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的冬季，一股凜冽的寒意蔓延在美國矽谷巴洛阿圖（Palo Alto）的華裔家庭中。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已有4名高中學生自殺，這4名學生中3名是華裔，該地區15歲到24歲年輕人的自殺率為全美國平均的6倍。
Palo Alto的房價是全美最貴的那一檔
巴洛阿圖是美國加州著名的富人區，鄰近史丹福大學，這裡的家庭家境較為富裕，重視教育，學區的兩所高中都是教學績優名校，這些想不開的學生也是成績優異，有的拿了全A。那麼，為何矽谷會出現學生自殺潮，並且多為華裔呢？
美國《大西洋月刊》專刊報導了這起「矽谷自殺事件」，雜誌發行前，先在網絡發布了文章。文章稱，表面上看，這些「富二代」光鮮亮潔：他們開車上學、衣著華麗、成績優異、醫療有保障他們似乎前途無量。
但是實際上，他們中有不少「問題少年」。酗酒、吸毒比率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受抑鬱症和焦慮症困擾的學生比率也比平均水平高出兩到三倍。
為何在這個創造了許多高科技產品，甚至可能研發出怎麼延緩衰老，阻止死亡的地方，這麼多青少年都會不幸地選擇自殺呢？
據《大西洋月刊》記者調查，主要因素是壓力：
來自父母、老師以及他們自己的壓力，不僅要學習成績優異，在其他一系列活動中也要表現優異。
種種壓力讓這些孩子感到非常勞累、難以勝任、極其孤獨。
但這只是直接因素，媒體繼續分析了這種現象背後暴露的教育問題。
精英階層望子成龍心切
要在美國的富裕階層獲得一席之地，競爭變得異常殘酷。孩子們必須進入精英大學才有這種機會，但自從1970年代以來，這類大學數量「基本上沒有增加，反而變得更加挑剔」。精英學校學歷在社會上是能力的標誌，而且結交的校友也都來自上流階層，精英大學入學競爭非常激烈。很多學生投入大力氣來應付入學考試，一旦敲開了大學的門，學業上就鬆懈起來。
另外，組成美國精英階層的群體不再是家族企業老闆，而是有著出色教育背景的專業人士。家族企業可以直接交給子孫，但是教育卻不能。無論父母多麼成功，他們的孩子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獲得優異學歷（當然，他們的父母會為子女教育提供很多先天的優勢）。正如社會學家Hilary Friedman所言：「你是醫生、律師或者MBA, 你沒法直接把這些傳給子女。」
美國上流階級的家庭教育哲學，可以歸納為：
「富貴不足保，惟名校精英教育之澤可及於無窮。」
確切地講，美國精英階層有一個重要共識，即留給子女的最好遺產不是金錢，而是精英教育。換言之，世襲政治的一個重要前提和原因，是精英教育的世襲。
在培養孩子的問題上，生活富足的家長之間爭搶心儀幼兒園學位的競爭幾乎到了角鬥般的地步。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兩名經濟學家把這種在早期學業成就方面的競爭稱作「幼兒競爭」(Rug Rat Race)。「進入大學機會的稀缺導致父母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他們花更多時間幫孩子準備大學入學考試。」
而且，父母學歷越高，這種競爭越激烈，因為精英學校席位少，學歷低的父母連試一試的機會都很小。所以，高學歷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時間投入越來越多，儘管他們的時間很值錢。
美國矽谷聚集了大量上一代中國精英
上世紀七十年代，在父母用於陪伴孩童交談、閱讀和遊戲的時間上，各階層並沒有實際差異。現在，父母受過大學教育的小孩所擁有的睡前讀書時間比一般小孩多50%。
即使父母們知道過大壓力對孩子不是好事，但是他們會認為值得這麼做，辛苦流汗幾年換來的是一輩子的經濟保障。因為精英階層和中產階級的財富和收入差距太懸殊了。進入了精英階層，一切都變得容易獲得。
教育不再能打破固化的階層
1931年，頗受歡迎的歷史學家詹姆斯·亞當斯出版了一部著作《美國世紀》，在前言中他創造了「美國夢」一詞，並這樣定義：美國夢是這樣一種社會秩序，在這種秩序下，男人和女人不論他們出身如何，社會地位如何，都能最大程度地實現自己的潛能並為他人所認可和接受。儘管今天亞當斯這個名字已經為許多人淡忘，但人們卻能在任何一場總統選舉中不斷聽到「美國夢」的說法，這個詞也像磁石一樣吸引著無數外國人對美國趨之若鶩。
然而，近年來美國社會階層固化越來越明顯。美國皮尤研究顯示，儘管有40%美國人仍然確信白手起家從貧困到富有相當普遍，但事實上僅有4%的人成功。更多生在貧困家庭的美國人一輩子都無法擺脫貧窮。
哈佛大學公共政策教授帕特南（Robert D. Putnam）今年出版的新書《我們的孩子：處於危機中的美國夢》，揭示了當代美國生活的一個「醜陋的現實」，即決定個人成功的因素已非個人奮鬥，而是其所在的社會階層。過去半個世紀，美國社會各階層已經相對固化，對於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公民而言，想要進入上層社會已變得相當艱難。
