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劇照 資料圖片
《諾丁山》劇照 資料圖片
《驚變二十八天》劇照 資料圖片
《賽末點》劇照 資料圖片
【深度解讀】
今年7月，適逢英國全面解封之際，一項救市計劃亦振奮人心：政府撥款15億英鎊，扶持因受疫情影響而瀕臨破產的劇院、音樂廳、博物館、畫廊以及遺產組織等，這是英國政府在文化藝術上花費的最大一筆撥款，史無前例。
隨後，政府又宣布了新的5億英鎊計劃，重啟電影和電視製作，幫助這一在世界範圍內備受推崇的產業避免遭受嚴重威脅，幫助保護從演員、導演到攝影師、服裝設計師等成千上萬個工作崗位；同時，英國電影學院對全英獨立影院提供支持，以3000萬英鎊計劃資助獨立影院儘快為觀眾提供積極和安全的電影體驗。
在活力重啟之際，我們不妨重溫電影中倫敦的魅力。
1.維多利亞倫敦與全球化倫敦
倫敦是一座老牌帝國之都，在「前電影時代」——電影被發明以前，就已被諸多藝術形式想像和書寫，如詩歌、小說、回憶錄、戲劇、歷史等。它也是一座狄更斯之城，狄更斯的《霧都孤兒》與《雙城記》成為對倫敦想像的重要靈感源泉。電影起源於維多利亞時代。作為一座維多利亞城市的倫敦，在電影表徵中，只需一盞煤氣街燈，一條鵝卵石街，一輛馬車，一片霧，就可以辨認身份。
1955年著名的伊靈喜劇《老婦殺手》中，年老善良的主人公懷博菲絲太太就住在一座維多利亞公寓裡。這座房子是電影的主要場景，她的租戶馬庫斯教授與其團夥在樓上謀劃搶劫運鈔車，不料被懷博菲絲太太漫不經心地挫敗了計劃。值得注意的是：這座房子正面是倫敦的國王十字與聖潘克拉斯火車站，背面是鐵軌（方便搶劫運鈔車），而在現實中這是一個不可能的地理位置。
走進懷博菲絲太太的老房子，撲面而來的是維多利亞風格的裝飾：椅罩、窗簾、油畫、鳥籠、笨重的紅木家具簇擁在場景中。對面的聖潘克拉斯火車站——美麗的紅色維多利亞哥特建築，為維多利亞式的內部裝飾提供了外部對應物。這就是「電影地理」建構在一個不可能的「現實地理」之上的原因：維多利亞時代在這部電影中的重要性。電影中的幫派可以解讀為戰後工黨政府，有著跨階級的混雜性，而維多利亞時代的懷博菲絲太太，代表著對戰後搖搖欲墜又揮之不去的維多利亞文明的一種留戀。由湯姆·漢克斯主演的好萊塢翻拍版完全失去了這一意味。
《老婦殺手》中搶劫場景的拍攝地，如今建起了歐洲之星火車站；電影中消失的地點的影像，成為老國王十字區域僅存的遺蹟。20世紀50年代的英國電影有一種抵抗現代性、擁抱舊世界的普遍趨勢；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遺產電影，成為英國獨樹一幟亦是最具影響力的電影類型，多改編自文學經典、展現維多利亞時代，如《看得見風景的房間》和《理智與情感》。
當我們在電影的虛構地點和它所援引的真實地點之間穿行時，要留意倫敦在電影中有一種很強的轉喻性：代表著英格蘭、英國、大英帝國、政府。地標倫敦的意象，意味著空間，也意味著時間。帝國倫敦是一個「維多利亞倫敦」，後帝國倫敦是一個「全球化倫敦」。
摩天大樓的繁盛顯著影響了倫敦的天際線，傳統的塔橋、聖保羅大教堂與現代的碎片大廈、勞埃德大廈等不同圖騰地標的並置，構成了一個全球化都市。一系列以演員和投資的英美混合、獲得巨大國際化成功的電影，在創造全球化倫敦形象的過程中也作出了貢獻，如《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諾丁山》《真愛至上》《滑動門》等。
《諾丁山》是「全球化倫敦」的典型文本：住在諾丁山的小書店主人與住在貝弗利山莊的電影明星之間的羅曼史。羅曼史穿越了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由好萊塢明星茱莉亞·羅伯茨的電影現場、紅毯典禮的星光蒙太奇組成；另一個被英國男人休·格蘭特的畫外音引入，他居住的倫敦中心的「小村莊」。
