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學宮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文化的江山】
李冬君/文
孟子把楊朱做成了「顯學」
墨子在齊國時，齊還沒有稷下學宮，但那時墨學已是顯學了。
所謂「顯學」，在當時是指起於民間而廣為流行的主張和思想，是被時人擁躉的學說。孟子在諸國推行仁政不成功，便轉身批判「顯學」去了。孟子「闢楊、墨」時，已是墨家後學時代，被稱為「別墨」學派。那時，孟子正在稷下做先生，而「別墨」在稷下正當顯學之時，代表人物是宋鈃和尹文，此二人也是稷下風雲人物。但孟子的「闢楊墨」顯然不是針對稷下別墨宋、尹之流，很可能是惠施。
「楊」，指楊朱，就是那位「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也」的楊朱，「一毛」是楊朱之學的核心。「墨」，就只能表指墨學了。
孟子為什麼要去批判楊朱和墨學呢？表面看來，天下人「不歸楊，則歸墨」，要麼追隨楊朱之學，要麼擁躉墨學。儒學反而在戰國爭霸中顯得不合時宜，孟子行仁政就總碰壁，而惠施發起了具有國際和平意義的「會徐州相王」運動，卻一舉成功。所以，孟子要借「楊墨」來滅惠施。
然而，非常有趣的是，當時的情形並非像孟子說的那樣。事實是，楊朱是個徹底的「為我」主義者，他既不會去著書，也不會去講學，在當時哪裡會有那麼大影響？我們翻遍歷史也沒有找到楊朱有過什麼著述或帶了多少弟子門人，那麼楊朱的影響何來？他和墨子的影響怎能同日而語？可孟子卻偏偏要將一個寂寂無名的楊朱與墨子相提並論，這又是為什麼？
從孟子好辯和常常以氣勢壓倒對方的性格來看，他提楊朱純粹是為了湊成一個人性的對子，有對子就會有排比句般的氣勢。他老師孔子有一句話叫「過猶不及」，從墨翟主張「兼愛」來看，兼愛是無親疏遠近，這是人性善過了頭。而楊朱則與墨子完全相反，認為人性就是「為我」，可以說這是人性的「不及」。墨子的「兼愛」「愛」過了，超越了人性所能承受的能力，人性對博愛能承受多少呢？楊朱的「為我」，又是人性的不及，所謂「過猶不及」，說明墨子「兼愛」與楊朱「為我」是一個毛病，所以兩人都是思想上的偏執狂。孟子就這樣東拉一個楊朱，西扯一個墨子，把他們放在一起，聲東擊西，批判起來才過癮。
孟子說他好辯是不得已，對子式的痛批又來了，他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罵得夠狠！
楊朱原本就沒什麼名氣，西河學派沒見他的身影，稷下學宮也沒他的蹤跡。可孟子偏說，楊朱之言「盈天下」，如洪水滔天，必須滅了它們。不想孟子一罵，楊朱不但沒有被滅，反而出名了，孟子給他戴了一頂「為我」的高帽子，本來就是無中生有，是為了立一塊人慾的靶子進行射擊，孟子萬萬沒沒想到，靶子被打成了主義——個人主義，楊朱風頭無敵。楊朱沒有著述，卻有了主義；沒有弟子，卻成了一派宗師。
孟子闢楊墨，帶有戰國風氣，有一種殺氣和霸氣，不像春秋諸子那樣溫文爾雅講禮節。墨學在當時確實是顯學，不僅與儒學不分上下，關鍵墨子還非儒，竟然還批判到祖師爺孔子頭上了，墨子借用齊景公與晏子的對話，說孔子到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會動亂。當然這個故事並非墨子本人所寫，而是後世門人所為。作為孔門再傳中的大儒孟子，當然責無旁貸要出來反擊了。孟子本想將墨學拉下來，降到楊朱那樣的檔次，凸顯其睥睨之勢，結果墨學沒被拉下，反而將楊朱抬舉起來，又無端製造了一個儒學的勁敵和對立面。
