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經濟學人」評選系列報導之二
李宏彬 1972年出生，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C.V.Starr講席教授、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常務副主任。研究課題主要圍繞人口、教育等。1993年畢業於中國農業大學經管學院經濟學專業本科，1995年在農大讀碩士期間赴美留學，2001年獲美國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2007年加盟清華經管學院前，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2009年，被評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0年獲國家傑出青年基金。
李宏彬：經濟學可以很好玩
李宏彬說，讀大學之前選專業是很隨機的，跟現在的高中生一樣，不知道應該選什麼專業，也不知道各個專業都學些什麼。但一個偶然的經歷，堅定了他與經濟學的緣分。
1993年本科畢業的時候，有位斯坦福經濟學教授Scott Rozelle和他的博士生Albert Park來中國農村做調研。李宏彬幫助他們在陝西做調查員。四五十頁的問卷很長，一份入戶調查可以從早上持續到下午才結束，話題涵蓋生產、消費、教育、生育、糧食儲存、就業等多個方面。「我發現這件事情挺有意思的，很想知道，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一個問卷，是想研究些什麼。」後來，李宏彬就被推薦到斯坦福繼續學習。「那個年代能夠獲得這樣的推薦信，是非常幸運的」，李宏彬說。
李宏彬在個人微博上，對自己的簡介一欄寫著「經濟學可以很好玩」。他解釋道，很多經濟學問題，大家都會感興趣，只不過我們需要用有趣的方式講出來才行。
他曾經為自己女兒所在小學的同學們用「喜羊羊」講過一堂經濟學課。按照媒體當時的報導，他說，經濟學其實是一種思維方式，是一個選擇的學問。「比如每天放學後的時間有限，除了必須睡覺、做作業外，只剩下兩個小時，是去鍛鍊身體、看書，還是出去玩？怎麼樣的選擇是能夠得到最多收穫的，這就是一個經濟學的思維。」
【核心觀點】
隨著出生率、生育意願的下降，我國人口結構在未來二三十年，會與目前歐洲、日本等地一樣，無法避免老齡化、勞動力短缺和福利泡沫等問題的出現。儘管馬上放開計劃生育，已無法扭轉這一趨勢，但也應該即刻放開。同時，因我國大學教育、職業教育等回報率較高，應加大對大學教育、職業教育的發展力度，從而提高勞動者的知識技能水平，才能利於經濟的長期發展。
宏觀調控要做好市場預期引導
新京報：在當下經濟改革議題中，你個人比較關心哪一項？
李宏彬：針對短期宏觀經濟下行的現狀，近期有一個討論，就是政府要不要刺激經濟。其中有一個說法是，為了實現經濟長遠健康發展，現在要改革，要調結構，因而要忍受短期的經濟下行。我覺得，有一定道理，但其實短期調控和長期改革並不一定矛盾。當經濟短期下行的時候，往往國家都需要刺激，縮小經濟波動幅度。而如何去刺激則是另一個話題。刺激應該是通過宏觀的、充分發揮市場自身運行機制的方法，避免微觀的、幹預市場、幹預企業的刺激。比如，通過調整貨幣政策，或者減少行政審批、放開市場準入、減稅等手段。
另外，現在地產估值可能過高，有些地方出現泡沫，應該避免直接捅破泡沫。因為這會造成大量企業、個人破產，銀行也會受拖累，影響太大。宏觀調控的一個底線應該是，要避免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新京報：那你怎麼看2008年的四萬億刺激？
李宏彬：刺激是對的，但是具體執行起來，卻變成了批項目，幹預了市場，幹預了企業的微觀經營行為。
短期內，經濟下行的下限在哪裡，是7.5%？如果目標只是盯在增長率上，是很難說清的。因為GDP長期增長率究竟是多少，現在沒有人知道，要計算出來對經濟學家來說也是個難題。所以大部分國家盯的，是通脹率和失業率。
我國的調查失業率並沒有對外公布，所以政府與市場的信息不對稱，也給宏觀調控帶來了一定困難。宏觀調控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預期的引導，如果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預期不一樣，就很難引導，容易出現大起大落。比如，政府通過失業率等數據發現經濟狀況很好，不需要調控，但市場卻沒有得到這個信息，還在期待政府刺激經濟。對市場預期引導不充分會導致政府和市場的信息不對稱，進而容易增加經濟的波動。
勞動力短缺已不可避免