見證了一千多年歷史的聖保羅大教堂，幾乎是最多出現在電影中的倫敦剪影——從1948年大衛·裡恩執導的《霧都孤兒》的維多利亞倫敦到2004年由茱莉亞·羅伯茨、裘德·洛等英美明星主演的《偷心》的全球化倫敦。隨著南岸的重新開發，它被招募進一個時髦的倫敦——當走出泰特現代美術館踏上千禧橋時，一眼望見對面的聖保羅穹頂，這個絕妙的視角連接了古老和現代。
2.地標倫敦與地方倫敦
電影中的地標形象，通常不是敘事空間，而是為了告知觀眾故事設置在哪裡，一如紅色雙層巴士是公認的倫敦標誌。
維多利亞時代的帝國形象與當代的全球化形象，同時濃縮在倫敦地標中：從歷史悠久的威斯敏斯特宮、倫敦塔、特拉法加廣場、納爾遜立柱，到新千年的倫敦眼、千禧橋等現代主義建築。新世紀後，伍迪·艾倫來到歐洲拍了一系列城市情書，《賽末點》這部電影既使用了倫敦眼、泰特現代美術館、聖瑪莉艾克斯30號大樓等21世紀倫敦地標，也使用了紅色巴士等20世紀地標，國家美術館前經過的戴著熊皮高帽的警衛隊，賦予倫敦一種傳統的色彩。
一座城市的地標不僅僅是建築。因疫情而下令關閉所有商業場所包括酒吧時，英國首相鮑裡斯特意解釋：「我們正在做的事是超出常規的，禁止公民去酒吧，剝奪了聯合王國自由民的一項古老的、不可剝奪的權利。」酒吧是英國人的日常，因此幾乎出現在所有時期的電影倫敦中。
也有很多電影人迴避地標。義大利電影大師安東尼奧尼來到倫敦拍攝《放大》：一位年輕攝影師，偶然在公園裡拍到一組情侶的照片，洗印放大後發現了背後的一樁謀殺案。不料公寓裡的照片被偷，公園裡的屍體也不見了，他陷入了困惑……這是一個陌生的公園，片中沒有熟悉的「地標倫敦」。這一選擇在於，安東尼奧尼以一種抽象性捕捉了那個迷狂而茫然的時代。開篇是一群戴著面具的年輕人坐著敞篷車漫遊，結尾是這群戴著面具的年輕人在公園裡打著虛擬的網球。地點的匿名性，配合了風格的抽象性。有趣的是，這座無名小公園因電影而出名，被指認為東南老倫敦的馬裡恩公園。這說明了電影地理的重點在於它是被建構的。
1966年的《放大》成為安東尼奧尼商業上最成功的電影，也是一部展現了20世紀60年代「搖擺倫敦」全盛時期的電影——一個青年文化與消費主義的城市。年輕攝影師為時尚圈的模特和演員拍照，開著敞篷車，聽著搖滾樂。
喚起「搖擺倫敦」的電影還有英國導演丹尼·鮑爾1996年的代表作《猜火車》，它的搖滾樂與青年文化呼應了20世紀60年代英國的流行形象——迷你裙、流行樂隊以及自由反叛的精神。故事主要設置在愛丁堡，三個年輕人過著混亂的生活，最終噩夢降臨，其中一個遠走倫敦。愛丁堡被展現為骯髒的公寓、酒吧以及毒品幻覺；倫敦則相反，通過快速的地標蒙太奇，觀眾可簡短一瞥主人公抵達倫敦。歷史上，好萊塢電影塑造了「什麼是倫敦」的四大地標：議會大廈、聖保羅大教堂、倫敦塔和塔橋。《猜火車》則選擇了大本鐘、皮卡迪利廣場、塔橋和納爾遜立柱作為「旅遊硬體」。
與地標倫敦形成對照，還有另一個不那麼壯觀的「地方倫敦」。電影《鴿之翼》改編自亨利·詹姆斯1902年的小說。年輕女子上了地鐵，車廂裡擁擠著清一色的男性，當她的目光遇到坐著的年輕男子時，他起身讓座。下車後，兩人走進無人的電梯間，觀眾突然發現他們不是陌生人。裝飾著藍色鴕鳥羽毛的大簷帽、脖子上有一條銀狐皮的女子與穿著薄夾克的男子，服裝暗示了階級差異，這對20世紀初的年輕戀人無法進入可供他們約會的私人空間，維多利亞時代建造的倫敦地鐵，模糊了公共性與私密性。
因此，影像與空間的關係常常是一種隱喻。1968年的電影《十字路口》通過穿越泰晤士河之旅來結構敘事：一個專職司機將富家千金波莉送到工人階級所在的「巴特西」，她渴望體驗一種「真實的生活」；而她所在的上流社會「切爾西」，卻是工人階級男友皮特所渴望的。因此，僅僅「過橋」這一短暫的距離，卻是他們之間的階級鴻溝。對於皮特而言，「過橋」是一個令人豔羨的夢想，但是他的階級流動的幻想終結於被判入獄，而波莉是法庭上的一個律師。
