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漢語真的有那麼多詞彙是從日本引進的?

高曉松曾在一次採訪中說，現代漢語有超過一半的雙音節詞，都是從日本引進的。這句話引起了許多爭議，專攻中日語言交流史的陳力衛教授批評其「信口開河」。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這樣一句話，若我們不講「日本漢語」，我們幾乎都不會說話了。因為像「物理」、「化學」、「哲學」、「共和」、「文化」和「主義」等常用的雙音節詞都是近代從日本引進過來的。但問題在於，這些詞語真的都是從日本語境中變化產生的，還是中文本身就固有的？有多少詞彙是日本獨自發明創造的，哪些詞彙是中國先翻譯的，再傳去日本的？重新理解這些學科知識的漢語概念在近代「援西入中」的過程，對理解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具有重要意義。

8月18日，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東方歷史評論和大隱精舍主辦的「重審中國的『近代』」的沙龍中，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章清、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暨歷史學院教授孫江、日本關西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沈國威、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文化與語言系漢學教授阿梅龍、日本成城大學經濟學部教授陳力衛、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潘光哲和資深媒體人張彥武，在「學科、知識與近代中國研究書系」的發布會上，與大家探討了這些問題。

「學科、知識與近代中國研究書系」：陳力衛《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孫江《重審中國的「近代」: 在思想與社會之間》、沈國威《一名之立 旬月踟躕 : 嚴復譯詞研究》、章清《會通中西 : 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基調及其變奏》、 [德]阿梅龍《真實與建構 : 中國近代史及科技史新探》

現代漢語到底引進來了多少日語詞彙？

章清提到，在中國近代史的「西學東漸」裡，中國開始從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在這個變化當中，現代學科和知識是西方影響中國的一個非常關鍵的要素。當然，這種學科和知識的轉變過程，在西方的近代史上也上演過。這意味著，中國人對世界的認知圖景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因為，我們就是靠著這套學科知識去了解我們生活的世界。

沈國威贊同這種說法。若現代中國人穿越回古代，我們是沒法跟古代人交流的，因為他們沒有今天大家言談交流中必備的科學常識，而這些常識是由語言詞彙構成的。在這些常識裡，八九成的詞彙他們都沒有聽過。

嚴複本人吸收了西方的許多思想和知識，並將其翻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讀者。嚴復為此創造了很多新詞，但很多新詞都沒能沿用下來。今天中國人較常用的「邏輯」、「圖騰」、「烏託邦」就是嚴復創造的，但這三個詞都屬於他無心插柳的結果。

嚴復

雖然嚴復創造的許多詞彙沒有留下來，但他並不是在做無用功。他是一個反面的參照系，他告訴中國人該如何接受新的概念和知識。嚴復沒有完成的事情，在五四期間完成了。在五四期間完成的漢語語言轉變過程中，日本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許多人都知道，現代漢語的許多雙音節詞都來自日語。但是，現代漢語到底引進來了多少日語詞彙？這些詞彙和概念的流變又經歷了什麼樣的過程？陳力衛認為，這些漢語新詞，它們經歷了先「東往」、再「東來」的過程。

《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陳力衛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6月版

在1854年，日本「黑船事件」之後，魏源的《海國圖志》，還有傳教士寫下的有關西學的書籍，如《博物新編》和《萬國公法》，先進入了日本。由於日本對美國不熟悉，他們急於收集西方殖民者的情報，就派人到中國去搜集有關西學的書。這一批從中國引介到日本的西學圖書，就成了當時許多日本知識分子的精神食糧，他們對此進行吸收消化，其中包括了許多西學的詞彙和概念。

「化學」，就是中國翻譯的詞彙。日本當時使用的是音譯，但中國的「化學」一詞在進入日本之後，日本人覺得中國人翻譯得很好，就決定使用這個詞，放棄了它們的音譯。當時，「化學」這個詞中國反而用得很少。後來，許多中國留學生去日本留學，就把這個詞帶回中國了，並以為這是日本人翻譯的詞。實際上，這個詞在中國早期的英華字典裡已經用過了。

許多詞彙經過這樣的周轉，哪些是日本原創的詞彙，哪些是先從中國流傳到日本的詞彙，就很容易分不清。陳力衛的《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就釐清了這方面的文化交流史。在這本書的前半部分，他主要研究19世紀的中文圖書如何進入日本的，分別影響了日本的哪些學科領域。

陳力衛

在《東往東來》的第二部分，陳力衛則研究了來自中國的留日學生是如何將日本翻譯的新詞帶入中國的。中國的許多學科的基礎框架，就受日本很大的影響。此外，陳力衛還研究兩國翻譯詞彙「交涉」的細節問題。比如，一開始「republic」在日本翻譯成「共和」，在中國翻譯成「民主」。兩國在文化交流時發現，這個概念翻譯的詞不一樣，但兩國都不想放棄掉自己翻譯的詞。最後，「republic」的中文用了「共和」，而民主就用在了「democracy」身上。