新京報：你曾在發表的文章中提出，人們常常容易忽視人口轉型因素對經濟中長期走勢的影響。具體的影響是怎麼樣的？
李宏彬：人們往往以為，人口多對經濟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現代經濟學認為，人口多了，勞動力供給就會多，市場也容易形成規模效應。也有證據顯示，人口多的國家，更容易出現創新。
很久之前，人們會生很多孩子，因為生了10個，可能只能活下來5個，而養老可能需要5個孩子。隨著醫療水平的提高和死亡率的下降，人們意識到，不需要生那麼多孩子了，就會少生。這個從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演化的過渡過程，被稱為人口轉型。
西方國家的人口轉型發生在工業革命時，英國、美國等國家生育率大幅下降，這個過程的時間很長，用了大概一兩百年。在此過程中，經歷了很多代，每一代的生育率下降得並不多，所以，當時的人們體會不是很深。
但是二戰以後，西方國家出現新的人口轉型。由於一戰、二戰、西班牙大流感、美國大蕭條等，造成上個世紀前50年的生育率很低。二戰後，美國大兵回國，出現生育潮、嬰兒潮。這些孩子在六七十年代進入勞動力市場。因此，當時的年輕人多，幹活的人多，被養活的人少。同時，年輕人儲蓄率高，有利於投資。另外，年輕人多也有利於發明創造、創新。從勞動力市場、資本量、創新這三個角度，都有利於經濟增長。
這一波嬰兒潮一代，在90年代逐漸進入退休年齡，退出勞動力市場。但由於他們生的孩子很少，所以，歐美、日本等地區，人口結構發生逆轉，老年人增多，年輕人減少，同時人均壽命提高，老齡化嚴重。從勞動力市場、資本量和創新來講，老齡化對經濟發展都不利。這也是為什麼，90年代以後，日本經濟進入長期低迷，歐洲表面看還可以，但其實主要是靠借債。
新京報：你此前也提到，我國勞動力市場也面臨著問題。一邊是農民工工資持續上漲，另一邊則是返鄉潮或大量剩餘勞動力留存。這一問題出現的原因是什麼？應該如何改變？
李宏彬：其實是一碼事。工資上漲反映了勞動力短缺，總勞動人口下降。農村中，年輕的勞動力基本都已經轉移出來了，只留下年齡比較大的勞動力。想吸引留守農村年齡比較大的勞動力出來工作，成本比較高。他們上有老、下有小，為什麼出來呢？除非給更高的工資。今後二三十年，勞動力短缺這個問題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能夠做的就是兩點，第一，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使每個人可以生產更多的產品。第二，大量用機器代替人力。
生育率下降不是中國獨有
新京報：此前你曾倡導單獨二胎。目前，這一政策陸續在全國實行。你如何看待我國目前的人口政策？這樣的政策對我國未來的長期經濟發展又會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李宏彬：人口問題上，我們跟美國、日本、歐洲很像，只是我們的變化來得晚而已。我們的嬰兒潮也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後，出生率就開始下降，而且下降非常快。我們是從生6個孩子下降到1.4個、1.5個，並且我們只用了三十年，完成了他們200年的轉型。未來三十年，我們會感受到同樣的問題，年輕人越來越少，老年人越來越多。
新京報：我們也將面對福利泡沫的問題？
李宏彬：我們同樣會有福利的問題。養老、醫療等，都將面臨大量支出。
新京報：在單獨二胎實行後，我國人口結構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對於經濟發展會起到什麼樣的影響？
李宏彬：變化不會很大，現在的年輕人不愛生孩子，甚至都不愛結婚。全世界範圍內，計劃生育政策只有中國有，但生育率下降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全世界都在下降。以中國和印度做比較，1950年，印度每個女性也差不多生育6個小孩，和中國沒有太大區別。事實上，印度雖然沒有計劃生育，生育率也在下降。生育率的下降，計劃生育並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最主要的因素其實是經濟社會的發展。
人們生不生孩子，主要取決於女性的工資。隨著女性工資水平的提高，其照顧孩子的機會成本也在上升，犧牲時間就是犧牲收入。所以說，全球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由於女性的教育水平和工資的上升。現在，不只是生育意願在降低，包括結婚的意願也在下降。我們就算全面放開計劃生育政策，也不會出現生育率的大幅提高。
新京報：該來的問題還是會來？
