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學和小說裡,經常出現關於「名字」意義的探討,我們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又如何知道名字從何而來?
「名字」通常被賦予了超越其本身的意義,變成一種可以操控、創造甚至改變意志的力量,而宮崎駿的電影《千與千尋》便是對「名字」的一次全新詮釋。
宮崎駿曾經說:「奪走一個人的名字,不僅會改變別人稱呼他的方式,更是一種完全控制他人的方法。」{1}
這正是《千與千尋》中湯婆婆的哲學理念,她奪走了千尋的本名,而賦予了主角「千」的名字。
湯婆婆(右)
這也是很多宗教習俗中的基本概念,在幻想作品和民間傳說中也是如此。
例如厄休拉·勒古恩的地海系列小說中名字是魔法和力量的核心,其中寫道:巫師唯有掌握其真名才能操縱人或物。
還有德國民間故事「侏儒怪」,日本傳說「木匠和鬼六」,後者是一問一答猜測名字的故事。
在此,「力量」似乎是來自名字和理解之間的可知聯繫。
正如羅朗·巴特所說:「我知曉名字的東西不能真正刺激到我,說不出名字是一個十分明顯的慌亂徵兆。」{2}
這種力量的體現,像《哈利·波特》中用「那個連名字都不能提的人」或者「湯姆·裡德爾」來代指伏地魔。
所以,無論這種力量是控制、創造,還是毀滅,如果你是幻想故事中的角色,名字可能會非常重要。
但名字的重要性只存在於奇幻世界中嗎?或者是以某種方式源自客觀現實,至少是來自我們的生活經歷。
在西方國家有著已婚女子冠夫姓的習俗,這總是離不開所有權的歷史,即便當代人的思想已經改變。而在日本,《民法典》裡還有著「夫妻雙方必須同姓」的規定。
正是關於名字和身份的基本問題,主導了關於這個主題的諸多哲學思想。
千尋:千尋,那是我的名字吧,真不敢相信我竟然忘了我的名字,她差點兒就把它從我這裡奪走了。白龍:如果你完全忘記了,就永遠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已經盡了一切努力去回想我的名字。(《千與千尋》)
影片在這裡暗示人的名字是自我的縮寫,所以能夠代表自我。
在《千與千尋》的故事背景裡,這更多的是一種隱喻結構,但是我們的名字仍然可以對身份和自主性產生不可思議的力量。
在近期熱門的商標事件中,自媒體視頻創作者敬漢卿的姓名被搶註商標,而該搶註公司目的就是為了賣給原作者,以獲得非法收益。
這樣的事件,掀起了大眾對於商標的重視性,或者說對維護自己「名字」的關注。
而現實卻如《千與千尋》中湯婆婆般道出:真是個漂亮名字,現在屬於我了。
這個比較,似乎也引發出像「千」與「千尋」之間的身份危機,使得名字的力量成為想像中、無實體的,它又不是手,又不是腳,更不是身體上任何其他的部分,但卻顯得真實可知。
藝術家艾莉森·卡茨經常在作品中運用自己的名字,她寫道:「我們給一切東西命名,例如身體、動物、地點、書籍,它們通過星雲和混亂形成關係和數據,名字能夠整頓無序並賦予身份,我想表明這是真實的,是人性的表現,但也是一種欺騙的形式。」{3}
在身份轉換的過渡空間,《千與千尋》始於最普通的青春期,但開場戲不僅是地點的變化,也代表因成年即將到來而具有的焦慮感。
千尋將要搬去新的地方,有新的家和學校。這類似於皮克斯的《頭腦特工隊》的故事前情,離開成長的環境就仿佛自己的身份受到了腐蝕。
但宮崎駿讓這種感覺從失去童年家園擴大到國家的規模,利用文化身份的語境去探索個人或個人的一部分,國家的名字與個人的名字並列。
宮崎駿解釋說:「在這個無邊界的時代,一個沒有歷史或忘記了過去的人,將只能就像一縷微光般消失。」{4}
這與作家蘇珊·納皮爾的解釋相呼應。
「《千與千尋》的敘事軌跡圍繞著日本人的文化認同與異質之間的對立展開,並且至少是含蓄的質疑了日本國民性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的生存能力。」蘇珊·納皮爾 {5}
在國家身份這一話題上,意識流作家詹姆斯·喬伊斯1922年的小說《尤利西斯》「獨眼巨人」一章中有一段重要的對話。
主角利奧波德·布魯姆既是愛爾蘭人又是猶太人,且難以調和這兩種身份,他說:國家就是同一地方住著同樣的人們。
而後,他又補充到「還有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尤其是對於愛爾蘭複雜的歷史和現在被稱為以色列的國家而言,但通常認為這段交流是在引發人們對國家性和民族性結構的關注。
