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動態平衡發展理論與中國未來

一陰一陽謂之道。這是中國古代對於事物矛盾發展規律的特有的觀念：事物矛盾的兩面總是在不斷消長和變化之中，《周易》的「易」，其中既有「簡易」、「不易」，亦有變易之意。事物內在矛盾既有「不易」的一面(事物的性質保持穩定、恆定和確定的一面)，也有時刻保持動態變化的一面，而且就其本質而言，萬物無時無刻不在「變易」之中，未有絕對靜止之時。中國人常說「知變守常」，其中「變易」是「變」，「不易」即「常」，「常」和「變」相伴而生，從最高意義上而言，「變」即是最本質的「常」，而「常」即是「變」本身。陰陽矛盾的互動造成了萬事萬物，其中所包含的道理極其簡單易明，此謂之「簡易」，即所謂「大道至簡」也。

因此，從任何一個巨大的系統來看，動態平衡就是所有複雜事物內在的基本規律：就其穩定的一面來看，它應該保持一定的平衡，以維持其性質的相對恆定性;而就其變易的一面來看，事物要發展，就必須保持動態的發展，不可能保持絕對的平衡與穩定。系統動態平衡，就是從一個複雜的、巨大的「大系統」角度出發，在事物的運動中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既不是追求一種絕對的平衡(事實上也不可能有任何絕對的平衡)，絕對的平衡不但於事物發展不利，反而會使事物處於一種能量衰退的境況之中，喪失事物發展的活力、動力和勢能;也不能追求一種絕對的不平衡，當事物處於絕對的不平衡的時候，如同擺動幅度過大而超過一定限度的鐘擺一樣，會使事物陷於崩潰狀態，整個大系統的基本穩定就會難以維持，這個複雜系統就會進行自我的否定，喪失原有的性質，而不是發展。

因此，系統動態平衡理論所要追求的狀態，是既要使事物保持一種相對的不平衡，以使事物充滿活力、動力和勢能，使事物自身處於一種生機勃勃的動態發展狀態之中，又要使事物本身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和平衡性，以保持整個事物的穩定，從不平衡走向新的更高級的平衡。因此，系統動態平衡理論強調的是：不過於追求平衡，過於平衡則亡;也不宜過於不平衡，過於不平衡亦亡。

中國就是一個巨大的、複雜的系統。治大國若烹小鮮。不翻容易糊，亂翻容易散。因此傳統哲學思想的治國智慧，在於教我們掌握平衡與不平衡的辯證法，拿捏好這個動態平衡的度。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經歷了社會經濟制度的巨大變遷，使中國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制度變遷的力度、強度也是極為罕見的，對中國社會經濟諸方面的影響也是極為深遠的。制度層面的頻繁變動，是整個系統具有巨大活力和動能的源泉，然而同時也造成了系統的不穩定。然而穩定是不是就不要變革了？恰恰相反，從不平衡和不穩定的系統狀態走向相對平衡和穩定的系統狀態，還要靠深刻的變革，這就是系統動態平衡理論的辯證哲學的要義所在。

一個國家的大系統所包含的問題，無外乎是三個：人和自然的關係、人和人的關係、人和自身的關係。我們可以從這三大關係看今天中國經濟社會體制的發展與變革及其影響。

從人和自然的關係來說，今天關於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爭議就大多涉及人和自然的關係範疇，外延式增長和內涵式增長、增長速度和質量的爭論，無不與此相關。要實現綠色發展，要落實科學發展觀，要在發展中保持人和自然的平衡與和諧，不要再以過大的生態代價來發展經濟，這是我們在高速發展幾十年後所獲得的感悟。舊的發展觀引發的環境危機、農業安全危機(化學農業所造成的農產品和食品危機)等已經危及民生，從長遠來看更危及可持續發展和長期增長。人和自然不平衡了，人過多地剝奪了自然，過早地耗費了自然資源，現在人需要退一退，使人和自然的不平衡重新走向平衡。這就要求增長模式實現變革，包括工業發展模式、農業發展模式、環境保護政策、資源利用機制等都要發生深刻的變革，才能把人和自然的關係重新搞得和諧一些、平衡一些。當然這個平衡，要動態地獲得，不要走極端，不要追求絕對化，還要兼顧一下其他變量，要照顧系統的整體穩定，要在動態發展中解決。