成立於1902年的倫敦製片廠「伊靈」，其電影裡常有一個「小倫敦」。伊靈的「小倫敦」建立在一種地方感上：當地人、當地設施和當地語言。它是小敘事與日常生活的背景，沒有塔橋或紅色巴士等地標形象。作為工人階級或普通人生活的地方，這是一個有著公寓樓、商業街、乾洗店、公交車站、咖啡館和遊樂場的倫敦；時間是一種重複的時間：上班、打卡、購物、閒逛、吃飯、去酒吧。
這類「小倫敦」的電影敘事中，女性角色的數量更多。1950年的伊靈喜劇《跳舞廳》設置在西倫敦，四個女孩在同一個工廠工作，住在同一個公寓。電影聚焦於年輕女性的夢想和困境，她們喜歡出去跳舞，渴望走出這個小倫敦。而在現代浪漫喜劇中，檢驗人物真愛的方式卻是走進這個小倫敦。《真愛至上》中的地方倫敦是其中一個人物的出身——首相秘書娜塔莉。首相對她的愛的表達是：離開唐寧街的地標倫敦，穿越泰晤士河，到達平凡的地方倫敦。從地標倫敦到地方倫敦的旅程，彌合了階級差異。
3.類型倫敦
電影中的城市，常與類型結合。
在2002年丹尼·鮑爾執導的末日科幻片《驚變28天》中，地標倫敦變成了一個神秘可怕的倫敦。故事設置在一個被病毒摧毀的當代英國，一些被蓄意感染的黑猩猩由動物權益保護者釋放後，病毒以極端可怕的速度傳播。28天後，由基裡安·墨菲扮演的快遞員在一座被遺棄的醫院裡醒來，他穿梭在城市中，想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他的倫敦漫遊表現為一個4分鐘的蒙太奇段落，包含了一系列地標影像，只是周圍沒有一個人，唯一的人類噪音是他自己不斷大喊的「有人嗎」。
金色光線照亮了聖保羅大教堂的穹頂，河上的千禧輪閃著金色的光。地上散落著這些地標的微縮模型紀念品，他踩過、踢開。這個段落結束於他在皮卡迪利廣場看到一張報紙上的大標題：撤離！愛神雕像周圍堆積著碎片。後災難倫敦有一系列熟悉的地標影像，但不再有擁擠的人群，一座只有建築的荒蕪之城中，荒涼之美表達著失敗的文明。
與閃閃發光的電影西區相反，電影中的倫敦東區普遍被想像為一個黑暗之地。東區歷史上就吸引了奇幻與恐怖的目光，一再被翻拍的兩個真實的倫敦神話就來自東區：克雷兄弟；開膛手傑克。浪漫喜劇屬於西區，黑幫與連環殺手是典型的東區故事，因此東區故事的主人公常常是男人。
最典型的倫敦電影，可以說是拍制於1979年的黑幫片《美好漫長的星期五》。海報背景中的塔橋表達了作品的意圖：倫敦，不是電影的背景，而是主題。導演將其描繪為「新的倫敦代表」：「我想改變20世紀60年代倫敦的形象，不展現紅色巴士或所有熟悉的倫敦標誌。」編劇賦予影片一種充滿激情的懷舊視角：「我住在格林尼治，過去從皇家公園的山上會看到非常美麗的景致，現在都被高樓大廈擋住了。」
《漫長美好的星期五》，使用了老派的倫敦人物，聚焦於倫敦的未來，在倫敦現場拍攝。黑幫人物哈羅德，在七年牢獄生涯後發現倫敦變了，他雄心勃勃地為碼頭建設賭場的計劃尋找合作夥伴，也揭示出未來英國的外交問題——在美國與歐洲之間做選擇。最初，哈羅德選擇了美國人「Yanks」；片尾，美國人因恐懼恐怖爆炸而退出，哈羅德宣告去找德國人「Krauts」。
哈羅德體現了一個典型的倫敦人在英國敘事中的地位：他誕生在被閃電戰摧毀的東區廢墟中，對歐洲唯一的興趣是領導它。當他發現美國人不再欽佩英國、凱爾特人不再害怕英國時，在結尾的危機中，「敦刻爾克精神」成了他維護自尊的護身符。他相信，他這種類型的人從未被真正打敗過。
作為帝國倫敦的人物類型，哈羅德面對的是一個夾在帝國的過去與全球化的未來之間的倫敦。這部電影用類型情節濃縮了重要的政治議題：後帝國時代的英國如何選擇？影片今天看來有一種憂鬱的預見性——廢棄的碼頭變成了繁華的碼頭區，金絲雀塔樓如同柴契爾主義的象徵，代表一個浮華閃耀的時代到來。
4.多元化倫敦
今天，西區是全球化倫敦的一張名片，因擁有劇院、影院、高檔餐廳、眾多國際品牌成為倫敦的時髦之地。西區常是電影裡的終點、日常生活之外的享樂之地，總是被戲劇性地喚起：霓虹燈，商店櫥窗，璀璨燈火......
