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想《烏合之眾》？其實還有一種「群體免疫」

原文標題：面對謠言傳播，用知識形成「群體免疫」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像是一場 「生命科學啟蒙運動」，從知識、技術和思維三個層次拓展著人類認知的邊界。

作為一位從事生命科學領域研究近20年的哥本哈根大學博士，尹燁在頂級科學期刊發表過數十篇科研論文，掌管著一家新銳上市企業，多年來從事科普工作。擔任深圳華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CEO的尹燁，其所在的「家族群」仍然逃脫不了被各色謠言「攻陷」的命運。

「我的家鄉在四線城市，親友也算是當地收入中上階層，家族群仍然成了各種謠言和段子的集合地。」尹燁對《管理視野》說：「自從疫情發生，我的微信公眾號差不多一天一篇闢謠文，工作仍然難做，『造謠者』大都是『專業』的，我闢謠是『業餘』的。」

洶湧澎湃的信息傳播中，給分辨真假不明的流言，注入真相和科學，是科普的重要一環，但尹燁想要做的還不止如此。對他來說，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像是一場「生命科學啟蒙運動」，從知識、技術和思維三個層次拓展著人類認知的邊界。

知識的「群體免疫」

面對未知的病毒，焦慮和恐慌總是難以避免，如何守住底線不崩潰，是對公民科學素養和科學思維即時反應的雙重考驗，這兩道防線分別指向知識邊界和科學屏障：一方面是地域和年齡的延伸；另一方面是認知圈層突破的可能性。

在尹燁看來，城市從大到小、年齡從小到大，是公民科學素養的兩個清晰函數，從北上廣深向下延伸，更多的聚集在大城市中、樂於接受新事物的年輕人，顯然更具備基礎科學思維，也更有分辨真假信息的能力，他們是科普工作多年來積累起的底層算法。

疫情之前尹燁就發現，給中小學生上課，成了越來越有挑戰性的工作，他們知識積累的程度和維度，總會讓他意外，這是知識在持續教育中自然積累、不斷加速的過程。

疫情也帶來了一次知識的「暴發」，闢謠大軍像是前赴後繼的疫苗和抗體，向謠言「病毒」發起一輪輪的攻擊，給受負面情緒感染的、過熱的社會生命體不斷降溫，使之重歸平衡。這支隊伍裡不僅有「遊俠」尹燁，更有包括官方媒體在內的各大平臺。

「文字、音頻、視頻各種類型的內容都有，非常的豐富。」曾經歷過非典疫情的尹燁很感慨，當時可沒有這麼好的移動網際網路基礎設施，讓真假、對錯、正反的信息和觀點，在快速傳播中激烈對決，高強度激發著高手們的技藝和鬥志。

高手們喜歡競爭，科學更是如此，正如科學論文在發表前，必然要在「同行評議」中接受業內專家的無情挑戰才能脫穎而出，競爭性也是科普推動「知識爆炸」的重要因素，優質內容和知識勝出的過程，也必然伴隨著科學思維和認知圈層的不斷突破。

「科學家是不應該怕質疑的，科學也沒有權威，它的本質就是質疑。科普的目的不是讓人們崇拜權威，簡單地接受Yes or No。如果人們意識到在什麼條件下Yes，什麼條件下No，那麼就有了科學思維和思辨精神，不容易被謠言左右。」尹燁說。

知識之用，存乎其心，更不必說專業造謠者的居心叵測。尹燁對科普的認知更深一層，正如人類得學會和病毒共存，也得掌握與各類虛假信息的博弈能力，讓每個人都具有「抗體」可能是一種奢求，但築起科學屏障，實現知識「群體免疫」是應該努力的方向。

「大致說來，20%的人本身就具有科學思維和思辨能力，可以理性和冷靜地識別謠言；還有20%的人，不管出於什麼目的，總會造謠、傳謠，怎麼解釋也不相信；60%的『中間派』才是我們要爭取的關鍵群體，有正確科學素養的人越多，謠言起時很快被認知屏障『隔離』，就不會產生大的輿情，這非常關鍵。」尹燁說。

技術的本質

武漢封城之後的大年初一，華大基因創始人汪建率隊馳援武漢，建立新冠病毒檢測實驗室，開始廣泛應用核酸檢測。3月27日，公司公告披露旗下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獲得美國FDA的緊急使用授權，覆蓋中美歐三大區域的臨床應用。

到今年4月，華大基因一家企業的試劑盒僅出口就超過一千萬份，發往80多個國家和地區，從非典時期發展起來的檢測技術，17年後快速推廣開來。用尹燁的話講，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超大規模地使用分子生物學技術，去識別和追蹤一種未知病毒。