孟子的氣勢雖然很足，但理上難免有虧，說楊朱「為我」是無君，似乎還將就著能說得過去，說墨子「兼愛」是無父，無論如何都說不通，儒家《禮運·大同》篇就主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樣的「泛愛眾」與「兼愛」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兩樣，怎能是墨學「無父」呢？這就是孟子好辯的一個特點，他只管意氣風發，不管邏輯。
楊朱沒有非儒，卻被孟子拉來陪綁，被斥為禽獸，就因為孟子說他主張「為我」。注意，這個「為我」是孟子說的，強加給楊朱的，是被「孟子化」了的一說。孟子還說，楊朱以天下之利換他一根毫毛他都不換。孟子太聰明，拋出一個這麼大的、在當時肯定是政治不正確的偽命題，可能把天下都給震動了一把，因為這個命題很嚇人。
為了強調楊朱「為我」的合理性，有人將楊朱的主張上升到個人主義的立場，但卻忽略了個人主義的立場究竟是什麼？個人主義的立場，主要是指個人權利形態，個體生命形態還在其次。而我們從「被孟子化」了的楊朱的「為我」主張來看，他的出發點和立足點都是關乎個體生命形態的，比如「貴己」、「全生葆真」，是強調個體生命的重要，與個人權利無關。
我們再用思辨的眼光來重新審視這個命題，將「天下之利」與「一毛」的關係再作一番考察。「天下之利」是什麼？不就是每個個體的「一毛」之利的集合體嗎？它們不是對立關係，而是互為依存的關係。為政者如果能從這樣的「天下之利」考慮出發，就是德政，就是仁政。
話頭回到孟子，孟子雄辯，往往不是以講道理勝，而常常是以氣勢勝，就看他在「天下之利」與「一毛」之間，以近乎無限之落差，蓄足了他巨量的勢能，其勢一瀉千裡，而沛然無御，所以他只管說得痛快。
可有誰知孟子的論敵「楊、墨」，就是惠施？因為惠施把楊朱與墨學給「合同異」了。
惠施的「合同異」
惠施與孟子相比，兩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學者，不過，孟子好辯，而惠施則更是善於哲理性思辨的大思想家，同時，惠施還有審時度勢、治國理政的操作能力，這是孟子所不具備的。
孟子「闢楊墨」，而惠施則將楊墨兩家給「合同異」了。「合同異」的「異」，是不一樣的意思，是把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強調兩家學說的同一性。
惠施是宋國人，與孟子生活於同時代，是莊子的好朋友，是那種辯論起來棋逢對手式的好朋友。當年孟子響應宋君偃的號召，來到宋國行仁政時，惠施剛好在魏國做宰相。
那時，惠施發起了戰國史上著名的「會徐州相王」的國際結盟運動，魏惠王邀約齊威王在徐州會盟。齊威王那時候很威武，整個齊國和稷下學宮正逢盛世，不過齊威王此時還應該叫齊侯。魏惠王帶著一幫小諸侯國嘍囉，在會盟大會上，尊齊侯為「王」，齊威王不好意思獨擔，也尊魏惠王為王，也就是互相承認對方為王。孟子去行仁政的那個宋國的宋偃君是第三個稱王的。這事兒發生在公元前334年，是戰國初期，那時諸侯們還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不敢稱王。因為只有周天子才是名正言順的天下之王。春秋五霸都稱「公」或「侯」，以爵位稱呼，哪敢稱王？但是，自從這次「會徐州相王」運動以後，諸侯們紛紛稱王。
從那時起，惠施就成了孟子的對手。話從九年前說起，即從「會徐州相王」往前推九年，正是齊、魏兩國大戰之際，著名的馬陵之戰，孫臏大敗龐涓，魏國一敗塗地，魏國太子申被齊威王俘虜。此時，魏惠王只好任用惠施為宰相，因為惠施主張「偃兵」和「去尊」。「偃兵」就是偃旗息鼓，不要打仗了，要和平。「去尊」就是不要想著做諸侯國的頭，不要想著當「王」，諸侯們和平共處。魏國遭受重創，又面臨秦、齊兩國夾擊，當然要「偃兵」了。所以，魏惠王對惠施簡直言聽計從，甚至還曾一度想禪讓王位給他。
