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論》:跳出舒適圈,實現自我性質的轉化

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為一系列的曲折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於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於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矛盾論》

上面這段話揭示了事物性質轉化的根本原因。事物性質是如何轉變的呢？偉大領袖在《實踐論》中再次指出：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因為二者的根據是不同的。

這就是說，事物性質的轉變依賴於事物內部矛盾的發展，而不依賴於外部環境的影響。而事物內部矛盾的發展又主要地表現為矛盾的主要方面與矛盾的次要方面之間的相互鬥爭的關係。

同一個班級，同個老師授課，有的學生學習成績比較好，有的學生的學習成績則比較差，同一張卷子做下來，有的學生能夠獲得滿分，有的學生則勉強及格，這充分表明事物性質主要的是由內因在起作用，而絕非外因，外因必須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否則就無法解釋物與物、人與人之間的各種差異性，只有事物內部的矛盾差異性才是事物之所以獨一無二的原因。

世界上為什麼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葉子呢？同一個地方，同一棵樹，受著同樣氣候條件的影響，但是它們的葉子卻無法完全相同，原因不在外部，而在於每片葉子內部基因的不同。

因此，我們首先知道事物之所以能夠保持原來的性質全在於事物內部的各種矛盾的差異性，而不在於外部的種種條件。

因此，事物性質的轉化也主要依賴於事物內部的矛盾諸方面的相互作用。某個事物的內部必定有兩方面，一方面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為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一個，而矛盾的次要方面卻有著多個。

矛盾的主要方面規定了事物的性質，矛盾的次要方面依附於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這兩個方面的關係不是一成不變的固定關係，而是存在著互相轉化的可能性。

一事物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關係，而是存在著互相轉化的可能

在一事物之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有可能向矛盾的次要方面轉化，進而退化成矛盾的次要方面；而矛盾的次要方面也有可能向矛盾的主要方面轉化，進而取代原來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位置，成為新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事物性質的轉變就是由於矛盾的主要方面與矛盾的次要方面之間的相互轉化。

關於這一點，我們只需要了解一下近代中國社會的演變過程就能夠理解。

在鴉片戰爭之前（1840年之前），清王朝的腐朽統治表明了當時我國社會內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封建主義，由於矛盾的主要方面規定了事物的性質，因此，當時我國屬於封建社會時期的歷史發展階段，而後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則處於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次要方面無法左右事物的性質，只有當次要方面向主要方面轉化，並且次要方面取代舊的主要方面成為新的主要方面時，社會的性質才會轉化。

清朝的腐朽統治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辛亥革命成功後，舊的矛盾的主要方面開始讓位於新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新的矛盾的主要方面開始變成了孫中山先生設想的三權分立式的社會發展模式，封建社會開始土崩瓦解，並且將要不復存在了，社會的性質開始變了，將要變成了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

偏偏這時半路殺出了一個袁世凱，他欺騙了孫中山先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此宣告失敗。已經退位的矛盾的次要方面（封建主義）開始了向矛盾的主要方面轉化的趨勢，而原來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資本主義）也開始了向矛盾的次要方面轉化的進程。一旦成功，那麼當時的中國的社會性質將會再次變成清政府統治時期的封建社會，這又是一次事物性質的轉化，並且是倒退式的轉化。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終歸失敗了

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的改良派在向學習西方的經驗時，就開始接觸到社會主義學說；資產階級革命派在進行革命的宣傳的過程中，也介紹了社會主義學說，但那時的社會主義僅僅處於矛盾的次要方面，只有到了新中國的成立，三大改造完成後，社會主義才轉化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才規定了社會的性質，我們才可以稱得上是進入了社會主義的歷史發展階段，這同樣是一次轉化，並且是一次偉大的轉化。

綜上，我們不僅知道了事物（包括人、社會、自然界）性質的轉變主要是由於事物內部矛盾的發展，我們還具體地知道了內部矛盾之所以會發展全在於矛盾的主要方面與矛盾的次要方面之間存在著相互鬥爭、相互轉化的傾向與趨勢。

馬克思指出：「以往的哲學家只是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造世界」。這就是說，學習哲學的目的不在於說明世界，而在於改造世界。而要想改造世界，首先在於改造自己，跳出舒適圈，從而實現自身性質的轉化。

偉大領袖曾坦言他以前是一位改良主義者，還不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但後來的他主動學習，讓馬克思主義佔據了自身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把其它的消極因素限制在了矛盾的次要方面的地位，從而實現了自我性質的轉化——從社會改良主義者到空想社會主義者直到成為一位堅定的科學社會主義者。

他在與斯諾的談話中說：「當時鼓吹革命的報刊中有《湘江日報》，裡面討論到社會主義，我就是從那裡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我也同其他學生和士兵討論社會主義，其實那只是社會改良主義。我讀了江亢虎寫的一些關於社會主義及其原理的小冊子。我熱情地寫信給幾個同班同學，討論這個問題。」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由德國傳至中國，幾經波折，其中的本質部分已經被很多流派纂改了，當時社會上的很多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大人物本身並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很多人在介紹時無意識地把馬克思主義解釋成一種治世的「靈丹妙藥」，一種人道主義的庸俗學說，其實質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大同」思想、墨家的「兼愛非攻」思想、莊子的「出世」思想不謀而同。

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了年少時接受私塾傳統經書教育的偉大領袖。因此，他不可避免地受到改良主義的影響，他一度成了康有為、梁啓超的熱烈崇拜者。

1919年4月，偉大領袖從北京大學回到長沙，經歷過新文化運動的他開始在思想上又一次地燃起社會主義理想的火花。他開始摒棄康有為和梁啓超的改良主義學說，轉而投入了對社會主義的熱烈期望當中。

康有為與梁啓超同為改良派的代表

他曾經表示：「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這個時候，馬克思主義方才在真正意義上起到了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作用。

縱觀偉大領袖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的種種曲折過程，我們會發現，偉人的成功絕非偶然，而在於敢於跳出舒適圈，刻苦地要求自己，最終才能實現自我性質的轉化。

偉人尚且如此，我們普通人還有什麼理由不能跳出自己的舒適區呢？我們應當運用矛盾論中的觀點來實現自我性質的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