從人和人的關係來說，今天熱烈討論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公平和效率問題、收入分配問題、貧困和富裕的關係以及扶貧問題、城鄉問題、東西部問題、族群問題，乃至國企和民企關係問題等等，本質上都是涉及人和人的關係問題。人和人的關係的不平衡，已經成為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和系統穩定的大問題。這裡面既有經濟學意義上的發展戰略的調整問題，也有政治學和社會學範疇的問題。要建立一個人和人的關係基本平衡的社會，建立一個人和人和諧的社會，而不是一個隔閡的、撕裂的、二元對立的社會。處理好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問題，事關國家這個大系統的基本穩定，沒有基本穩定，遑論發展？而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的和諧，是有利於發展的，可以降低發展的成本，降低發展的社會代價(社會震蕩成本和社會摩擦成本)，甚至可以說，人和人關係的問題的解決，可以為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可以激發更多的需求，激發更多的發展動力。我們以往的發展得益於一定的不平衡，打破原來的僵化的平衡，這在一定歷史時期是對的;現在要從系統穩定的視角出發，矯正過度不平衡帶來的弊端，並從不平衡到平衡的動態發展中獲得更多的發展動力。今天中國的反貧困力度的加大、效率和公平兼顧方針的提出、區域發展戰略的調整、城鄉一體化和城鎮化戰略的推進、人口政策的改變等，都是從不平衡到平衡的努力，在這個調整過程中，所激發的國內需求和增長動力是無窮的。所以，人和人的關係解決得好，可以激發新潛能，釋放新動力，形成新的改革紅利，實現人和人的利益格局的再配置與再調整，為中國未來幾十年的長遠穩定增長奠定一個好的基礎。

而最深刻的關係是人和自身的關係。人與自身的和諧，是一切和諧的基礎。這個問題，涉及到極為廣泛而複雜的學科體系，甚至可以說，就人和自身的和諧這個主題而言，它可以調動一切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智慧，舉凡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以及藝術、哲學、文學等，都在試圖為這個問題提供答案。人與自身的和諧，取決於人自身所具備的調整人與自我內心的一切矛盾的能力，使人處於一種均衡的、穩定的的狀態，這種狀態體現為一個人的滿足感、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以及自我成就感，而與這種和諧的狀態相反的，則是匱乏感、絕望感、喪失感、危機感和自我否定感。而人所有的積極的感覺，即人和自身的和諧感，既有賴於外部的因素(包括可見的、物質的因素，也包括不可見的、社會關係的因素)，也有賴於內部的因素的支撐。就人的外部因素而言，人類的各種制度安排(社會福利制度、醫療制度、教育制度，甚至信貸制度、財政制度等)都會影響一個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都會影響人與自身的和諧程度，所以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幸福」這樣的心理狀態僅僅是一個人自己內心的事情，實際上人作為社會的動物，其內心的幸福感從來就不是一個人自己的問題，而是牽涉到整個社會的制度設計與制度安排。一個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和社會資本(社會交往所帶來的特殊資本)的人，是很難有真正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的。但是外部制度條件僅僅是一個人與自身和諧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事實是，很多人儘管具備優厚的外部條件，具備極高的物質條件、社會地位帶來的巨大社會資本、極為完善的社會保障等，但他仍然有可能是一個不具有幸福感和安全感的人。反之，有些人可能並不具備優厚的外部條件，但是很有可能是一個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強的人。這就涉及到一個人與自身和諧的內部條件，這個內部條件的具備，主要有賴於一個人內心世界均衡性心理結構的建立，這個均衡性的強大的內部心理結構的建立，本質上也是社會教育(或古代稱之為教化)的產物。所以，我們就可以理解孔子的治國智慧：當他的弟子問他如何才能治理好一個地方時，他依序給出了三個答案：庶之、富之、教之。教化的功能，既有幫助人和人之間獲得和諧關係的功能，更有幫助一個人獲得穩定的均衡的內部心理結構的功能。「教以人文，化成天下」，這是治國的最難的部分，也是至為重要的部分。一個國家的教化傳統、文化積澱、傳統意識、人文記憶，其落腳點，實際上都是為人與自身的關係和諧而服務的，此所謂立人之道、達人之道。富了就安了嗎？富了就樂了嗎？衣食足就知榮辱了嗎？不見得。

中國正處在由一個「以發展為導向的社會」向一個「以均衡為導向的社會」的轉變之中。一個「以發展為導向的社會」，從非均衡中汲取動力以保持平衡;而一個「以均衡為導向的社會」，是從均衡中獲得長久發展的動力。在這個新的時期，不僅增長的動力源泉和增長的模式發生了轉換，而且人和人的利益關係格局也在發生深刻變化，人和自身關係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一個焦灼的、汲汲於發展的社會，逐漸轉型為一個穩健的、追求社會「良治」和人類「良知」的社會;一個浮躁的、追求外在物質滿足的、以財富和資本為中心的社會，逐漸轉型為一個從容的、追求內在心靈滿足的、以幸福和自我實現為中心的社會。這是中國未來社會的總方向、大趨勢、大潮流，順之則昌，逆之則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