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泓:我為什麼寫《風雨前行——雷震的一生》

歷史學者範泓

「雷震案」於2002年9月4日在臺灣獲得平反。這時距雷震先生遭至政治構陷而入冤獄正好四十二年，距他去世也有二十三年了。臺灣媒體包括海外的一些報刊對此事極為關注，曾引用于右任先生的著名詩句「不容青史盡成灰」來形容「雷震案」的平反。也就是在這一天，臺灣「國史館」出版了兩冊《雷震案史料彙編》，其中一冊是雷震在獄中十年的手記，可見當時雷震在與臺灣威權政治統治者抗爭時一種複雜的心歷路程。之所以說它複雜，因為雷震不僅與蔣介石有過良好的公私關係，而且一個二十歲在日本留學時就加入了國民黨、有著三十七年黨齡的人，又是國民黨高層核心人物之一，在自己的晚年毅然決然地為了民主自由理念，不惜與自己的那個黨決裂，通過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與專制進行殊死的抗爭，贏得了當時臺灣社會和民眾的敬意。因此，胡適先生說臺灣的人應該給雷先生造一座銅像。

1949年對於國民黨來說，是一個風雨飄搖、存亡絕續的年代。這一段歷史大陸的讀者不會過於陌生，但對於國民黨那邊的情況可能不太了解。本書第十六章「政治上的抉擇」談到了當時國民黨內部的一些混亂情景。這一年胡適先生已去了美國，雷震則隨蔣介石去了臺灣，不久被任命為「國策顧問」。《自由中國》是在這一年十一月創辦的，發起人是胡適、王世傑、杭立武、雷震這幾個人。但不久，國民黨內部出現分歧，他們在審視大陸失敗的原因時，一派以蔣經國、陳誠等人為主，認為就是民主太多、自由太濫所造成的，而遠在美國的胡適以及在臺的雷震等人則認為恰恰相反，正是自1928年以來國民黨推行「一黨專政」才導致了這一結局。胡適、雷震等人是少數派，他們意見不可能得到當局的認可。在這種情況下，雷震以及剛剛創辦不久的《自由中國》將其視野從國際開始向臺灣社會內部，發現了許多問題，開始批評國民黨的一些做法，從1951年始直至1960年因雷震被捕、《自由中國》被迫停刊，一直沒有停止過。蔣介石對雷震大為不滿，認為你雷震是在做我的官，怎麼可以像青年黨、民社黨左舜生、張君勱、徐傅霖那些人與我較勁。從此，兩人關係漸行漸遠，直到雷震被註銷黨籍。

《自由中國》在開始時確實得到過臺灣當局的一些津貼，如臺灣的「教育部」、省政府等。可後來因為當局與雷震、胡適等人有了矛盾，尤其是在理念上發生衝突之後，這些部門不敢再補貼《自由中國》了，軍隊中原有的訂數也沒有了。未出二年，《自由中國》變成了一份地道的民營政論刊物，完全是靠雷震一個人託朋友四處籌措資金以維持雜誌的生存，後來雜誌有了廣泛影響，賣得也不錯，情況才好轉一點。可這時在印刷問題上又遇到了麻煩，反反覆覆地，不知換了多少家印刷廠，後來胡適回到臺灣居住，從中說了不少好話，幫過不少忙，可見當時國民黨當局對《自由中國》有多麼仇視，可這些雷震一個人都扛了下來。所以，我們說《自由中國》之所以能在那樣形勢嚴峻的狀態下生存十年之久，雷震功莫大焉。當然，胡適先生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他是《自由中國》最初幾年的發行人，也是編委之一。胡適對雷震的影響最大，雷震這一生對胡適先生都十分尊敬，在牢裡還不斷地給他寫信。在雷震六十五歲生日時，胡適借用南宋詩人楊萬裡的詩「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為獄中的雷震祝壽。在我看來，這不僅是他們兩人有著共同的理念，同時也惺惺相惜，更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一種互動，所以歷史學家唐德剛稱雷震是胡適在推行民主自由理念時最好的一個傳人。

對於臺灣民主憲政來說，雷震是一位承前啟後的人物。臺灣著名學者錢永祥在接受臺灣《聯合報》記者採訪時就說過：直至上世紀80年代，臺灣所有重要的政治議題都是根據《自由中國》的言論來闡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國》對臺灣政治體制和社會關系所引起的問題，在出刊十年期間幾乎都曾論及……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臺灣新一代不見得都讀過《自由中國》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語文、基本概念和陳述方式，都是從這份刊物出來的……在臺灣，像柏楊、李敖這樣的人都曾受到過《自由中國》的影響。雷震入獄期間，李敖去探望他；雷震出獄時，又去迎接他，儘管撲了一個空。作家聶華苓是《自由中國》編委之一，當時負責刊物的文藝版面，她後來回憶起《自由中國》及其同仁時這樣說：「包括雷先生在內的一些人，都是大陸以外最好的中國頭腦，他們那種不畏強權敢作敢為的風骨，對我的影響很大。我覺得作為中國人，或者說，作為一個人都應當是這樣的……」李敖也說過，《自由中國》是一個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刊物，他替《自由中國》寫過稿件，當時才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

