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西方理論遭遇「中國情景」

 

　　近年圍繞中國區域經濟的大量研究文獻或官方文件，屢屢將兩個經濟學術語「混搭」在了一起：一個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另一個是「產業集聚」。從理論上來看，這兩個術語分屬國際經濟學和空間經濟學兩個不同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原本嚴格有別，然而在「中國情景」下卻給「混搭」在了一起，這一點值得關注。

　　「泛一體化」論與普遍的「混搭」提法

　　兩個術語的「混搭」多半源自「區域一體化」術語在「中國情景」的「越界」。這個原本指國與國之間經濟整合的術語到了「中國情景」下，就被套用在了國內地區間經濟關係上。這方面的始作俑者多是學界，但逐漸被放大且予以泛化了，乃至如今有了各種各樣一體化的提法與機制。這中間最有影響的，包括「大中華經濟一體化」和「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兩個提法，前者指大陸、港澳臺之「兩岸四地」間的經濟整合，後者則指大陸省際層面的經濟整合。此外還有大陸各個層次大小不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提法，最著名的要數「9+2」範疇的「泛珠三角經濟一體化」等。除了相鄰省市域經濟外，同省乃至同一地級市下的一些臨近的縣域政府，也在大談「一體化」。如在浙江金華，就有「義烏—東陽經濟一體化」之議，在寧波則有「餘姚—慈谿一體化」之說。

　　與此同時，幾乎所有論及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文獻，都難以迴避「產業集聚」這個術語。產業集聚是地道的空間經濟學術語，原本基於有區域無國家的空間框架。最早為經濟理論研究者所引入，而今也為政府部門所青睞。其中研究者關注最多的是中國製造業空間集聚現象，而地方政府決策層的關注，則隨著沿海與內地一些產業集聚區的崛起而與時俱增。尤其是這些產業集聚區給所在地區帶來的經濟利益的凸顯，地方政府年度規劃尤其是五年規劃，「產業集聚」、「產業集群」的提法相當多。近期透露的一些省市的「十二五」規劃，大多都將打造「現代產業集群」作為未來五年規劃的重要著力點之一。由此形成了兩個術語的「混搭」現象。

　　一體化與集聚「混搭」的學科悖論

　　理論上來看，「區域一體化」與「產業集聚」這兩個術語源自兩個不同的經濟學分支學科，所聚焦的論題雖有聯繫但明確有別。一個是一體化經濟學，所聚焦的核心命題是相鄰經濟體的整合，主要是國與國之間經濟的整合，因此被權威研究者定義為「一個過程，包含著旨在消除不同國家經濟單位之間的歧視」。由此在學科分類上被明確地歸入國際經濟學。另一個是集聚經濟學，所關注的核心命題是經濟活動的空間均衡因而有效率。這個經濟學分支系是由藤田昌久和雅克 蒂斯按照新經濟地理學的範式闢出的，在學科上屬於新經濟地理學。

　　翻閱國外研究文獻亦不難發現，論及經濟一體化，幾乎全部指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係，鮮有涉及一國內部區域經濟關係的。而論及經濟集聚，尤其是大量的實證研究，則主要聚焦於同一國家內部不同區域之間的關係。兩個分支彼此有別。然而在「中國情景」下，這兩個原本分屬不同經濟學分支的「關鍵詞」，屢屢給「混搭」在了一起。考慮到「經濟一體化」與「產業集聚」巨大而明顯的差異，這兩個不同的經濟學分支在中國的「混搭」，無疑可視為一種「悖論」。這究竟是一種誤導，還是合乎邏輯的拓展？值得理論研究者予以解釋。

　　若沿著「經濟一體化」與「產業集聚」這兩個術語後面的學科追溯下去，便不難發現二者的巨大差異。

　　首先，各自的學科界定存在差異。關於一體化經濟學的關鍵詞「經濟一體化」 的權威解釋（Alan Deardorff）有三個明確的界定：一是消除國別市場間的壁壘，以形成一個跨越邊境的單一市場；二是任何貿易安排，加上許多別的努力，旨在實現跨越邊境的政策、規則和管制的一致性；三是任何情形下，FTA（自由貿易協定）都佔據核心地位。

　　關於集聚經濟學所屬的新經濟地理學，權威的界定（Fujita&Mori）曾鑑別出了四個關鍵詞：一是一般均衡模型，旨在分析經濟活動的空間均衡；二是規模收益遞增，亦即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引入規模收益遞增，因而強調了單個廠商或企業層次的不可分割性；三是運輸成本，亦即廣義上的貿易成本；四是生產要素與消費者的區位移動性。

　　其次，這兩個術語引出的經濟學分支存在差異，其聚焦的經濟現象維度明顯有別。一個聚焦於宏觀層面，一個聚焦於微觀層面。具體而言，一體化經濟學聚焦的問題，如消除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壁壘因而建立自由貿易區；消除不同經濟體之間的要素流動障礙，以實現要素市場一體化，多半都屬於宏觀經濟學議題。由此引出的「貿易轉移」、「貿易創造」等變量，無一例外地也屬於宏觀經濟變量。而集聚經濟學所聚焦的經濟現象與問題，多半屬於微觀經濟問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在這個被保羅 克魯格曼稱作新經濟地理學「百寶箱」式的模型中，最關鍵的變量勞動要素和消費需求（效用），都是由單個個體疊加的。而在經濟集聚中，最能動的因素則是集要素供給與需求或效用於一身的單個決策者。

　　再次，兩個術語引出的學科對於政府與市場作用看法存在巨大差異。一體化經濟學暗含著一個「強政府」甚至「萬能政府」的假定。無論是建立關稅同盟還是自由貿易區，無論是商品市場一體化還是要素市場一體化，都需要政府邁出第一步，先行談判以達成協定。而協定的落實變現，也需要政府去督促、去創造條件。政府行動無疑構成一體化的先決條件。

　　與此不同，集聚經濟學與新經濟地理學則暗含著「市場萬能」的假定，政府的作用僅僅在於影響貿易成本。按照新經濟地理學之中心—外圍模型推論，集聚是自然現象，與人以及人格化的企業追求最大化（利益）或最小化（成本）的天性相吻合，任何政府要想以最小的代價求得最大的集聚增長利益，必須順應集聚的自然規律。

　　一言以蔽之，兩個學科的差異，一個暗含了強政府的假定，另一個則暗含著近乎「無政府」的假定。這並非在於研究者與學科的偏見，而源自經濟學分析本身的簡化與抽象的特性。按照這種特性，為了強調一種因素的重要，而假定別的因素無足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