對於絕大多數民眾而言，「美國夢」的唯一入口是高等教育。大量平民子弟通過進入大學改變命運。然而到了今天，高等教育不但不能促進社會階層流動，反而有加劇社會階層固化的趨勢。尤其是精英教育，被稱為「限量供應的上層社會入場券」，越來越向富有階層傾斜。
以美國歷史上枝葉最茂盛的「貴族世家」羅斯福家族為例。兩個羅斯福總統都畢業於哈佛大學。打破紀錄連任四屆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生了四個兒子，三個去了哈佛。不僅布希父子總統都畢業於耶魯大學，從「老太爺」布希參議員，到小布希總統的女兒，布希家族是延續了至少四代的耶魯校友。前副總統戈爾夫婦，四個子女全都是哈佛大學畢業；按照低於十分之一的哈佛大學平均錄取率計算，這是「萬年一遇」的現象。
常春藤世襲現象不只限於「高幹子弟」。由數百名華爾街捐款大鱷校友組成的哈佛「大學資源委員會」，成員子女申請哈佛的錄取率超過50%。其中美國最大菸草公司前副總裁詹姆斯·威爾奇，竟有六個兒子全部進了哈佛，超過了「萬年一遇」的戈爾子女的成就。
美國的「精英世襲」現象，只是日趨明顯的「教育水平-社會經濟地位」因果關係「世襲化」大勢的一部分：藍領中產階級的衰亡，大學教育成為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的分水嶺；最窮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口子女獲得大學學位不到9%，而最富四分之一人口中達75%（據《紐約時報》）。長此以往，美國社會可能存在越來越多「龍生龍，鳳生鳳」的現象。
富家子弟在競爭精英大學入場券時，儘管有著經濟和機會上的優勢，壓力仍然很大。就像美國一位普通高中生的抱怨：
「我爸每年分別給斯坦福和哥倫比亞（其父是兩個學校的校友）都捐幾萬就是為了讓我能被錄取，我要去不了可怎麼辦啊？！我是真的不喜歡學習啊！」
即便家世再好，學習成績也要達到基本線，名校才會錄取，如果對成績無底線，完全「拼爹」，培養出來的學生不被認可，名校無異於砸自己的牌子。
華裔父母爭強好勝的教育心態
在矽谷高中自殺學生中，華裔佔很大比例。這也和華人爭強好勝的教育傳統有關。
今年作為評判「最高綜合能力」的「美國總統學者獎」名單中，約30名華裔學生獲獎，佔總人數20%。
在美國，如果一位高中生獲得了「總統學者獎」，就意味著最好的大學任其挑選。華裔學生成績優異早已不是什麼新聞。在最近CNN發表的一篇文章裡，亞裔學生甚至被貼上了「考試機器人」的標籤。
華裔子弟的優異成績和父母的督導有莫大關係。很多華人選擇去海外生活，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子女的教育。據《中國國際移民報告》的統計顯示，近年來超過80%的申請人將子女教育作為最直接的移民原因。
然而在美國讀高中並不那麼輕鬆。很多國內的家長為了讓孩子避免面對高考的過度競爭把孩子送到美國讀高中，希望孩子能在輕鬆的氛圍中順利進入好大學，這其實是一種錯覺。史丹福大學教育學院的丹尼斯·波普教授就指出：
「不要認為美國的學生生活在天堂中。美國學生壓力也很大，他們除了搞好自己的學業，還要兼顧很多課餘活動，如果你在中學時沒有加入過什麼社團，也沒有什麼特長，沒有一所大學會錄取你的。」
也就是說，評價一個學生的指標，不僅是學習成績，還有課外活動，即通常認為的素質教育。
很多華人父母從小在中國接受傳統教育，又在競爭激烈的教育環境中長大。在他們看來，對孩子嚴格要求，讓他們保持優異成績，同時多才多藝，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現在特別是在美國東西兩岸華人聚居的地區，高中生的競爭更是白熱化。學生們計較GPA成績0.01的差距，很多人學十多門課程外，還要參加幾個社團，如樂隊、運動隊，每周花幾個小時做義工、搞科研，這樣下來很多高中生的睡眠只有四五個小時。
華裔父母都是「虎爸」「虎媽」，他們普遍重視子女教育，嚴格督促和引導，加上與美國教育中重視社會實踐能力和創造能力培養的特點相結合，自然就容易催生多才多藝、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然而正如一個硬幣的兩面，美國教師聯盟網上健康調查結果發現，壓力過大對個體身心健康極其有害，尤其是對於成長階段的學生來說。內在心理上的變化通常包括暴怒、抑鬱、無休止的緊張和焦慮、對人缺少關注以及自殺傾向、青春期精神分裂症、選擇性緘默症傾向等。
幾年前，虎媽蔡美兒的「強力手腕」教育風格讓西方人震驚：有一次大女兒索菲亞在數學競爭中輸給一個韓國小孩屈居第二，蔡美兒勒令她每個晚上做2,000道數學題，直到她重奪第一；為了讓女兒練好一首鋼琴曲，連續彈5個小時不準休息。也許大多數父母都不會像虎媽這麼極端，但是功利和強制的方式確是很多父母的共性。嚴苛的教育方式對於某些人可能管用，但對於一些內心不是那麼強大的人可能意味著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