雷震是一個具有民主憲政理念的人物，他後來之所以成為蔣介石在政治上最強大的敵手，並非空穴來風，而是一個必然結果。雷震早年留學日本學的就是政治和憲法，與國民黨元老人物戴季陶、張繼有一定過從，也見過孫中山，後來主要是與王世傑關係密切。王世傑原為武漢大學校長，早年留英留法，學的也是憲政，王世傑當時是法制局局長，後來是教育部長，再後來是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由於王世傑對雷震的賞識，為雷震在當時的中國政壇嶄露頭角奠定了一定的基礎。當然，雷震本人在政治上的突出才幹也是原因之一，尤其是他在國民參政會和舊政協中，從議事組組長，到副秘書長，進而秘書長，特別是與在野黨及民主人士的廣泛接觸中，使他對中國的政治有了更進一步了解；在國家制憲工作中，雷震也是關鍵人物之一。雷震的民主憲政觀是漸進式的，反映出當時具著民主理念的一些知識分子在現實政治中的真實處境。雷震不像胡適等人受到過英美憲政的影響，他是留日的，面對國民黨「訓政」時，作為國民黨的高官，很容易站在黨派的立場上給予認同或支持。後來雷震終於明白了「訓政」是有問題的，容易導致專制思想的進一步萌生並影響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上世紀四十年代末，雷震與胡適有了更進一步接觸，從此兩人在思想上不可分離。我的一位朋友認為在某種意義上「雷震比胡適更重要」，我理解這句話背後的涵義，雷震雖然受胡適的影響才出現理念的上轉變並堅定地主持《自由中國》，對臺灣日後實現政治轉型起到了最直接可行的積極作用。

我寫這本書，完全是出於一個偶然的機會。2000年9月，當「雷震案」在臺灣獲得平反時，南京學者邵建教授提醒我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一個月後，透過臺灣友人提供的一些史料寫出一篇有關「雷震案真相」的稿件，《南方周末》「往事」版編輯劉小磊先生很快將它發表，知名讀物《老照片》執行主編馮克力先生又約我和邵建兄寫雷震、胡適與《自由中國》的文章，這才開始進入對這一課題的研究中去。我本人並不認為這本書寫得如何如何，主要是雷震這個人在政治上大起大落的一生太精彩了，他對於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有著重大意義，一個被胡適認為值得造銅像的人並不太多，可見雷震其人的重要性。杭州學者傅國湧先生在評論這本書時認為是以史家的筆法而不是文學家的筆法，這有點過譽了。我之所以寫這本書首先是因為自身有一種情懷，其次是這件事比較有意義，再其次，當時大陸與臺灣沒有一本關於雷震的個人傳記。這本書能夠在大陸和臺灣兩地出版（臺灣版的《民主的銅像——雷震先生傳》為足本），實際上亦是許多專家、學者無私幫助的一個結果。如中山大學哲學系袁偉時教授，是他告訴我研究雷震這個人就必須讀《雷震全集》，當時我還不知道臺灣出版過一套四十多冊的《雷震全集》，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導師高華教授也提醒我要注意當時「改造委員會」這一歷史背景，雷震就是與「改造委員會」中的那些人在政治上存在嚴重分歧，後來才走向決裂的。因此，我寫這本書實際上也是對歷史認知的一個過程，即對那一段歷史、對那一群人、對一本雜誌，包括後來所發生的許多事情，必須懷有一種極大的敬意去面對，否則不可能完成這本書的寫作。

雷震生前所寫的文字有數百萬言之多，不少都被臺灣國民黨當局焚毀掉了。雷震說民主自由是靠爭取來的，他本人就是一個最勇敢、最堅定的實踐者之一。雖然十年牢獄之災，輸了自己的後半生，但《自由中國》十年，卻贏得了一個時代，這充分說明雷震與《自由中國》的影響是深遠的，甚至超出了一個時代有限的表述，對於今天也有著深刻的啟示作用。雷震在本質上是一個真正大陸型的知識分子，儘管他一生的事業是離開大陸之後才開始的——這是傅國湧先生的評價，我很同意他的觀點。這本書的出版，對研究中國民主憲政以及希望了解這一段歷史的人來說，提供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文本，如果能起到這種效果，我的任完就算是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