盛氣凌人的魏惠王怎麼一下子這麼謙卑起來，還能接受惠施的「去尊」主張呢？因為當年魏國強盛時，曾領十二國諸侯朝見天子，遏制秦國，連尚武的秦國都害怕招架不住魏國。於是商鞅獻了一計，尊魏國為王，並勸魏做天下之主，魏惠王就真自稱「夏王」了。
戰國爭霸，敢稱王者必會成為眾矢之的。因此惠施勸魏惠王「去尊」，把自己徹底放下來，要放得「天與地平」。既然魏國已被齊國打敗，那就尊齊為王吧。與其傾全國之兵力去和齊國拼命，還不如「偃兵」，所以，才有「會徐州相王」之盟。
齊國大將匡章，也是孟子的學生，就很懷疑惠施，所以就質問他：你不是主張「去尊」嗎，為什麼還要尊齊侯為王呢？惠施講了一通大道理之後，說如果尊齊侯為王能免於戰爭，人民不用戰死，何樂而不為呢？這套說辭，當然騙不了匡章，惠施的用意無非是讓齊國來扛大旗，讓齊威王當出頭鳥。所以，當齊魏會徐州相王時，楚國不幹了，果然要出兵。可當時，齊楚勢均力敵，加上楚國剛滅了東南一隅的越王。所以惠施的「偃兵」才得以成功。
惠施「偃兵」，顯然從墨子的「非攻」思想發展而來，但兩者又有所不同。
首先，「非攻」在墨子是絕對的原則，而「偃兵」是一種國家發展戰略。墨子「非攻」，是以民間立場幹預國家主張，以民間實力對抗霸權主義，而惠施的「偃兵」，則是一種國家奉行的國際關係的準則和策略性的外交政策。
其次，「偃兵」是國家行為，當然要談國家利益；而「非攻」則高舉國際正義，要「兼相愛，交相利」，使各國皆「尚同」於「正義」，不拿「正義」來做交易。
還有，「偃兵」的思想基礎也與「非攻」不一樣，「非攻」是基於絕對化和理想化的「尚同」，而「偃兵」就是基於現實的妥協，這在惠施叫「合同異」。
墨子的「尚同」，是向同一個目標看齊；而惠施的「合同異」，則要將不同的勢力和利益合在一起，求同存異，結合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
不同的國家利益要「合同異」，不同的思想流派也如此。惠施本人的思想就是這樣一個「合同異」的標本，與孟子不同，他將完全對立的「楊朱與墨子」「合同異」了。正是他，將「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也」與「摩頂放踵以利天下」這樣兩種思想款式、截然相反的人格和學說「合同異」了。
惠施是怎樣「合同異」的呢？惠施說，至大無外，至小無內。如何能「至大」呢？墨子的「兼愛」夠大了吧，但惠施認為還不至大，「兼愛」還是人道主義，我們還要「泛愛萬物」，天地一體，才是真正的「至大」，大到自然主義者當然無內外了。這就是惠施的「至大無外」。
如何能「至小無內」呢？這就是楊朱的「為我」了。在人際關係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每個人都是複雜的身份體系，都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不可能「至小」。只有獨立的「我」，因其獨特的個體性，就是「至小」。
「我」在天地萬物自然循環中，是人道的一個小原子，「至小」不可分，一個人當然不能分兩半了，這就是「無內」，「我」卻因「至小無內」而覺醒了。非常有趣，惠施用「至大無外」和「至小無內」的兩個極端，把兩個對立的思想家的理論給「合同異」了。但，惠施的「合同異」是保持各自不同的邊界的共同體。
孟子闢楊墨，惠施合楊墨，孟子和惠施的差別在哪裡？
孟子，將人體分為大體、小體，將人性分為大性、小性，將人心分為仁、義、禮、智四心。在孟子那裡，大，基本是指道德理性，是仁義禮智；小，都是小我人慾。只要談到人慾，孟子一概否定，且從不反省。
