有漁舟之便，又有灌溉之利，生產中除了使用鐵工具外，還不斷改進農具和提高耕作技術。誠如史書中記載的一樣，這片土地曾經是一派「人口殷盛」、「穀米豐贍」的欣欣向榮景象，是漢代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徐州是漢高祖劉邦的故鄉，兩漢時期一直為封建王朝所重視。西漢初期，劉邦封其同父異母的弟弟劉交為楚王，都彭城，地方廣大，有薛郡、東海、彭城等共36個縣，西到河南，東至大海，南達淮河，北到今山東的臨沂和泰安的汶河一帶，今天蘇、魯、豫、皖交界的廣大地區皆以今徐州為中心，徐州無疑成為「五省通衢」的重要門戶。
古泗水和汴水在彭城北交匯，支流流經魯南山區的徐魯邊賈汪境內，形成大河（不老河、荊山河、彭河）、湖泊，漁業自然豐富，也為人工養殖鯉魚及訓賞創造了優良條件。所以「賞鯉圖」這種畫像石刻出現在蘇北和魯南的賈汪成為必然。
有人要問，徐州與當時的漢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西安相比，誰最有可能是賞鯉發源地呢？我們知道，漢高祖劉邦是布衣天子，在西漢期間，漢統治者一直昌行節儉和薄葬，此政令在皇都周邊可能推行較好，但在徐州魯南受阻，原因是儒家忠孝文化興盛，厚葬風俗已經達到「法令不能禁，禮儀不能止」的地步，生活驕奢不能抑制。在這種情況下，對「賞鯉」的審美追求反而會在遠離皇都的漢高祖老家徐州肇始。
五、賈汪成為徐州地區
賞鯉文化的核心位置的優勢
一是地理優勢。位於彭城東北境的賈汪區，山林、河湖泉水魚平原相間，一半山水，一半平原，這種半山半湖的地理特徵具有較高的人文優勢，是古人類生存最好的選址地。
二是人文遺存優勢。已發現的古人類生活遺址有多處，如玉龍灣遺址、廟臺子遺址、沙古堆遺址、黑古堆遺址、焦莊遺址等。境內的大洞山就是史志記載的「茱萸山、採藥山」，神醫華佗曾在此山採藥，懸壺濟世，青山泉鎮的華祖廟、茱萸寺內的華佗殿都印證華佗在賈汪行醫史實。古茱萸寺至少在北魏時期就已經存在，寺左有山稱「皇母山」（民間稱團山，狀如覆釜），舊傳山上有女媧祠和伏羲井（大雲窟），可見此山人文遺存深厚。
龍門山（小蠍子山）位於賈汪區北境與魯南接壤，是黃帝時期的南柱之山（待考證，疑為茱萸山），黃帝壽丘就在其北。龍門山西連兩座山，即小伏山（賈汪境內）和大伏山（嶧境），伏山之陽有伏山村，存在久遠。之所以稱伏山，蓋因為此地是伏羲氏族地望，世代流傳罷了。魯南地區是伏羲、女媧遺址及傳說最為密集的地區。陳（承）縣傳為伏羲故裡、女媧故裡，有女媧冢。以上地理及人文積澱彰顯賈汪區深遠的文化歷史，鯉魚文化的形成具有豐厚的土壤。
三是水源優勢。古賈汪素以泉水多而聞名，其中「壽聖泉」的噴湧狀態「方徑二尺許縱天河趵突泉不及也」（滕縣誌、嶧縣誌載）。以泉水取村名在全國範圍內看也是賈汪區的一大特色，比如：賈家汪、大泉村、泉河村、泉旺頭村、青山泉村、泉塘村（權臺村）、東河泉村、西河泉村（兔泉）、泉汪涯、汴塘、劉海子村、趙泉村等等。眾多的泉水噴湧形成了眾多的泉塘、汪、溝、澗，乃至於溪流、河道（泉河）等，這為賈汪先民早期養魚創造了自然地理條件。
古籍記載中，賈汪區擁有十大名泉：壽聖泉、泉汪崖、賈家汪、紅井泉、天井泉、榮泉、丹鳳山泉、大成山泉、母豬泉、青山泉等，目前長流之泉仍有數十道。
北魏時期的永福縣城，春秋時期的汴塘古城、偪陽古城，徐國古都梁王城，西部境內數個古驛站通達南北，群山之間古寺廟遺址數十處，都可以佐證古賈汪地區人煙稠密，生活富裕，培養觀賞魚在情理之中，「賞鯉圖」這種畫像石刻出現在蘇北和魯南的賈汪成為必然。所謂孤證不立，而現在，賈汪區出土兩塊純粹以欣賞鯉魚為主題的「賞鯉」漢畫像石已經讓錦鯉業界人士為之矚目，而且隨著考古的不斷推進，我們相信類似的漢畫像石會不斷出現，徐州賈汪古養鯉地成為華夏賞鯉文化重要源頭的論斷非常可期!
江蘇龍門鯉文化產業園位於賈汪區澗溪村，縣誌記載，此村又分為北澗溪、中澗溪、南澗溪，張山、劉公山，與督公湖景區一路之隔。該產業園建於山坡高低，佔地面積近千畝，包括山巒、溝澗、坡地、湖塘，已發現的古養魚土塘多處，用於魚塘消毒的古石灰窯數處，為古鯉魚養殖地，而在此地建設「龍門鯉」文化產業園顯然具有繼承性的文化意義。
綜上所述，通過對兩塊出土於徐州賈汪的漢畫像石「賞鯉圖」可以初步得出結論，即徐州暨賈汪是中華賞鯉文化重要的發源地之一，是具有實證的中華賞鯉文化的聖地。
2020年10月15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