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的個案或專題研究，成就最突出者首推神話，或曰，這與神話作為民族古老的記憶的特殊性有關。
中國神話傳說與民族記憶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中國神話傳說的記憶和流傳並不簡單是故事式的流傳，它還包含了我們這個民族對自己歷史的認識、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的總結，尤其對自己精神品格的認同與發展。
西王母神話群與民族精神建構
作者：王仁慧
神話是民族精神的表現。在西王母神話不斷的傳承與變異中，民族精神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從最初的原始思維看待世界，到宗教思維理解世界，再到科學地面對世界，人類不斷在進步。為滿足現實需要，西王母神話、神話群及信仰崇拜，也在不斷被改寫、建構。探究和理解西王母神話，對當代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神話表達了遠古時代人們對自然、人和社會三者之間關係的探索與建構。西王母神話在我國神話中有著重要地位。西王母神話與帝系神話、英雄神話等不同，具有自己的獨特性。西王母在不同時代具有不同形象、神職及神格，其神話群也跟隨神話本身的傳承與變異不斷地豐富。以神話群的觀念，去解讀分析神話及其所蘊含的民族精神，可以更好地全面認識神話，建立神話體系。
「怪人怪神」西王母
西王母較早記錄可見於《山海經》之中。西王母「豹尾虎齒」「蓬髮」「人面虎身」，充滿了神秘與不羈，具有原始宗教意義。至於「善嘯」，《山海經》中少有其他神或獸有如此的叫聲，因此，「嘯」是西王母所特有的，表明了西王母同其他動物與神的區別，表現了其獨特性。
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充分彰顯了西王母的威嚴，「司天之厲及五殘」，掌管著天曆與刑殺。筆者認為《山海經》中，可以看到西王母身上遠古部落的酋長和神話女王雙重身份融合的痕跡，是崑崙山之靈魂。而遠古人民將這樣的形象，融入人形，「戴勝」，作為神來對待，這既表現了先民對大自然的無知與敬畏，同時又表達了徵服自然的渴望。西王母形象已經開始凝聚了一定的社會力量與宗教精神。
「人王」西王母
《山海經》中西王母較為獨立，並沒有與其他神或人有社會活動。但在《穆天子傳》中，詳實地記載了周穆王與西王母之會：
周穆王西遊，拜見西王母，手執白色玉圭和黑色的玉璧，獻上精美絲綢，西王母欣然接受。在西王母與穆天子的來往描述中，西王母開始剝落原始狂野的面目，明確了性別、身份地位及地理位置等細節性的要素，從「善嘯」到相談甚歡，被賦予了人的情感色彩，從獨立單一的神，開始被建構為對偶神，表達了先民陰陽對立統一的哲學宗教觀念，同時也反映了和平與和諧的世界觀，西王母的神話元素進一步傳承與變異，也為後面的發展與傳播奠定基調。
在《淮南子》中，記載：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
與穆天子相會，掌握不死之藥，後來不死藥被演化為「桃」，這些為仙化西王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西王母擁有著永生的神性，並開始發展為至上神，從「司天之厲及五殘」到有「不死之藥」，西王母的神職、神性，反映了早期人民古樸的生死觀念。
仙人西王母
如列維·布留爾所言，「起初靠神秘的共生和保證這共生的儀式來實現的互滲，以後則是靠了與崇拜的對象、真正的宗教的對象的結合，與祖先、神的結合來獲得。」隨著社會集體發展、制度的確立與完善、人類智力的發展，勢必會推進神靈人格化。
執掌生死的西王母，在漢代得到了極大的推崇與發展，尤其在漢代民間得到了廣泛擁護。西漢末年，自然災害嚴重，人民生活艱苦，建平四年，發生了大規模的流民運動——「行西王母詔籌」。
據《漢書》記載，這次規模宏大的流民運動，波及二十六郡國。民眾持稿或棷或籌，有的披髮赤腳，目的地是長安，目的是「祠西王母」，此次活動主要是因為「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
