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意義」才是有意思
在米蘭•昆德拉看來，一個真正懂得玩笑就是玩笑、想像就是想像，而不會為任何事附加牽強的詮釋的人，或者由這樣的人構成的社會，是很難能可貴的。
85歲的米蘭•昆德拉今年高調回歸，以新書《慶祝無意義》填補了過去10年的小說空白期。此書延續了昆德拉一直以來的書寫風格，狡黠、悖謬、荒誕、刻薄，及內容的恣肆散漫：雞尾酒會、康德和叔本華之爭、史達林和他的革命小夥伴，天使墮落等等。而標題「無意義」已然勾勒出其一生創作的軌跡，因而，這本書也可說是昆德拉的終結之書、總結之書。
為何青睞「無意義」
昆德拉為何如此青睞「無意義」？我們不妨追根溯源，回到1967年，講講該年昆德拉發表的處女作《玩笑》。小說主人公路德維克暗戀同班的一個美麗女同學，但又不願意說破，於是就給她寄了一張明信片，上面不寫詩，不調情，而是發了一通調侃當局的俏皮話。那時的年輕人就像把撿到的一分錢交給警察叔叔的小朋友一樣單純，因此這張明信片被立即檢舉揭發，從隱匿的告白一路升格為別有用心的反革命。
昆德拉揭示人們如此熱衷於在「無意義」的事物上添加意義，竟使一個玩笑生出無窮的枝蔓。他沒有想到的是，1968年蘇聯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他的命運近乎神奇地複製了路德維克的命運—《玩笑》從玩笑變成大毒草，遭批判、查禁，作者的人身受到監控，在捷克，他的書很難再出版了。
更出乎昆德拉意料的是，《玩笑》在西方還被貼上一個「反極權」的光榮標籤，這對他而言，就像把玩笑開成真理一樣荒唐。他日後的創作將同樣針對體制異議者的反抗激情，發出最諧謔、最質疑的訕笑，並斥之為「媚俗」。
人們對此難免困惑，問昆德拉你到底是體制的附議者還是異議者？1983年，已定居法國8年，並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榮登暢銷書榜的昆德拉，對把這個問題解釋清楚已感到無比厭倦。他向前來採訪、喋喋不休的《巴黎評論》記者發出了他那非常著名、非常昆德拉式的搶白：「我只在乎自己的看法！」對他來說，讀者、媒體或者研究者不是通過作品本身，而是探究其個性、政見和私人生活，來理解他的創作，本身就是一種「媚俗」。
在這一期的巴黎評論中，昆德拉對「媚俗」作出了如下定義：媚俗是對無價值存在的完全否定。他以人們誤讀卡夫卡舉例說：「他們不讓自己著迷於卡夫卡無與倫比的想像，反而尋找著寓言，得出的結論除了陳詞濫調什麼也沒有：生活是荒誕的（或它不是荒誕的），上帝是不可觸的（或可觸的）等等。對於藝術，尤其是現代藝術，你什麼也理解不了，如果不能懂得想像本身就有價值。」
但人們對藝術的理解一直無可救藥地停留在「寓言」（社會價值）層面—還有經濟價值，這一點昆德拉忘了提—也因此，一個真正懂得玩笑就是玩笑、想像就是想像，而不是附加任何「寓言」的人，或者由這樣的人構成的社會，是多麼難能可貴。
如何展示「無意義」
為了說明這種可貴，昆德拉在《慶祝無意義》中寫了這樣幾個非常極端，乃至非常虐心的情節。小說圍繞4位好朋友，拉蒙、夏爾、凱列班、阿蘭以及他們的家人展開。
阿蘭的媽媽懷孕時起過跳河的念頭，不料卻有一位奮不顧身的青年捨命相救。阿蘭的媽媽是啥反應呢？她全力以赴淹死了他！不僅因為她好不容易抑制住自己天才的泳技和求生的本能才走出這一步，更重要的是這個事情會被宣傳成感動吾國吾民的先進事跡，可她打心眼裡既不想感動別人也不想被人感動。
阿蘭有感於媽媽的冷漠，養成了唯唯諾諾的習慣，逢人便說「對不起」，他明明知道說對不起就是邀約別人繼續侮辱他、損害他，但他偏學耶穌被打了一邊臉蛋又奉送另一邊臉蛋的「優良傳統」。凱列班是個失業演員，在酒宴承辦人夏爾手下打工，他冒著被人當成恐怖分子的風險，堅持用假冒的巴基斯坦語說話、唱歌，在一夥接一夥裝逼的高富帥面前，上演一出接一出裝逼的喜歌劇……
阿蘭的媽媽在幹嗎？發飆啊。阿蘭自己呢？追慕聖人嗎？才不，他是犯賤。凱列班呢？自然是裝逼了。注意，在昆德拉的創作中，發飆、犯賤、裝逼、戲謔，都是關鍵詞。他的目的，即在於通過它們，把附著於祖國、信仰、美德、家庭、愛情這類字眼上的甜膩膩的玩意兒，盡數剔除剝盡，餘留下的，便是一個本真的、光彩熠熠的「無意義」。
昆德拉借拉蒙之口說無意義才是生存的本質，「它跟我們形影不離，甚至出現在無人可以看見它的地方：在恐怖時，在血腥鬥爭時。這經常需要勇氣在慘烈的條件下把它認出來，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認出來，還應該愛它—這個無意義，應該學習去愛它。」
在《慶祝無意義》中，昆德拉向我們指明了其中的意義：「我們很久以來就明白世界是不可能推翻的，不可能改造的，也是不可能阻擋其不幸的進展的。只有一種可能的抵抗：不必認真對待。」因而，我們可以效仿書中的4位主人公，以發飆、犯賤、裝逼、戲謔的方式，來祛除生活中的「媚俗」和擁抱美妙的「無意義」。它的段位應該是我們笑也好，哭也好，就如小孩子的笑和哭那樣純粹，不包含「任何偉大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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