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聽一位喜歡的Z老師的課，說到今天學院內的所謂「文學」，是喪失了介入真實生活的能力，於是退守象牙塔一隅，孤高地型構出一個韋勒克等人所謂的內部研究，或是形式主義所認為的文學能夠獨立自足的本體性，但這種清高的文學形象事實上都是幻象。Z老師隨即引用伊格爾頓的說法，「文學批評在誕生之初就是政治的而非今天意義上的美學的」。昨天聽L老師令人驚豔的課堂首秀，也表達了對於破碎史學、日常派研究路徑的空幻想像的批評，因為諸種形態的「政黨政治」才能提供一個更宏觀的洞徹事實的視角。
兩位老師的課堂無疑都十分精彩，我拮片段相駁實在有斷章取義的嫌疑。不過對於「文學與政治」/「政治與文學」的論調——尤其是其中漫不經心的定論——我的不滿由來已久，借這個難眠之夜一抒不快。
在今天的大眾輿論中，「文學」似乎是一個純潔天真、不惹塵埃、飛升於現實泥濘之上的概念。為了解構這種想像的虛幻，文學研究從業者都發揮了良好的自嘲精神。通過揭露文學與政治休戚與共的發展歷史與現實指涉，想說的故事無非兩種——第一，文學是重要的，因為與政治同呼吸共命運；第二，文學是不重要的，因為它面對現實政治時軟弱無力（固然我相信兩套故事均非絕大多數文學從業者的心聲，只是為了避免落入矯情的虛幻不得不刻意佯作的真實姿態。被拋棄的論述有「文學有無用之用，是為大用」，這種貌似機鋒的讖語風格今天的確已經很難誆人了，L老師在課上亦拋棄此說）。但事實上，這種自嘲式的解構與文學的虛幻概念之間存在邏輯的錯位。飛升的「文學」更多的是在它「沒什麼用」——更確切的說，因為無法迅速識別出金錢價值（解釋一句，就是雖然有文學作品能夠吸粉成為IP創造經濟價值，但這種作品的出現有隨機性因而無法精準預測，分母池總量又過於巨大）；而在自嘲式的祛魅裡，金錢的邏輯似乎過於直白，而「政治」的邏輯卻可以纏繞成花團錦簇的漂亮修辭。
在此處我框起來的「政治」，想用的是引號的懷疑義——so called 「politics」——從而引出3W問題：誰在用這個概念？這裡的「政治」是什麼？為什麼？
無疑，政治學者們談論的政治與文學沒有關係。他們討論現實中的中美貿易戰打還是不打、英國脫歐還是不脫的時候無須引用相關文學作品（我們需要排除政治史學家在沒有足夠資料的情況下不得不轉向文學作品來尋求證據的情況，雖然毫無疑問文學作品只是無可奈何的選擇）。那麼文學研究者所頻頻談論的「政治」是什麼？
人們愛說「政治無處不在」。似乎每一個個體都被政治扼住命運的咽喉，在既定的社會框架裡的既定的階層位置裡無法動彈。政治無所不包，按外部內部分類文學，那麼文學的外部政治有作者與讀者、文學個體與文學團體、審查制度與出版機構、文學對於大歷史進程的撼動，文學內部則又有作品中人物之間的權力關係，能指與所指、詞與物之間的權力關係，語言對於敘述的宰治等等。
其實無須條分縷析，因為更常見的是「政治無處不在」這一泛政治化的論調。但在這種似乎不需思考就可以說出口的定論裡，「政治」成為了一個虛幻的文學概念的陰面，成為了它的補集，成為了我們在象牙塔裡孤高地型構出來的文學本體的對立物，成為了文學的不具有現實價值的反面從而成為了文學證明自己價值的重要抓手。問題是，這一組對立物並不能提供第二個邏輯。就好像在紙上畫個圓，無論是圈裡塗黑還是圈外塗黑，都只能顯現出這個圓的輪廓，而不可能提供三角的、方形的新的路徑。在這個「文學-泛政治化中的政治」形成的二元結構裡，文學還是那個清高的幻象。
泛政治化的文學論述還體現在政治哲學、權力分析對於文學研究的全面入侵。友X說學科間存在等級序列，哲學是最上層（其中又以政治哲學尤高），生產出來的理論向下流淌到社會學、文學、藝術史學等等不一而足的其他下級學科。W老師、L老師都說理論作為工具的種種不匹配和弊端。（我最討厭的一種學術是拿著一把理論的刀欣欣然自喜，沉迷於運用理論的修辭快感本身，流連沉迷於自己的嫻熟刀法，而不關心是否說出核心的事實。希望自己不至淪落於此。）誠然，理論工具讓很多無處下口的作品有了很好的解讀方法（比如讓·熱內的戲劇《陽臺》，甚至我懷疑他以理論指導了創作——私心覺得被理論收編對於文學創作者並不是什麼太好的事情），但泛政治化的隱危則在於對於權力的分析成為唯一解。前幾日豆瓣上的一位學術友鄰評論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主題是「馬可波羅以語言馴化忽必烈的皇權」，我莫名地生了氣。一方面這樣的解釋很有誘惑力，提供了一個充滿張力的簡單明快的解讀，另一方面這種對於權力爭奪的放大和強化卻大大簡化了忽必烈所掌握的權力本身就有的時漲時落的存在感。卡爾維諾並不想以語言為武器攻打權力的堡壘並慶祝勝利，這樣的解讀是在氣球的繩子上掛石頭，非得落到地上才覺得心裡踏實。
我之所以反對泛政治化的文學論述，最重要的原因是這樣粗暴的框架邏輯容不下文學在個體倫理上的影響（這裡借用的是齊澤克和劉小楓對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的敘述，雖然其實我並不能清楚區分「道德」和「倫理」，但我也想不出其他詞了，是這麼個意思）。存在一種倫理問題，可以（而非一定）與社會結構和政治環境脫鉤。劉小楓說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三色」是在討論自由社會下個體面臨的倫理危機，但我不認為這種倫理危機在非自由社會是不存在的，這種存在也並不是忽視房間裡的大象。這不是所謂的「個人主義那一套」（有人批評《英國病人》語），因為這種倫理也可以（而非一定）涉及與其他人之間的種種關係——並且不僅僅是權力關係，我不否認權力關係會存在，但我拒絕認同關係的本質是權力。
我認為文學是可以自足的（當然文學本身是個可以歷史化考察的變動不居的概念，那麼可以限定為今天的文學）。這個自足並不是排除了經濟、排除了政治等等之後的，那種以你的非來定義我的是的自足，而可以充分地交叉重合。我所希望的其實是文學能夠自己建立一套價值體系，而不需依附虛幻的「非我」來往身上裝點色彩，或者假裝把自己扯光，拿出一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沒什麼意思的氣勢來。我所更希望的是，文學不是溫室裡柔弱的幻想，而是橫衝直撞在一切邊界之中突破邊界的強大力量。
（從最近的個人經歷來講，文學是麻醉藥、迷魂湯、避難所。）
至於具體啥價值體系，我再想想再來談。歡迎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