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鵬所城平面圖。
嘉靖《清苑縣誌》（影印天一閣藏本）關於大寧都司與府縣的關係記載。
湖南新田駱氏錦衣衛家族宗譜。
山東蓬萊解宋營古城遺址（明百戶所）。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爭鳴與商榷】
近年來，明代衛所制度的研究不斷深入，成為明清史研究的新熱點，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人們對衛所屬性有了更深入的認識，衛所不再僅僅被理解為單純的軍事組織，還兼具行政管理的職責。具體而言，衛所在很大程度上像府州縣一樣，是獨立的管理系統，管轄衛所內的人口、土地、財政、司法、教育和民政等方面，加之衛所又呈現出與州縣不同的特質，這對明清五百多年的社會都產生了深遠的、全方位的影響，所以值得研究的內容極其豐富（參見顧誠：《隱匿的疆土：衛所制度與明帝國》，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年；趙世瑜：《衛所軍戶制度與明代中國社會——社會史的視角》，《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等等）。
毫無疑問，近年學界對衛所的基本屬性取得了越來越多的共識，如軍戶世襲、軍民並立、互不統屬等，但對衛所系統的獨立性在定量、定性方面的認知還存在明顯差異，這勢必影響到對衛所基本屬性及其運行的理解，影響到對諸多具體問題的判斷。筆者認為，雖然明代衛所的類型多、分布廣，但作為系統性的制度設計，衛所的基本屬性應具有普遍原則。因衛所具有獨立完整的管理權，將其視為傳統意義上的轄區，要比視為現代意義上的政區更妥當。
衛所屬性的判定與轄地面積大小、劃界清晰與否無關
學界對衛所屬性理解的主要分歧之一是，衛所是否具有普遍的「政區」性質，而判斷其政區性質的標準，是否可以用、如何用諸如衛所管轄面積（屯田數量）的大小、劃界清晰與否，以及是否切割州縣等指標來判斷。有學者沿用傳統歷史地理學的觀點，將衛所分為實土衛所、準實土衛所和非實土衛所，認為「沿海衛所的小地盤、防區和屯田區，皆不足以支撐它成為與州縣相當的行政地理『單元』，基本上不具備『實土』特徵」（李新峰：《明代衛所政區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61頁）。對上述觀點，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因為《明史·地理志》使用「實土」衛所一詞，只是借用了南朝「實土郡縣」的概念，將防區內沒有州縣的衛所稱為「有實土」。用有沒有實土和「實土性」來分析明代衛所的「政區」屬性，是對「實土」概念的誤解（傅祥林：《「實土衛所」含義探析》，《丙申輿地新論——2016年中國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文集》，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400—405頁）。