漢代對西王母神話的勾勒，體系龐大而複雜。西王母基本上脫離了原始的荒蠻形態，並衍生了其他許多神話元素。在畫像石構圖中，西王母大都處於上層，高高在上，表達了漢代上、中、下三分神話宇宙觀，天、地、人三元世界秩序的建立。
西王母神話在流變中，變為長壽之神、生育之神，具有更豐富的圖騰崇拜，越來越實用化、功利化，表達人民大眾對生命的崇敬，面對現實苦難尋找寄託，衝破枷鎖，追求幸福的民族精神。
漢末，西王母被視為道教女神，具有至尊地位。到明清時期，西王母被民俗化和世俗化。西王母與玉皇大帝相結合，建立一套民間信仰體系，宗教色彩越發濃烈，在一些神話群中，變身成為一個拆散情侶的女神。在當代民間信仰中，其依然被賦予祈福、求子、求學、保平安、祛災禍等神職。
結語
神話會隨著政治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而演變，從最初的原始神秘到慢慢世俗化、功利化，隨著政治、經濟、宗教、社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西王母神話勢必會有不同的書寫，這也體現了自然力量與社會力量的對立與統一。西王母的神秘色彩在不斷地被剝離，其神職也隨著民族精神的建構及社會時代的需求，從「司天之厲及五殘」的一個「能夠預知災難和死亡的神」到後來同時掌握「死亡」與「永生」、生育、祛災等的全能神，發生變化。西王母神話群蘊含了豐富的民族精神，如愛好和平、團結統一、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等，這些是中華民族傳統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西王母神話在中國神話體系中經久不衰的重要因素。（王仁慧）
顓頊絕地天通神話的人文精神研究
作者：劉曉霜
從曆法改革與宗教改革兩方面對顓頊絕地天通事件進行分析，並對其產生的人文精神深入闡釋，指出伴隨著絕地天通而誕生的人文精神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它通過曆法與宗教改革統一了宗教信仰，增強了部落之間的凝聚力，有利於農業文明的發展，推進了國家等複雜結構的形成；另一方面，它終結了人與神之間平等的關係，形成不可更改的等級關係，對人的思想、經濟、行為產生一定的禁錮，其中的功過是非需要我們在整個歷史長河中辯證看待。
顓頊在五帝中是一個特別的存在，他的足跡遍及東南西北各個族群地區，人們對他的評價也褒貶不一。但人們一致同意的是，伴隨著顓頊「絕地天通」這樣偉大的改革，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開始覺醒，而對於「絕地天通」，有人認為它是一場曆法改革，有人認為它是宗教革命，下面我們就這兩種不同的改革觀所體現出來的人文精神進行分析。
「絕地天通」曆法改革下的人文精神
「絕地天通」一事散見於多處古籍中，其在《大荒西經》中的記載明顯可見與曆法改革的關係。在古時，日、木、山等都是天文測量的工具，而這些都與顓頊大帝有著密切的關係。顓頊還發明了顓頊曆，在秦朝與漢初時得到普遍的使用，鑑於他對曆法的發展有如此大的貢獻，因此又被稱為歷宗。
農業時期的曆法改革與宗教革新有密切關係，統治者依靠測天、祭天所得到的農時知識成為當時人們的共祖，進而把神聖權完全壟斷在自己手中，普通百姓對掌握神聖權的首領、巫覡聽之任之，作為巫師王的首領所傳達的觀天之象，最初可能單純用於農時，後來漸漸發展成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工具，轉變得如此悄無聲息，以至於當普通百姓發現自己成為資產時，統治者的特權、霸權已難以撼動半分。
天文曆法在其轉換過程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它作為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指導農時，配合部落發展，為以後的文明奠基；另一方面隨著人們對天文曆法的信任，擁有天文曆法話語權的統治階級利用神聖的包裝開始對普通百姓進行欺騙與壓榨，多數神變成少數神，少數神又與特權階級相勾結，民眾或者出於信任，或者出於恐懼，最初只能接受。看似絕地天通之後，中國的人文時代與人文精神開始到來，實則是一開始就已經跑偏了的人文精神，直到現在，人文時代再次來臨，修正已步入極端的不平等觀。
