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浦江創新論壇大會上,西湖大學校長、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施一公公布了西湖大學的終身副教授評價標準:
他指出,西湖大學看的不是文章的篇數、引用率等數據,而是讓教師講述自己的科研故事,"我的貢獻在我的領域裡有多重要,如果離開我的貢獻,這個領域會不會出現一個無法癒合的縫隙"。
他希望這樣的評價標準可以促進國內科技界評價標準的改善。也希望西湖大學的年輕教師能做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研究,推動科學前沿探索。
現代醫學是基於實驗創立的,它要求醫生不僅要具備對本專業常規疾病的準確判斷及熟練的操作,還需具備一定的科研思維和自學能力,包括查閱文獻、總結病例的能力等。這些對於年輕醫生的成長和疑難病例的突破具有重要意義。
小編認為,SCI論文的數量和影響因子雖不能代表一所醫院的醫療水平,但確實是一所院校科研能力的重要體現。
中國是論文發表大國,在2019年的論文發表量已經超過了美國,成為了新的世界第一。但是與這眾多發表論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們的論文成果轉化率簡直是慘不忍睹。
導致這種結果不僅僅是醫院存在的問題,其他科研領域同樣存在問題,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如此。科研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而得出的結果可能差強人意,但一次突破性的研究就可能彌補之前所有的投入。
當前醫學科研中出現的科研成果不能在臨床應用中重複,除科研設計、科研實施過程可能存在缺陷外,還可能是由於課題不是來自臨床實踐中的問題需要。一些研究者為了趕時髦,選有關基因、幹細胞之類的課題,做些小白鼠之類的實驗。這樣的研究怎能對臨床有益呢?
科研不是簡單的發幾篇文章。醫學科研的主要目標是為維護生命和健康服務的,也就是說,主要是為臨床服務的。
醫學研究最終要應用於人,而人的生命是時時處於新陳代謝和身心交互作用的過程中,這與無機界全然不同,與有機界的植物不同,與有生命的動物也不盡相同,這也是醫學研究必須植根於臨床的根本原因。
作為醫生,如何處理臨床與科研的關係?
小編也對施院士的原話進行了解讀,認為臨床實踐是第一位的,即使是肩負著促進醫學科學發展的大醫院的醫生,看病仍是他的首要職責。施院士在其西湖大學評審終身副教授制度上進行的改革主要意願是希望推動我國醫學科研的創新,把以往我國很多科研工作者單以文章為目的的研究方式更變為推動科研進步思維為目的的研究方式。從政策角度考慮激發科研工作者的創新能力,做獨一無二的研究。
小編做這個解讀也是希望施院士的話不要被誤讀,我認為很多單位行政管理崗位上的老師讀到這裡應該已經發現問題,如果單從表面來解讀施院士所說的在其西湖大學評審副教授的制度,那可以理解為副教授的認定僅需要幾個專家類似以答辯的方式進行,通過便可晉升副教授,那毫無疑問,當中可能會存在很多人為因素的幹擾。但如果排除這些人為因素的幹擾,小編相信,真正行業內的專家們集中在一起去進行這場以類似答辯的方法去評價晉升資格的方式確實要比單以發表的文章數量來評定晉升資格的方式更為準確。
但問題也來了,人為因素有時候難以控制。施院士的團隊可以做的並非所有單位都可以做,所以我們必須更深層的去理解施院士所希望表達的意思。小編認為施院士說這番話,做這番改革的最終目的應該很明確,就是希望我國所有醫學科研工作者不以發文章的目的而發文章,而是能以學術思維為核心,解決臨床實際問題的角度去發起研究且轉化科研成果。
其實早在幾年前我國便已陸續開始在政策上做改革,很多單位院校也逐步廢棄原有單以文章為晉升標準的制度,對很多醫學工作者進行綜合評分制度來評價晉升資格。其實最終目的並非完全拋棄成果上的展現,簡單說科研還是要做,成果還是要在國際上公布,但需要有質量、有臨床實際意義的研究,從臨床上找問題,以科學研究結果去驗證的思維做研究。
臨床和科研對於醫生來說一樣重要,事實上這兩者是相輔相成,並不彼此割裂的,臨床醫生天然具有科研優勢。
臨床醫生研究的課題一般來自臨床,目的當然是為了解決臨床實踐中的難題。而且,這種研究過程和結果的檢驗,也都離不開臨床。那些善於將臨床實踐與研究結合的醫生,往往能夠較快、較順利地獲得科研成果。
眾所周知,研究型大學承擔著一個國家和地區原始創新的重要使命,要通過科學合理的制度設計,引導、激勵科研人員心無旁騖地開展前沿探索,以自己實際的研究方向出發,儘量做一些具有策源功能的原創性研究,而不是一味在熱門方向上做跟隨式研究,以發論文為目的。
11月9日下午,在第二屆世界科技與發展論壇閉幕式上,施一公在主旨報告中反覆強調了一個詞--科學精神。
"我們為什麼需要科學精神?因為科學精神是產生重大科學發現的土壤,關乎一個國家的健康發展。"
科學精神是人們在長期的科學實踐活動中形成的共同信念、價值標準和行為規範。施一公認為,求真、質疑、合作、開放是科學精神的重要內涵。要善於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不迷信學術權威、不盲從既有學說,大膽質疑、實驗求證;同時具有開放的心態,依託團隊內部、團隊之間,甚至跨時代、跨學科的科研合作,通過多元文化、不同思維的碰撞迸發出創新的火花。
由此可見,西湖大學的另類評價標準在全國範圍內具有一定的示範及帶頭效應。在科技人才評價體系中,可否適度降低論文數量、引用率、期刊影響因子等指標的權重?又或者是增加一些其他指標?是值得我們在將來的改革道路上深思的。
可否更多地引入主觀評價,讓科研人員講述自己的成果在某個領域裡的影響,並徵詢這個領域一流專家的意見?
這些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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