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已經成為2020年全球最重大的公共衛生事件，影響之深遠可能會遠超我們的預料。
在全球範圍內仍然處在疫情肆虐的時候，在各省市經驗情況數據尚在匯總整理階段，尚不可能給出一個系統性的總結。儘管我們深知窺一斑而知全貌的觀察很難做得好，但挖掘深圳的案例可能有利於我們進行一些初步的嘗試性的經驗總結。
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總體部署，深圳取得了與全國大多數省市一樣的優秀戰「疫」成績，行動有力，但似乎並不突出，不過細緻分析下，
深圳也確實存在著一些獨有的優劣勢，可以概括為四高三低兩強。四高：人口密度高，深圳常態下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裡近8000人，屬於全球城市最高之列，考慮到春節將臨的因素，2020年1月中旬，深圳人口密度應該在6000-7000人/平方公裡；
人口流動性高，深圳流動人口佔總人口比例可能是全球之最，不僅是流入人口而且包括流出人口，節假日動輒有300-500萬人流出；
深圳經濟活動集中度高，帶來
人口集中度高，以高新區為首的五個經濟中心區域的面積不過13平方公裡，2018年調查的就業總量已經超過了73萬人，就業密度5.5萬人/平方公裡。
三低：深圳作為一個新興的、人口爆炸性成長、平均年齡34歲的超大型年輕城市，
三甲醫院數量與人口比例低；相對應的是
千人病床數量低，與京滬津穗無法比，也遠低於武漢、杭州、成都等城市；
深圳醫學人才聚集和培養能力低，至今醫學院、全職醫學類院士較少，沒有全國著名醫學研究機構。
兩強：深圳有著
強大的流行病學信息調查處理與跟蹤分析能力和
強大的決策系統與紮實細緻的處置重大突發事件的能力。
根據有關報導，深圳可能是全國最早捕捉到新冠病毒有人傳人可能性這一重大信息的大城市。但可能性只是一個或有的概率問題，簡單地以「可能」並不足以確定新冠是否為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也不能支撐重要的城市公共衛生決策。一個超大型城市需要具有強大的流行病調查溯源能力，這不僅僅依賴由設備武裝起來的硬體基礎設施，更依賴於深入細緻紮實的流行病傳染源追蹤體系建設，以強有力的流行病調查體系能力去溯源，確定疾病傳播途徑、傳染能力，致病性，以及致殘率和死亡率，為城市公共衛生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深圳戰「疫」的成功首先決定於城市的公共衛生應對能力。梅貽琦先生名聞遐邇的大學論：「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醫療水平、醫學研究和醫學人才聚集有如大學，不只是建樓而是需要經歷相當長時間的積累。在一個經濟與人口超高速增長的城市中出現「三低」現象，或者是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階段性滯後有可能是個客觀現象。深圳戰疫的成功能夠告訴我們的是，公共衛生體系，流行病學溯源調查能力、流行病學信息處理能力建設應當與城市發展保持同步，公共衛生體系對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高敏感度及快速反應應當是衡量城市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重要標準。儘管尚缺乏有效的數據和實證材料加以佐證，但我們還是有理由相信，出現了COVID-19但是遏制了疫情爆發擴散，保障了社會秩序並儘早恢復常態的城市，應當都具有比較健全的公共衛生體系。基於這種認識，我們可以認為，深圳公共衛生體系總體水平與深圳的城市地位是相稱的。
作為一項公共政策而不是公共衛生學的概要分析，重點是公共政策的外在效果而不應是公共衛生學本身。從全球情況看，對於重大疫情對公共政策的檢驗應當具有兩個基本標準，一是應對重大疫情不出現恐慌性醫療資源擠兌；二是在重大疫情爆發後公共政策在最短時間內能夠有效控制重大疫情在更大範圍擴散。此時，儘管新增確診病例仍在增長，但不出現社會恐慌的傳播，醫療資源不會被持續擠兌，有序的戰「疫」過程形成。疫情會沿新增確診病例減少、總確診病例減少以及確診治療患者歸零三個拐點實現戰「疫」的全面勝利。