孫江認為，由同一個概念翻譯過來的新詞也許有很多，但它們都會經歷一個標準化的過程，最後沉澱出幾個譯詞或一個譯詞。嚴復當年反對把「religion」翻譯成宗教，他認為應該翻譯成教宗。因為教宗是一教之宗派，宗教即一宗之教，佛教裡就有許多宗。但是，嚴復的「教宗」，最後被日本人翻譯的「宗教」所淹沒了。

因為這是一個標準化時代，這些詞彙會通過大眾傳媒傳播開來，並進行標準化、大眾化。只有大家都用某種譯法，那這個詞才會成為強勢的概念。其中，這些詞彙的政治化也很重要。只有在政治化之後，這些詞才能在社會生活中佔據一個比較中心的穩定位置。今天大家使用的這些詞彙，大部分都是經過了政治化的過程。但是，中國並不是單純被動地接受這樣的詞語、知識和概念，我們也會在這些概念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性的生產，孫江稱之為「衍生化」。

《重審中國的「近代」：在思想與社會之間》，孫江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如果懂日語，會對研究中國近代史起到深化的作用

阿梅龍說，在20世紀初的時候，中國人總是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發明和科學，因為比較重要的發明都是從西方來的。在1926年，美國學者卡特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的部分章節被翻譯成中文，「四大發明」這一說法才開始被中國學界了解，慢慢傳開，成為定說。

外國學者會去研究中國的科學傳統，中國人反而對自己的科學傳統並不是那麼關心。阿梅龍認為，中國人的煉丹術其實就很值得研究，中國的化學史學家也必須要研究自己的化學傳統。

孫江認為，如果研究者懂日語的話，這會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深化起到很大的幫助作用。孔飛力《叫魂》的想法，就來自於日本中國研究。在《叫魂》日文版的前言，孔飛力非常感激日本中國研究對他的恩惠。這個題目，最早是日本學者先研究起來的。孔飛力看了這些文章，再進歷史檔案館進行研究，慢慢琢磨出他自己的作品。

孔飛力

沈國威也認同這種說法，日本的有些研究走在了中國的前面，因為日本的近代化進程早於中國。在明治維新100年的時候，也就是1968年，日本就有許多回顧明治維新100周年的學術活動，其中，語言和詞彙就是日本學者回顧的主要對象。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語言發生許多重要的變化，日本學者都有許多研究。

沈國威經常對他的學生說，就算你是做中國研究的，你都要看看日本學者是怎麼做的，他們在學術上有什麼設想。假如你把這些設想移到中國，你都可以走在許多沒關注日本學術界的中國學者的前面。

當下對「全球史」的概念為什麼理解錯了

在學科建制上，中國有世界史這一學科，為什麼歷史學還需要全球史呢？章清認為，中國的學科體制很奇怪，世界史裡不包括中國史，所以，世界史理論上應該叫外國史。史學研究總是要建立一個研究對象，而這個研究對象長期是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今天的世界就是由民族國家構成的，所以我們對世界史的研究大體上都立足於民族國家來展開的。這些民族國家的歷史加在一塊，似乎就構成了完整的世界史。

後來，許多歷史學家發現，這樣的分法有問題。湯因比在《歷史研究》的導言部分，就對這個問題提出了反省。湯因比就說：「沒有一個民族國家可以自行說明它的歷史。」他舉了英國的例子，相對於歐洲其他國家，英國雖然孤懸海外，但無論是英國的宗教改革，還是工業革命，其實都和歐洲其他國家有密切的聯繫。正是基於對此的反省，湯因比用「文明」替代民族國家來支撐他的研究。

湯因比

此外，有一些現象是全球的文化現象。近代技術的發明，是靠什麼來實現這樣技術交流的？這些都是歷史學家需要關注的問題。其中，還包括一些與我們日常生活相關的物產。食物的傳播，就改變了世界上許多地區的生活。這些都構成了全球性的現象，所以歷史學家不能只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處理這樣的現象。

孫江補充說，全球史現在是歷史學研究最熱門的領域。但有時候，中國的歷史學家用這個概念用得不準確，比如「全球史視野下的唐代研究」，還有「全球視野下的民主國家建設」，這種題目其實都錯用了「全球史」這個概念。

全球史的英文是「Global History」，嚴格來說，該翻譯成全球史學。在19世紀以後，蘭克史學似乎佔據了統治地位。一般認為，蘭克史學是實證主義史學。但孫江認為，蘭克史學最根本的特徵不是實證主義，而是民族國家。

在20世紀開始後，西方學術界不斷地想突破這個研究上的窠臼，所以出現了年鑑學派，還有對亞非拉地區的依附理論的研究。後來，全球史學誕生了。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史學是一個去邊界化的民族研究。

全球史學是去中心化的，同時，這也是它的超越性和局限性所在的地方。去中心化的最重要的特徵是反文明中心論，尤其是反歐洲中心論。因為，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歷史論述，一定有中心和邊緣，全球史學就是要消解掉這個中心。但是，它的超越性，也是它的局限性。在民族國家不可能消亡的前提之下，全球史學永遠是一個「烏託邦」，是實現不了的。

作者丨徐悅東

編輯丨宮子

校對丨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