作家卡爾文·奈特總結《尤利西斯》裡的國家性說:「詹姆斯·喬伊斯沒有追求表面上的全面性,而是證明了一個國家是無法被代表的。」{6}
這種重壓在《千與千尋》中的反應是傳統的日本性和消費主義現代性的並稱,還有西方文化的同質化,這個故事同時顯示了一個不斷變化的國家身份的複雜性,以及家和歸屬感的重要性。
對於無臉男和白龍「家」的缺失破壞了自我身份。無臉男似乎是如同浮萍般遊蕩著,試圖消磨自我。而白龍的家「琥珀川」早已不復存在,他的真名作為身份的一部分已經被重塑。
納皮爾還評價《千與千尋》道:「它意味著邊界的普遍滲透性,喚起一個無界的世界,充滿著失去、不確定性、不斷變化的身份,以及被遺棄的幻影。在這裡,古老的真理和模式似乎不再有效,回家的深切願望永遠無法實現。」{7}
影片也破壞了文化復興的本質主義願景,以此進入一個國際化和現代化的時代,仿佛來自一個名稱未改,卻已不復存在的國家。
或許這可歸結到文化變革上,正因如此,一個老齡化國家拼命抓住正在消散的過去,錯誤的試圖將文化連同他們自身翻新重建。
電影中對個人和文化身份的探討交織在一起,用文化認同的主題來加強千尋的自我發現之旅,就像《尤利西斯》「獨眼巨人」章中用第一人稱敘事「我」,而在其他章節中沒有這種用法。
《尤利西斯》每一章的主題和意象都源自於荷馬的《奧德賽》,在「獨眼巨人」章,奧德修斯登上獨眼巨人之島,雖然這可能是想體現敘事者的視點有限,但「我」反映的是一種狹隘的身份觀點。
實際上,若是質疑一番,原本確定的「我」可能漸漸變得模糊,就好像定義一個國家會崩潰於國家自身的重壓,對自我的定義也同樣艱難。
這一章的敘事者一直沒有名字,將不可更改的「我」和讀者質疑的「誰」相對比,就像獨眼巨人在質疑奧德修斯一樣。
奧德修斯在拉丁文中為尤利西斯,這本小說正得名於此,奧德修斯告訴獨眼巨人,他名為Nobody
成為失去名字的Nobody,進而產生對失去自我的恐懼,是《千與千尋》裡關於名字的中心問題。
回到成長這一概念上,電影也認同改變是必須的,是有意義的,以及自我不僅是外界賦予的身份和名字,也是自己所做的抉擇。
千尋的旅程一定程度上重獲獨立。獨立性的缺失在片頭搬家的段落中可見一斑,在湯婆婆的合約中更進一步。被刪除的名字反映出她的遺棄感和迷失感,於是「千尋」成為了「千」。
在雙重身份這一主題上,雖然「千」這個名字對於千尋是不公平的,但它引入了名字和身份並不是嚴格固定的這一概念。
沒有哪一個動畫的角色是一座孤島,千尋對身份的探索起源於在更大的世界背景下尋找自我的位置,將自己置於文化和歷史背景中。
後來,千尋的目標不再是尋找自己失去的部分。自那以後,回家的願望永遠不會實現,就像我們知道火車只往單向行進,取而代之的是奪回控制,同時成長為一個更大的群體中的一部分,在即將崩塌的世界中,選擇自己的身份。
《千與千尋》所暗示的是認識你自己要經歷反覆的評估,因為自我處在不斷變化中,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你不積極行動,可能會討厭後來的自己。
千尋確實找回了名字,但她沒有變回過去的自己,那個「自己」屬於過去、老家、舊友,就像那些屬於日本的傳統。
千尋害怕在遠離過往生活的同時失去自己,反應出一種日本全國性的恐懼,或者說至少是宮崎駿對丟失傳統的恐懼。
宮崎駿無疑認為最重要的是記住那段過去和背景,《千與千尋》的故事也表明,變化同時具有再生和破壞的潛力,地點的轉換呼應著個人和文化永久的轉變。
我們不知道千尋從何處而來,又去向何方,只看到兩者之間,因為這個「之間」就是故事的一切,雖然這可能意味著她將永遠回不了家,但宮崎駿告訴我們至少可以控制現在的自己。
●參考資料:{1}、{4} 宮崎駿,《千尋在一個陌生的世界:電影的目的》,2001年;{2} 羅朗·巴特,<Camera Lucida :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3} 艾莉森·卡茨,ATPdiary,2016年;{5}、{7} 蘇珊·納皮爾,<Matter out of Place>,2006年;{6} 卡爾文·奈特,<Same People,Different Place>,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