我國絕大多數省市在第一個標準上取得了戰「疫」的勝利。以深圳為基點觀察贏得先機的過程可以歸納為：
一是對COVID-19的傳染方式和傳染率的流行病學調查分析。深圳戰「疫」難點在於人口高流動性、高聚集性以及人口構成中湖北籍人口排位前二。深圳捕捉到COVID-19存在人傳人可能性的信息後，在一月初即開始了依傳染性、傳染方式、致病性進行分類，展開了重點人群的溯源調查和檢測，掌握了越來越多的信息。摸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從臨床診斷標準、醫護人員防護規範、防護物資調度統籌等制度。1月23日廣東省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時，深圳已基本完成了全面戰「疫」的關鍵性準備工作，得以從容不迫地有效控制疫情，在戰「疫」過程中實現了醫護人員無一感染。
1月26日註定載入深圳公共衛生應急事件處置的史冊。在載有近五千遊客的「歌詩達·威尼斯」號駛抵深圳蛇口港後，深圳在八個小時內完成13名疑似病例的陰性確認，隨即展開對有武漢旅遊史、居住史和接觸史的148名旅客進行集中隔離和醫學觀察，其餘旅客迅速撤離。深圳與天津幾乎在同時成功地科學有效地處置了突發性外部公共衛生事件衝擊，處置能力、處置過程的周密細緻，高度技術化和人性化對待旅客方式贏得了廣泛的讚譽。深圳擁有不亞於天津的公共衛生事件的處置能力第一次為世人所知。
二是城市公共衛生體系與高效統籌決策能力。對「歌詩達·威尼斯」號突發事件的處置，已經超出了城市醫療衛生部門的管控能力。由此，我們引申出一個結論，城市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水平及能力與高效的統籌決策能力的內在聯繫極為密切。
面對新發不明疫情的突襲，深圳只有第三人民醫院配備治療重大傳染性疾病患者需要負壓病房。但深圳從硬體建設的劣勢，發展出了軟硬+人結合的社區網格，有效分離疑似和輕中重患者，由深圳第三人民醫院統一承擔確認病人的診治任務。儘管我們尚缺乏足夠的數據去量化，上述醫療網絡體系模式對遏制疫情擴散，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的影響，但還是有理由推測，將一般發熱病人與疑似COVID-19病人分離有利於減少交叉感染，降低繼發感染髮病率，也有可能降低了重症比率。
進一步分析，一體化的醫療網絡體系要求較高的城市行政綜合協調能力，統籌建立規範的診斷和信息傳遞標準，快速有效地傳遞各行政區、各社區、疑似病人及各個發熱門診節點之間的信息，要求更為細緻的技術組織工作及各大醫院之間的有效配合。
最後是一個遠不成熟的小結。
一是深圳從特殊市情出發，長期重視CDC體制機制建設，擁有了強大的高度警覺、能夠迅速採取行動的流行病調查預測能力和高度專業化的隊伍。
二是流行病調查預測能力決定了公眾是否能夠得到充分有效的疫情信息。疫情信息越是充分有效，恐慌性流言的影響越低，政府的公信力越強大。深圳醫療資源不充裕，在季節性流感高發時點上同時出現COVID-19疫情時，沒有出現醫療資源的擠兌。合理的解釋是政府部門提供了充分的有效的疫情信息，讓每位市民能夠對自己所面臨的風險做出既不過於樂觀也不過於悲觀的合理預期。嚴重的醫療資源擠兌，源於一座城市存在普遍的過度悲觀的風險預期。
三是儘管我們還無法預知此次新冠疫情在全球結束的時刻，但我們可以預知，人類仍將面對新的可能更嚴重的流行病疫情衝擊。一座城市面對突發疫情而不被擊倒，需要強大的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體系。深圳憑藉有限資源取得了成功，未來仍需要有更多投入，建設與未來流行病發展範式相適應的軟硬基礎設施。
四是信息有效傳遞不僅是政府對公眾的行為，更為重要的是政府多部門之間橫向信息傳遞，多層次縱向傳遞之間構成的網狀信息傳遞的協調性、準確性和及時性。這種網狀信息協調機制建立成型與不斷完善在守護城市安全方面發揮了難以估量的巨大作用，是真功夫、真本事，沒有假以時日紮實細緻的工作作風不可能實現，喊口號式浮誇作風是我們工作的大忌。
五是在佔有全面準確信息條件下，不瞻前顧後、優柔寡斷，大膽果斷決策是城市領導者必須具備的氣質。
原標題《唐傑：COVID-19與城市公共衛生體系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