惠施不談人性、人心，卻談第一人稱和個體性的「我」，如楊朱「為我」，用個體性的「為我」，來維護他的「至小無內」。孟子認為這種「小體小性」的格局，是無法天人合一的。孟子的天人合一，是要消滅小我，以成全大我的，大我純然與天為一。這個天是什麼？天是仁義禮智，是天理，這就走到存天理滅人慾的路上了。
惠施與孟子的過節
惠施「去尊」，使魏惠王內政外交雌伏，不得已而隱忍多時。策士張儀一來到了魏國，魏惠王就解僱了惠施，讓惠施走路。人走了，可思想還在，張儀可以為相，但不能解決思想問題，誰能清除其思想？當然是孟子！孟子「闢楊、墨」，主要是在魏國。
魏王請來孟子，奉之如師，為他「闢楊、墨」，對於行仁政，他不過是敷衍孟子而已。孟子也剛好借魏惠王之力「闢楊、墨」，打擊惠施。他早就積蓄了這份攻擊的能量了，他給「楊、墨」之學定了調：「為我」無君，「兼愛」無父。
當年，孟子去宋國行仁政，是看好了宋王偃這塊料，可惜的是，此料卻被「楊、墨」之學染了，而染之者，在孟子看來，就是惠施，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宋王偃除了「賢孟子」外，就是「賢惠子」，而且能「合楊、墨」者，也只有惠施，所以，宋王偃未行仁政，惠子最有嫌疑。因此，孟子來宋國行仁政，首先要過惠施「合同異」這一關。
墨家鉅子孟勝為楚國陽城君守國，率領弟子183人從容赴死。死前，孟勝對弟子說：不死，從今以後，人們求嚴師必不求墨者，求賢友必不求墨者，求良臣必不求墨者，今日之事，唯以一死明志。此語此舉震驚天下，從此天下之人，皆知墨者。梁啓超先生稱墨家為中國的墨俠武士道。
孟勝死後，墨者中心也轉移到宋國，正是在宋國，墨學成為了顯學。墨家能為顯學，除了墨者俠義和墨學思辨，還有惠施在宋國的「合同異」。正是在惠施「合同異」的旗幟下，墨者融合了各家，將墨學做大。孟子「闢楊、墨」，而惠施能「合楊、墨」，所以，惠施之學大。
其實，處於孟子與惠子中間，宋王偃很為難。惠子還好辦，能「合孔、墨」，求同存異，沒讓宋王偃為難。可孟子不幹，藉口對「關市之徵」不滿，說走就走了。
有了惠施的影響力，「楊、墨」之言才能「盈天下」。但讀遍《孟子》，我們發現，孟子之於惠施，可謂「不著一字」，然其「闢楊、墨」時，才寥寥數語便「盡得風流」。諸子罵人，很少罵當事者本人，這倒不是勇氣問題，而是蔑視。假如他們與你相爭，要罵你的話，他們一定會去罵你的祖師爺，而非你本人，如你要問這是為什麼，他們一定會這樣告訴你：你別急，你還不值得一提。孟子「闢楊、墨」而不直接罵惠施是如此，荀子罵「惠施、鄧析」而不罵公孫龍也是如此。
魏惠王死，定了下葬的日子，可連日來天降大雪，城牆被壓壞，太子還要行喪禮。群臣來諫，請改日期，太子不聽，說：以勞民喪財為由，不為先王行喪禮，那是不義。群臣聽了，不再言語，去告訴公孫衍。
但公孫衍也道，我真不知道該怎樣說，能說服太子的人，看來只有惠施了，你們還是去請惠公吧。於是，派人去請惠施，惠施對來人說，行，我同你去。見了太子，惠施這樣說：過去啊，周太王葬於楚山之尾，墓被欒水淹了，文王說，一定是先王在想念我們了，想出來再見一面，讓這欒水來通知。於是，將先王從墓裡請出來，安放在朝廷上，讓百姓們都來見一見，三日以後，重新安葬。現在我們的先王，本來早就定了安葬的日子，可他不願走，還要留一陣子，幫我們扶社稷，安黔首，雪大天留人，讓先王再待些日子吧。太子說：好啊，就改個日期，讓先王多待些日子吧。後來，惠施又以「節葬」說服太子，終沒以儒家喪禮安葬先王。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輯四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