李宏彬：這個問題已經不可避免了。現在生育已經來不及了，今後二十年必然面對勞動力短缺。印度生育不受限制，但現在平均才生2.5個，美國平均不到2個，中國香港不到1個，全球如此。
新京報：那麼，下一步，我國的人口政策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措施？
李宏彬：勞動力數量已經開始下降，趨勢已經不可避免。
放開單獨二胎還不夠，計劃生育應該全面放開。同時，制定福利政策時要格外謹慎，要考慮長遠。歐洲和日本都有這個問題，當初制定福利政策的時候，沒有考慮到人口結構的變化。短期內勞動力多，供養人多，被供養人少，高福利是可以維持的。但現在倒過來了，供養人少，被供養人多，所以高福利變成了大問題。
就長期發展來講，下一步需要提高每個人的能力，教育就是很重要的因素。
職業教育和大學教育回報率高
新京報：你對教育投資、教育與就業關係非常關注。你曾提到，大學的教育回報率在改革開放之後增長迅速。這裡的教育回報率是個怎樣的概念？目前，我國的教育回報率現狀如何？
李宏彬：教育比較複雜，因為教育最大的成本是時間。簡單來說，教育回報率是指，多讀一年書，會增加多少收入。比如，大學生跟高中生比，（初入社會的）收入多了40%，四年大學教育每年的回報率就是10%。在中國，平均每多讀一年書，教育回報率已經從上世紀80年代的2%左右，上升到現在的10%左右。大學教育的回報率更高，平均每年15%左右。回報比較低的是高中，研究數據顯示，高中學歷跟初中比，工資沒有明顯的區別。
但這裡也有一個問題，簡單比較大學生和高中生的收入差異，並不一定都是教育帶來的回報，也會有人群的能力差異。為了剔除掉能力差異等不可觀測因素對收入的影響，採取的辦法是雙胞胎比較。雙胞胎的家庭背景、能力等因素相同，他們之間的比較可以剔除掉這些因素的幹擾，收入的不同則來源於教育水平的差異。剔除掉其他因素的影響後，大學的回報率每年為10%左右，職業教育每年7%-8%，高中是0。最終學歷是高中或者是初中，工資是一樣的。
為什麼呢？現在的高中主要以做題、考試為主，如果沒考上大學，三年做題、考試不能增加你的就業價值。這就說明，大力發展教育的話，應該是職業教育和大學教育。大學教育擴張很快，但是職業教育還可以更好。
新京報：所以你認為，知識和技能將更大程度地改變個人的經濟地位，同時，投資高等教育對推動經濟長期增長非常合算。2012年時，中央財政預算按國內生產總值的4%安排教育經費。這樣的比例，是否合理或充足？
李宏彬：很難說多少比例合理，多少是不合理，還要看財力和機會成本。總的來說，投資教育是很划算的，回報率高。
過去更傾向於投資基礎設施，比如鐵路、公路、機場。未來投資在人上，可能更划算，比如教育、醫療領域。投資在人上，短期內看不到回報，不像修路，GDP一下子就上來了。隨著政績考核機制的改變，淡化GDP在政績考核中的地位，政府可能會更多投入在教育、醫療方面。
■ 同題問答
Q：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眾多改革中，你最關注哪一項？
A：人口、教育改革、醫療改革、國企改革、金融改革、政府職能改革，都很關心，彼此都是相關的，所以才會推出一攬子計劃。
Q：未來兩年是上述改革推進的重要窗口期，你認為兩年內，最有希望改變現狀的一項改革是什麼？
A：最需要改的，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尤其是財政關係。地方財力不足，還要做事情，只能靠賣地、靠借錢，也就是所謂的地方融資平臺。應該改變稅收的分配體制，給地方更多的財權。還有專項轉移支付的方式，現在是中央批項目，一個項目，所有省都在爭，所有省都上相同的項目，既幹預了市場，又容易造成產能過剩。其實可以通過合理的設計財政或者其他方式，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
此外，現在說要改變政績考核方式，不看GDP，但是還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考核目標，地方政府就會很茫然。所以，考核指標一定要明確化，要不地方政府不知道往哪兒努力。
Q：未來10年，你認為哪一個行業最具有投資前景？
A：農業，因為還不夠市場化。養老和醫療，因為我國小孩少，老人多。教育，未來教育將發生根本性改變，職業教育的市場格局將發生很大改變。另外，目前國內的金融還是大銀行為主，需要大量地方性的小銀行，我國金融中介數量不足。還有環保和節能，老百姓的環保意識越來越強，國內的能源價格太貴，需要大量新產品以節約能源。
Q：怎麼看待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話題？
A：當有些話語權的時候，有點良心就好了。
採寫/新京報記者 趙嘉妮 攝影/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