絕地天通宗教改革下的人文精神
上文言之，顓頊的曆法改革就是宗教改革的一部分，掌握了曆法權也就掌握了祭祀權與特權，但是絕地天通下的宗教改革又不僅僅是曆法改革，還包括神人分野、巫術改造、社會變革等多方面的內容，從宗教改革的角度更可見絕地天通的人文精神。且看具體分析。
絕地天通首見於《尚書·呂刑》，此則文獻把絕地天通的發生背景歸結為南方部落蚩尤作亂、苗民弗用靈，而絕地天通則類似一場華夏部落對南方部落在宗教與文化上的改進與規訓。
在絕地天通前，地方性宗教盛行，小神小鬼層出不窮，適合小規模的氏族家庭制及以血緣為紐帶的城鎮、村莊制。這一時間大致從舊石器採集狩獵時代至早期農業社會時期，為了更有效地管理早期農業社會的生產，出現了自下而上的共識性權力機制，而在早期農業文明向農耕文明過渡的時期，共識性權力讓位給強制性權力，手段之一便是通過宗教改革，使宗教權掌握在統治階級手中，地方性宗教讓位於統治者接受與宣揚的國教，統一的國教起到了增強社會凝聚力的作用，並證明了統治者權威的合法性，繼而又進一步強化國教，於是，在如此互動循環中，農耕文明的政權才一步步鞏固。
雖然每個國家與地區發生的時間可能有所出入，但從歷史發展脈絡來看，統一國教形成的時間應為公元前3000年左右，與顓頊所在的龍山時代相差不大，應屬於全球範圍內的歷史轉變事件，而絕地天通講述的極有可能就是通過宗教革命而導致的共識性權力向強制性權力的轉變，這無論是在發生時間的吻合上還是意義的闡釋上都是解釋得通的。
顓頊年代是人神分野的關鍵年代，其以變革、偽裝後的宗教為手段，使歷史開始朝向有利於統治者的方向發展。所以顓頊一方面被當做人文始祖，繼黃帝之後，以宗教文化再一次統一各部落聯盟，開啟人文精神的先河。另一方面，他也抹殺了採集狩獵社會與早期農業文明時期平等、敬畏觀與天真爛漫的心理，隔絕了人神相通的途徑，使人類的情感、想像成為空白。
結語
顓頊作為人文始祖之一，其地位與作用在中國上古史中不可忽視，絕地天通一事更是讓他以宗教主的身份一躍成為部落聯盟的共祖。無論絕地天通針對的是曆法改革還是宗教改革，顓頊都通過此一途徑把曆法權、祭祀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王權與神權開始相互利用勾結，人們開始由神的時代走向人的時代，人文精神由此發軔。人文精神在這一改革中存在雙面性質，一方面它有利於統一思想，形成更複雜的城市、國家等複雜結構應對更加複雜的現實本身；另一方面，它終結了人與神之間平等的關係，形成不可更改的等級關係，對人的思想、經濟、行為產生一定的禁錮，即便是形成更複雜的結構，如若不加上絕地天通前的平等敬畏觀，也只是更加脆弱的複雜結構，而如何修補如今這一脆弱的複雜性，正是重拾上古神話信仰之根的絕佳理由。（劉曉霜）
炎帝神農神話民族精神探析
作者：劉璨
炎帝神農時代使中國社會實現了從漁獵時代到農耕時代的巨大跨越，中華民族在後來長期的農耕文明之下，孕育了其獨有的精神特質。因此，由炎帝神農神話所體現的民族精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標誌性意義。神農嘗百草、創製農耕工具、育民稼穡之術等神話敘述，使中華民族務實創新、無私奉獻、貴和尚中的可貴精神品質得到突出的呈現，並作為集體的意識形態在後世歷史發展中得以延續和傳承。
炎帝神農時代在中華文明發展中具有裡程碑式的意義，其改變了神話時代完全依賴於漁獵的生存形式，逐步跨入了農耕文明，而此後農耕文明佔據中華民族發展相當長的時期，成為孕育民族精神的源頭。
農耕時代背景下的務實創新精神
炎帝神農對於農耕發展的貢獻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通過創製工具提高勞動效率，二是育民以稼穡之術，順應自然規律，使作物達到最佳的生存狀態，從而獲得食物的豐收。
由神農氏創製農耕工具所體現的民族創新精神，是促進時代和文明發展的推動力。炎帝神農尚處於新石器時期，其對於耒耜的發明開拓了在農業領域的創新機制，從而帶動了上古社會由漁獵文明向農耕文明的迅速邁進。
