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指出：「什麼是人權？首先一條，是多少人的人權？是少數人的人權，還是多數人的人權，全國人民的人權？」（《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25頁）。近年來達賴集團四處奔走，叫嚷恢復西藏的「人權」，高談所謂的「西藏人權」問題。直面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歷史，不難看出達賴集團要恢復的是誰的人權，打著「人權」旗號的實質就是要把西藏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恢復他們失去的昔日特權。對於廣大農奴和奴隸來說，政教合一的制度是扼殺人權的野蠻制度，是被殘酷壓迫的黑暗制度。
政教合一的制度使廣大農奴受到無限度的殘酷壓迫和剝削，忍受難以忍受的痛苦。一部分農奴為了尋求出路和寄託，不得不到寺廟加入僧侶隊伍。然而在寺廟裡他們的地位並沒有也不可能有絲毫的改變，所不同的是變成了穿著袈裟的農奴，從事著寺廟裡的各種勞役，被迫加上了舊西藏噶廈政府的強制的規定，如「家有三男，必有一人去支僧差」等，導致西藏僧尼成群的畸形社會現象。民主改革前，西藏約120萬人口中就有僧尼12萬人，佔人口總數的10％。僧尼除宗教活動之外，根據宗教戒律的規定，既不從事生產活動，又不進行人口自身的生產，使奄奄一息的舊西藏封建農奴制經濟不堪重負，人口難以增長，生產力退化。
不僅如此，三大領主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統治，強行採取文化專制主義。凡與三大領主的利益或觀念相違背的任何新思想、新文化以及科學技術等，均被視為異端邪說，加以排斥。文化專制主義使三大領主的經濟利益、政治統治得到強化，從而使奄奄一息的上層僧侶和貴族聯合專政的政教合一制度延續至20世紀。然而它嚴重扼殺科學技術，使西藏社會在民主改革前仍然處在沿用吐蕃時期的手工工具從事生產勞動、生產效率低下的停滯狀態；它嚴重扼殺理性精神，使西藏社會在民主改革前盛行愚昧與迷信；它扼殺文化的生命力，使文化事業陷入萎靡、凋零的境地。
文化專制主義拒絕西藏社會的任何進步，是奴役廣大農奴和奴隸的精神枷鎖。摧毀這一枷鎖是西藏廣大人民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事實證明，僧侶貴族專政的政教合一制度是扼殺西藏廣大人民群眾人權的野蠻制度，是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反動力量，埋葬這一反動、殘酷、黑暗的社會制度是西藏廣大人民群眾的必然選擇。
綜上所述，西藏封建農奴制度對於達賴集團而言，是「美妙」、「快樂」之天堂，所以要極力呼籲恢復之。然而對百萬農奴而言，封建農奴制度是他們經濟上遭剝削，政治上遭壓迫，精神上遭奴役之反動、黑暗、殘酷、落後的人間地獄。正因如此，當歷史之車輪進入20世紀50年代時，百萬農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不可阻擋的勇猛之勢，徹底埋葬了比歐洲之中世紀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西藏封建農奴制度，選擇了自己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開闢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