確實，早在20世紀30年代，譚其驤在《釋明代都司衛所制度》中就提出：「置衛所以統轄軍伍，設都司以掌一方兵政，其初本與地方區劃不相關。洪武初或罷廢邊境州縣，即以州縣之任責諸都司衛所；後復循此例，置都司衛所於未嘗設州縣之地，於是此種都司衛所遂兼理軍民政，而成為地方區劃矣。」（《長水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0頁）這句話被後人廣為徵引，以證明實土衛所的政區屬性。然而，他後來對「非實土衛所」的解釋卻長期為人忽視：「《明史·地理志》將衛所分成實土、非實土兩種，實際所謂實土衛所，指的是設置於不設州縣處的衛所，無實土衛所則指設於有州縣處。前者因無州縣，故即稱其地為某某衛、某某所，後者即以某州某縣稱其地，因其地極大多數土地人口皆屬於某州某縣也。但有一小部分土地人口是屬於衛所的……並非真正無土。」（靳潤成：《明朝總督巡撫轄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書前影印插圖）在這裡，譚先生的解釋已非常清楚，實土與非實土之別在於是否當地設有州縣，並不是有沒有土地以及面積的大小，事實上明代的內地衛所、沿海衛所以及在京衛所（在內衛所），也都是有屯地的。
如果認為只有設在府州縣系統「力所不及」地區的衛所，才充當行政區劃單位，也不符合明代衛所的實際情況。因為儘管邊地衛所普遍被認為具有現代政區屬性，也確實獨立管轄有大片疆土，但不同衛所之間很難講有清晰劃界，大量的邊地衛所（實土衛所、羈縻衛所）之間的邊界，反而不如內地衛所、沿海衛所的轄地更清晰。正如周振鶴所說，「在古代，由於開發程度較低，許多政區都沒有明確的邊界，只有大致的範圍」（《中國歷史政治地理十六講》，中華書局2013年，第29頁）。因此，管轄面積的大小和劃界是否清晰這樣的現代政區的指標，並不能直接對應古代政區。考慮到衛所類型的複雜性，為整體把握衛所的基本屬性，雖然它已具備古代政區的基本屬性，但把衛所稱為「轄區」而不是「政區」更具有普遍意義。在衛所轄區內，不僅在明代衛所獨立行使其管轄權，即便到了清代，衛所體系內的若干管轄權仍長期延續，衛所歸併州縣在清代經歷了漫長的過程。
明代的衛所轄區及其管轄權的主要體現
衛所作為獨立的轄區，一是表現為衛所在轄區內具有完全獨立或相對獨立的管轄權，轄區內的治權與區外的行政系統並行存在；二是衛所管轄權與它的轄區大小並無直接關係，與是否獨立成片、劃界清晰沒有必然聯繫。邊疆實土衛所因連面成片，其政區性質會更明顯，而內地衛所、沿海衛所等「非實土衛所」的轄區雖然以插花地、飛地等形式存在，但並不能否定其政區意義的存在。實際上，正是因為衛所具有類似於府州縣的相應管轄權，它才被視為與之並列的獨立系統。
衛所獨立管轄一定的區域（屯田）。作為衛所存在的經濟基礎，屯田的獨立性表現為衛所管轄權的獨立，邊疆實土衛所轄區的獨立性自不待言，內地衛所不論它們的分布如何散亂錯置，也都不影響屯地的官田性質和衛所對它的管轄權，即便到了明末依然如此。在華北，崇禎初年，濬縣知縣張肯堂稱：「李自立，寧山衛軍也，有地七頃……然而隸在衛者，不能去其籍也。」（《辭》卷5《李自立》）在中原，明末歸德府（今河南商丘）侯方域稱：「國初開設屯田，派坐甚遠，幅員甚廣。名隸本衛，地落他處，有相去數百裡者，有相去數千裡者。軍產民產，相錯其間。」（《壯悔堂文集》卷4《代司徒公屯田奏議》）。在西南，康熙《九溪衛志·凡例》有記，九溪衛屯田分布極廣，「衛土非一隅，在慈利縣圖內者僅一衛城，其屯田一在澄州石門界，一在澄州圖內，一在公安界，一在松滋界，一在越永定，在武陵界……」
雖然是插花分布，但衛所與相鄰的府州縣對轄區管轄權的劃分很清晰。嘉靖《清苑縣誌·城池》說：「此縣誌也，何府治軍衛亦志耶？蓋府衛雖不可登於縣誌，然建設之所皆於清苑地焉，故志之。何書略耶？曰詳在郡志矣，縣誌其納，備參考焉，不敢悉懼其僭而贅也。」萬曆《定襄縣誌·田賦志》也記載了衛所和州縣地近而不統屬的關係，「按：屯地與民間相雜，其所從來靡可考辨，顧同一地耳。在民每石派糧一兩，餘屯則五錢，不啻損半猶然逋賦，何哉也？屯餘自有丁差，業屬本衛審編」。