在神話的敘說中，神農從小便懂得了耕種的技巧，然而僅僅依靠技巧只能提高勞動效率，真正想要豐收，依然需要秉承務實的精神，「重實際而黜玄想」的思想理念便是在農耕文明的不斷實踐中總結出來的。
天下為公的無私奉獻精神
炎帝神農作為統治者，其心懷天下，為了維護集體利益而捨棄個人的利益，有著無私奉獻的自我犧牲精神，在「神農嘗百草」的神話中表現尤為突出。
此時，「公」的思想實際上是一種集體共同生存意識的體現，並跟隨氏族的發展傳承下去，直到私有制的出現才打破了原始社會的「天下為公」形態，形成新的「公」的思想理念即天下為王。炎帝神農「公」的思想精神可貴之處就在于氏族社會完全的公有化、共存亡的利益關係使得天下為公的精神更為純粹，個人隨著氏族的強大而強大，共同徵服自然、改造自然，從而加深了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紐帶關係。公共利益直接決定了個人利益，因而公的思想不僅存在於首領神農氏的意識之中，在民眾之中也同樣根深蒂固。
貴和尚中的人本精神
神農時期由於農業繁盛而使人民溫飽富足，在物質生活得到滿足之下，社會呈現出和諧的態勢，無爭鬥與戰爭，正是「國實民富而教化成」，因而在相對穩定的社會形態之下，初步形成了貴和尚中的思想精神。此中的「和」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與自然的融合，二是人與人之間的和平共處。
炎帝神農時期物質的富足促成社會的和諧只是一方面，更為核心的內容莫過於其治國理念所帶來的思想精神內涵，炎帝神農治民的思想精髓一如其對於農耕的理念，即尊崇自然、順應天性。
炎帝神農時期還未形成君權神授、天子為貴的君權理念，依然是以氏族集團的形式存在，其為民服務卻對人民無所求，順應民意不治為治，初步形成了以人為本的精神品質。
立國精神的雛形
中華民族的精神核心是愛國精神，無論是勤勞務實還是無私奉獻、貴和尚中，其最終依然要歸結於國家層面。梁啓超曾經說：「天下豈有無魂之國哉？」可見國家存亡的核心在於民眾心中的國魂精神，炎帝神農時代雖然尚未出現國家的形態，卻已經具備成立國家的條件，並初具立國精神的雛形。
炎帝神農繼伏羲之後成為了火神，火的出現象徵著人類文明的飛躍，代表著光明，烹製熟食改變了茹毛飲血的野蠻生活，刀耕火種更是提高了生產力。與火相對應的就是太陽，在古代的圖騰中，太陽與火常以共存的形式出現，太陽是能源的象徵，也是權力的象徵。炎帝在記載中也有著太陽之神的稱號。《白虎通義》云：「其帝炎帝者，太陽也。」太陽神之於發展農耕文明的炎帝神農時代來說，是一種重要的神仙信仰，農業的發展離不開太陽東升西落、日夜交替、四季變換的規律，靠天吃飯的農耕文明使得人們對太陽產生敬畏之情，因而太陽崇拜成為農耕部落的主體信仰。炎帝火神與太陽神的形象相伴而生，火的形態體現出一種凝聚力，將能量、信仰雜糅在一起，太陽也呈現出一種凝聚力，萬事萬物都要依靠太陽來生存，而這種共同的凝聚力就是國家精神的雛形。
中華民族的發展並不是單一的氏族發展，炎帝部落與黃帝部落結合之後開始了徵戰，《史記》云：「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徵之。」因而華夏民族是與多民族交融的結果，炎帝與黃帝建立的華夏民族將戎族、狄族、夷族等民族集合在一起，構成了多元化的民族系統。這種多民族的凝聚力就是形成國家形態強有力的趨勢，正如炎帝火神、太陽神的形象，是一種向心力，也即是立國之精神。
此外，歷史上中華民族曾長期處於農耕文明，也是以農立國的典型，炎帝神農所開啟的農耕文明即是立國的源頭。因此，農耕文明的發生發展中所體現的民族精神也就成為了華夏文明立國精神的基礎。
炎帝神農神話所體現的民族精神具有其鮮明的時代性，在農耕文明的關鍵轉折期和發展期，勤勞務實、無私奉獻、天下為公、貴和尚中的精神構成了社會和諧穩定、富強壯大的主體，其之於現在也依然有著寶貴的價值。立國精神的萌芽更是為此後國家形態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炎帝神農對於中華民族精神的建立具有深遠的影響。
[責編：秦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