謠言止於智者，病毒也拓展著技術的邊界。1590年，荷蘭的眼鏡商詹森父子製造出第一臺顯微鏡；後來者列文虎克用天賦和巧手畢生磨製出400多個透鏡，這位微生物學的開拓者，第一次看到活著的微生物。

「如果沒有科學技術的進步，我們便無從識別病毒，只認為它是瘴氣。」尹燁說。技術的本質是人類認知和改造世界的工具，病毒的威脅越大，技術同時快速迭代、進化，突破自身的邊界來應對。

技術的優劣，通常由科學共同體內部判定，在進入公眾視野之時，便會有意外的挑戰。本次疫情之中，對科研和技術的演進也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卻同樣有害的傳播導向，要麼一味追捧「驚人的發現「，要麼輕率質疑和否定它們「目的」和意義。

一直以來致力於生命科學領域科學知識普及的尹燁，在關於轉基因的爭論中有著豐富的「鬥爭經驗」，這一次他又找到了確實的依據，陳薇院士團隊研發的新冠病毒疫苗，率先進入臨床試驗，也相當於在微生物層面應用了基因改造技術。

「我們不能一方面享受技術的福祉，另一方面又因為偏見把它妖魔化，確實有人也在用新技術作惡，核能可以造原子彈，也可以發電，這是人的問題，不能以此為根據否定技術的本質和意義。」尹燁說。

被更廣泛的群體正確理解和接納，既是技術演進的應然，也是約束技術研發和使用者不作惡的另一種「屏障」，在尹燁看來，在生命科學領域，我們可能正在進入一個漫長的、厚積薄發的空窗期。

他很喜歡《流浪地球》這部電影，認為這部偉大作品的爆紅，是科普的一次重要勝利，他也願意將目光投向更為深遠和廣泛的科學背景之中，去發現不同的意義。20世紀之初，愛因斯坦發表了四篇論文，20世紀40年代原子彈爆炸，60年代開始的阿波羅登月，再到後面的集成電路的發展。在物理學最酷的世紀裡，有這樣一部科幻小說產生，如今拍成電影，讓更多的人認識物理、愛上太空，對科學技術充滿好奇心。

尹燁說：「生命科學像是100年前的物理學，我們的任務是讓它成為『酷科學』的新代表，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客觀上帶來的一個重要契機。」

再次與世界相識

人們喜歡將此次疫情看作一面鏡子，燭照人們的反應、社會的彈性和人性深處的灰暗和光華。在尹燁的眼裡，這面鏡子也映射著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以及再次突破自身認知的邊界，與世界相識的另一種可能。

尹燁反覆述說著「全局」這個詞，從生命科學的角度，人類不過是這個星球上的物種之一，我們也在新冠病毒的啟示下，不斷調整著在世界和自然界中的坐標。

只以細菌和病毒為例，它們是細微之處的「強權」，遍布自然界的每個角落，至少在地球上存在了35億年，人類的歷史不過百萬年計，每個人體裡的噬菌體就有100萬億個，人類DNA片段中有8%來自病毒。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發表的一篇文章測算，病毒的總重量是人類總重量的3.3倍。人類作為世界之王，實際地位並不如我們自以為是的「穩固」，只佔地球生物總重量的萬分之一。

尹燁將疫情看作一場物種之間的「談判」，既不是史無前例，也未必是後無來者。新冠病毒通過DNA與人類溝通和「談判」，談判破裂了，人類被感染，有的人生病、死亡，活著的人獲得抗體和免疫力，成為病毒可能的宿主，重新回到生態意義上的平衡。從這個角度看，新冠病毒儘管是新的，卻並不特殊，人類歷史中，類似的「談判」已有多次，面對鼠疫、天花、霍亂……人類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更為殘酷的是，我們無法確定下一種被人類認知的病毒是什麼，但它註定會再次到來。

不過，人類此次面對新冠病毒時，也發生著新的變化，不斷突破知識、技術和認知的邊界，在「談判桌」前越來越主動。

醫護人員在前方與病毒纏鬥，為更多的生命爭取時間；科學家和技術研發人員快速搜尋它們的蹤跡，翻譯和解讀病毒的DNA語言，晝夜兼程地研發疫苗，找到制服它們的辦法；普通人也積極響應社會管理者的緊密組織和動員。

尹燁說，很多人在引用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評價：「中國人總是被他們之中最勇敢的人保護得很好」，推己及人，用在人類群體同樣適用，病毒固然可怕，但我們也並非毫無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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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雜誌《復旦商業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