明初衛所屯田的劃撥原則，在內地撥給以無主地，不擾動原來的土地關係，在邊地則以就近整塊分配為主。明初設立衛所或州縣以穩定局勢為前提，內地不少地方是先設衛所再建州縣，地方的行政權也由衛所官來兼理。如在潁州（今安徽阜陽），「（洪武元年）置潁州衛，命指揮僉事李勝守之。潁州自元季韓咬兒作亂，民多逃亡，城野空虛。上因如汴道，過其地，遂命勝築城立衛，招輯流亡，民始復業」，就是由衛所官暫理民事（《明太祖實錄》卷36〔下〕，洪武元年十一月）。在河南鄧州，「守御前所千戶所，治在州治東。明洪武三年命鎮撫孔顯兼知鄧州事。六年，升正千戶，頒印專理軍務」（順治《鄧州志》卷9《創設志·所治》），同樣是軍政合併管理，軍政官設置在先，行政官任命在後。明後期因田土歸屬已相對固定，中央再組成新的衛所，確實需要調整原來衛所和州縣的轄境。在四川，明初敘南衛的屯田劃撥與全國差不多，「凡武職一員皆有田。時當開創，各屬腴田，聽其自擇，而衛有兵丁以備防禦者，概發屯田」（嘉慶《宜賓縣誌》卷20《屯田志》）。但到萬曆初年新設建武守御千戶所時，屯田及千戶所的轄境就要「切割」附近的行政區（州縣和衛所）了，「以九絲城都蠻作亂，巡撫都御史曾省吾勒兵討定，割縣屬山都六鄉，設建武所」（光緒《敘州府志》卷16《明周爻平蠻頌碑》）。建武守御千戶所的轄區範圍是，「府南四百二十裡，東北至瀘州衛九十裡，東至永寧宣撫太平長官司八十裡，西至珙縣百五十裡，南至鎮雄府安靜長官司八十裡，北至長寧縣百五十裡……萬曆元年，剿平山都，水都震懼，悉歸編戶，拓地五百餘裡」（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70《四川五》）。在這裡，衛所的獨立轄區和管轄權的劃分明晰可見。
衛所對人口的獨立管理。明代實行「配戶當差」和「以籍定役」的人口管理和賦役制度，軍、民、匠、灶等戶類均世襲，其中軍戶的世襲性更突出。衛所軍戶專有黃冊來管理，必要時再編「勾軍冊」，府州縣戶籍中要開列「州縣軍戶」以別於普通民戶。因不同的戶籍承擔不同的差役，他們的社會角色也不大相同，比如軍戶例不得分戶，以保障軍差的世襲輪替；戶籍身份不同，就讀的學校、參加科舉考試的地點也可能不一樣。現存極其豐富的明代科舉檔案（進士題名、碑錄、登科錄等），大都有戶籍類型的清楚標註，軍戶的數量僅次於民戶。此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影印出版的《中國明朝檔案總匯》展示了數量龐大的明代世襲武官群體的官方檔案，從中可見中央對衛所戶籍管理的水平之高，軍戶擁有高度的獨立性，而圍繞軍戶的管理又引起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衛所經濟管轄權的獨立性。衛所屯地的官田性質，直到明朝滅亡都沒有變化，雖然軍田民佃或私下交易在明後期存在較為普遍，但買賣雙方並無合法手續。衛所的倉儲管理權雖然在明前期就交由附近的府州縣代管，但衛倉服務衛所的功能定位並未有大的變動。明末，中央仍有明確規定：「衛所在省，則行文於布政司；在直隸，則行文於該府，一切應徵錢糧，俱代為轉行督催」（畢自嚴：《度支奏議·新餉司》卷10《覆鳳陽衛所屯糧責成該府催解疏》），這裡說的就是「代為轉代督催」。當然，由於軍政和行政兩大系統互不統屬，又要時常發生經濟聯繫，必然會扯皮，軍民經濟糾紛屢見不鮮。例如寧山衛地處北直隸，屯田分散，管理權也多次調整，「直隸寧山衛雖設於山西澤州，其軍餘俱在河南屯住，請仍隸河南管屯官帶管，歲納子粒獲嘉、滑縣，以便放支」（《明憲宗實錄》卷270，成化二十一年九月辛未）。這表明在衛所與府縣不同的系統之間，州縣滲透到衛所財務中的角色只是「帶管」。