當筆者在倫敦生活之後，發現了一個多元種族背景下的後帝國倫敦，有大量來自前殖民地的移民：印度裔、巴基斯坦裔、西印度群島非洲裔等，以至於英國電影的某種分支是亞裔電影、黑人電影等。
1976年第一部由黑人導演製作的英國電影《壓力》，通過低成本美學表達的現實主義，與20年後同樣設置在西區的《諾丁山》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裡曾是皇家行政區最窮的區域，是西印度群島移民與英國黑人的工作區域,20世紀60年代末因出口的擴大和高速路的修建而改變，福利公寓被翻新為奢華公寓。
簡單地說，《壓力》表現的是諾丁山變成「諾丁山」之前的事，是《諾丁山》中消失的歷史。出生在英國的黑人男孩託尼，由遵紀守法的移民父母撫養長大，離開學校後渴望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但總是被拒之門外，只好與其他失業的黑人青年陷入小偷小摸的生活。這是一個經典的「種族關係」戲劇，探討了現代倫敦甚至英國的重大議題，如「移民問題」與「同化問題」。20世紀70—80年代早期的後殖民倫敦電影，幾乎都是憤怒的，人物的動機是要求作為平等的英國公民被認可。
這一語境中最有影響力的電影是《我美麗的洗衣店》，也是三獲奧斯卡影帝的英國演員丹尼爾·戴·劉易斯的早期代表作。影片謹慎地避開符號化的倫敦景觀，以南倫敦商業街的一家洗衣店為敘事地點。巴基斯坦裔青年在家族的幫助下開了一家洗衣店，他的白人朋友約翰尼加盟，在倒置的種族和階級關係之外又發展出禁忌的情感關係，因此這個洗衣店既是具體的又是抽象的，是一個個體欲望與社會關係的想像地點。故事以一種「多元文化主義」追隨了這一烏託邦時刻——跨越了性別、階級、種族、代際的多重邊界。
世紀之交出現的兩類電影，如同全球化都市的兩面：「時髦的倫敦」和「混亂的倫敦」。以《諾丁山》和《美麗壞東西》為例，西區以相反視角出現在兩部電影中：一個是由奢華酒店、私人花園、迷人集市構成的倫敦，另一個是充斥著身體器官的非法交易與非法移民的地下世界。《美麗壞東西》的男主人公是非洲非法移民、兼職計程車司機與酒店招待員，女主人公是法國明星奧黛麗·塔圖出演的穆斯林非法移民。毫無保障的身份禁止了他們的羅曼史，片尾男主人公回非洲了，女主人公帶著一本假護照去了紐約。
「全球化倫敦」的另一含義是，由金融與服務業的擴張、製造業的衰落帶來的經濟結構的變化——這是一個由基金經理和清潔工人或國際高管與非法移民組成的城市。「後帝國倫敦」的電影總有一個賦權敘事：移民要求平等的公民權利；「全球化倫敦」的電影確立了一種新人物：難民和非法移民，但是沒有賦權敘事或連貫的身份敘事。
熱愛多元文化的奧斯卡最佳導演阿方索·卡隆定居倫敦，他拍攝的科幻片《人類之子》涉及了這個當代議題：全球陷入不孕不育的末日災難，在倫敦的荒涼景象與抓捕非法移民的暴力景象中，一位黑人難民女性驚人地懷孕了，她象徵了一種無國籍狀態的全球危機。電影先驗地呼應了後來西方的一種觀點：反對身份政治，重建更大的身份認同，支持移民和多元化社會。
倫敦，見證了電影的歷史也見證了大英帝國權力的終結，以及種族構成的變化和世紀之交的貧富分化，還將繼續見證未來。
（作者：王田，系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