衛所司法權的獨立性。衛所系統明初設有獨立的司法機構，在中央，五軍都督府下設有斷事司，為正五品，專治五軍刑獄。隨著五軍都督府的實際權力下降，斷事官在建文時被裁。在地方，衛所的司法權長期存在，各衛所設有斷事司專理刑獄，另常設有世襲武官擔任的鎮撫官，負責處理衛所內部的司法訴訟。如果軍民之間發生了糾紛，兩大系統間要協商處理，尤其是當軍人侵犯了民戶的利益時，不能交給府州縣來審判，要經中央批准後，再委託專門的司法官處置（參見張金奎：《明代衛所軍戶研究》，線裝書局2007年，第181～200頁）。到明中期，隨著權兼地方三司的巡撫、總督的派出，以及科道官體系的普遍建立，衛所與州縣的司法權逐步合併，但主要是從上而下來調整衛所的司法權，衛所與府州縣並行的局面並沒有被打破，府州縣必須得到授權，方可處理衛所的司法事務。明朝中後期，隨著內地衛所與附近州縣的社會交往日益加深，在軍民雜處、高度融合的地方，基層社會秩序的維護與管理出現了軍民合一的現象，這是兩大管理體系長期並行的新變化（黃忠鑫：《明中後期浙江沿海「軍圖」初探》，《歷史檔案》2013年第1期）。例如明末濬縣知縣張肯堂在審判涉及衛所的案件時，仍然需要有相應的授權或委任才可處置，軍、民的法律身份差異並沒有完全消失。
衛所對行政事務的獨立處置。古代，旌表是政府為表彰百姓在引領社會風氣某方面的貢獻所做的獎勵，由各管理部門逐級審查，最終報中央審批，行政程序複雜。衛所具有行政管理的職能，在這一「民政」類事業中也在獨立發揮作用。在邊地的實土衛所，如遼東地區的旌表，均由衛所官奏報完成，嘉靖《遼東志》中有為數不少的旌表，均有「衛上其事，旌表其門」的記載（卷6《人物誌·貞烈》）。在內地衛所，衛所官負責旌表事宜的記載也屢見不鮮，如武平衛（明屬河南都司，治在今安徽亳州）右所副千戶金源妻盧氏，「年二十三歲，夫亡。居喪循理，勤儉紡績，守節無玷。景泰五年，本衛奏，表門閭」（成化《中都志》卷5《貞節》）。在廣東，嘉靖《南雄府志·貞烈傳》記有南雄千戶李純妻葉氏的事跡，「年六十餘。十所軍旗上其事，核實三次，未蒙旌表」（嘉靖《南雄府志》下卷《傳·貞烈》）。到明代中後期，衛所中的儒學官員以及巡撫、巡按等官也參與衛所內的旌表事務。
明朝存在二百七十多年，隨著時代的發展，明初的規定到中後期有了新的變化，衛所軍政與州縣民政兩大系統也從彼此獨立運行，到出現了統一的呼聲和跡象，這一方面來自中央派出的巡撫、總督和科道官，他們的權力都可兼及軍、民兩大系統；另一方面是現實的需要，民政權力不斷滲透到軍事系統中。當然，直到明末民政也沒有取代軍政，軍政系統的獨立轄區和管轄權大部分還在。
綜上，有明一代因為軍、民兩大管理系統的並存，各有各的組織架構，各有各的管轄權，形成了獨立的轄區。在不設司府州縣的邊疆地區，衛所擁有高度獨立的管轄權。在內地衛所、沿海衛所與府州縣交叉錯置的地區，實際形成了軍政並存的「自然境」，比如「河南自然境」包括了河南布政司和河南都司的區域，山西「自然境」包括了山西布政司、山西都司和山西行都司的區域。明代的衛所與司府州縣一樣，具有「地理單位」的性質，只不過，司府州縣是傳統的典型政區，衛所則具備了行政區劃的「必要條件」。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卻不能以現代行政區劃的概念或指標來衡量衛所管理體系，因為它是古代中國在邊疆治理時帶有明顯的變通性、過渡性或靈活性的管理形態。鑑於明代邊地衛所具有比較強的政區性質，而內地衛所同樣擁有獨立的管轄權卻不可以現代政區的標準去衡量，所以可稱衛所為「地理單位」，而從整體上嚴謹地表述明代衛所的管轄權屬性，稱衛所地理單位為「轄區」而不是「政區」更為恰當。
（作者：彭勇，系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明代州縣軍戶的制度設計與群體身份變遷研究」〔18BZS065〕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