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新政權誕生於民國晚期惡性通貨膨脹的劇痛之中。這場通脹可溯至1929年那場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大蕭條」期間，美國為擺脫危機而調整了國內的貴金屬政策，其巨大成本外部化轉嫁導致了國民政府的貴金屬本位無法維持，但民國紙幣化改革後長期陷於高通脹，再度依靠「頂層設計」而把外匯作為本幣依據的「金圓券」深改，卻最終導致了民國金融、財政和經濟體系的全面潰敗。
1949年以後，按照現代金融學的常識，在遭遇西方封鎖致經濟基本面更加惡化的局面下，新政權仍不具備走出這場通脹危機的可能。事實上，通脹形勢確實一度惡化。
但令人關注的是，這場嚴重的惡性通脹卻在不到一年內被徹底平復；更令人不解的是，治理通脹中不僅財政赤字壓力未減，而且彌補赤字還得大量增發貨幣……歷覽古今中外，在財政赤字壓力下增發貨幣而仍能控制幣值穩定的例子少之又少。而由財政危機引爆金融危機，連帶發生外貿巨額赤字或者外匯危機，進而引發革命政變甚至改朝換代的事例，則比比皆是，很少有執政者能在多重危機的連環爆發中全身而退。
要對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初就不得不面對的脹—滯危機做客觀分析，已經具有很大挑戰性了；而若要理解這場危機根源於半殖民地的中國被迫承受的「主權負外部性」，那就得先放下至今仍在社會科學領域內在形成價值判斷的冷戰意識形態，站在客觀立場對危機尋源追本，上溯到1929—1933年西方在產業資本階段爆發的生產過剩大危機，以及隨之派生的貨幣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此，才能理解：民國這場現代金融危機，竟然是靠土地革命實現了鄉土中國傳統小農經濟「耕者有其田」的千年訴求，才得以解脫。下面就先從民國建立現代化金融體制的幣制改革背景說起。
從白銀危機到法幣危機民國初立，確曾有「黃金十年」。20世紀二三十年代屬於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高增長時期，卻中輟於內部衝突和外部成本轉嫁導致的危機。
我們綜合已有的研究指出：民國年間遭遇的1935年白銀危機和隨後於1937年開始發生的長期通貨膨脹，均屬於西方為擺脫1929—1933年大危機的影響而不斷向外轉嫁代價的施政後果。可以認為，這是中國人自清末試圖納入西方主導的現代化以來，所「獲得」的又一次教訓。
先看美國大蕭條背景下出臺的《白銀收購法案》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1934年，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國內7個產銀州和白銀利益集團的遊說和壓力下，提議實施《白銀收購法案》（The Silver Purchase Act），6月19日該法案正式生效。財政部據此開始在國內收購白銀——直到1961年年底才停止收購，1963年這項法案才廢止。在該法案生效之後的15年（1934—1949年）裡，美國政府共花費15億美元收購白銀，比「羅斯福新政」支持農業的花費還多。
本來，在大蕭條時代的頭兩三年，由於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國家基本上實行金本位，市場上對黃金的需求高於對白銀的需求，由此這些國家以黃金衡量的商品價格水平，包括白銀價格，在1929年後急劇下降，而且銀價下降幅度甚至大於普通商品價格下降幅度（例如1929—1931年，按黃金價值計算的國際市場銀價下降了40%，而同期美國的批發價格指數隻下降了26%）。——由此看，中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私人資本為主的大約10年的高增長，得益於前期西方還沒有興起金融全球化浪潮，還能靠不同幣制規避西方經濟危機，這才能實現「黃金增長」。亦即，實行銀本位的中國在國際市場上屬於法定貨幣貶值，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國際經濟危機向中國的傳導。
雖然當時中國的出口也在下降，但出口降幅小於進口降幅，也小於世界總出口下降的幅度，因此，在西方危機嚴峻的1930年和1931年，中國出現了近半個世紀以來難得的國際收支盈餘，1931年中國進口白銀4545萬兩。隨之，在世界其他國家正在經受嚴重的通貨緊縮的時候，中國國內呈現溫和的通貨膨脹。
然而，在大蕭條持續到1931年時，英國、日本、印度相繼放棄金本位，這使得仍然維持白銀幣制的中國旋即貨幣升值，國際收支急劇惡化，遂於1932年被迫淨出口白銀735萬兩以彌補貿易赤字，國內的物價指數也開始下降。到1933年，美國也放棄了金本位，致使中國的貨幣對美元也開始上升，從1932年的19美分上升到33美分，當年出口僅及1930年的58%，貿易赤字只能繼續靠金銀等貴重金屬的淨出口來彌補。
這說明：在世界經濟和貿易開始復甦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卻邁入衰退。
一般而言，處於依附地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大都追求宗主國模式的現代化，但是卻渾然不覺：宗主國的現代化是通過對海外殖民地的剝奪才得以實現的。反過來講，正在現代化道路上奮起直追的中國遭遇到從「宗主國」轉嫁的輸入型危機，對中國20世紀30年代正在高增長的現代經濟構成嚴重打擊。
隨著歷史畫卷的展開，我們漸漸知道，危機轉嫁中影響最大的，尚不是各國的貨幣貶值，而是來自於美國的白銀法案。
1934年6月美國《白銀收購法案》通過隨後開始實施，到1935年6月30日時，共收購了29400萬盎司白銀。這導致國際白銀價格節節攀升，到1935年4月時已達到81美分。
對中國來說，雖然國際市場上作為商品的白銀的價格上漲，也拉升了國內作為通貨的白銀價格，但國際銀價上漲得更快，中外銀價差距擴大。到1934年10月中旬時，國際銀價比國內高1/4以上；到1935年春天，國際銀價已超過國內銀價50%。由於出口白銀每千元即可獲利300—400元，白銀出口稅和平衡稅的徵收根本無法遏制白銀瘋狂走私外流。
自1934年4月至1935年11月，中國的白銀儲備從約6.02億元驟降至2.88億元（部分流入日本，再走私出口到境外）。
接下來的事情憑藉常識就可以預見，中國開始發生嚴重的「輸入型」通貨緊縮。而後，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勢所必然地發生並形成惡性循環，如圖所示。
美國白銀法案引發民國經濟危機隨著通貨緊縮的發生，資產價格應聲下降，尤以農村所受衝擊為大。農產品價格1934年下降了6.9%，1935年再下降3.7%；由於物價下降以及工業對農業原材料需求的減少，加上當年發生了災荒，1934年的農業產出只有131億元，比1931年下降了46%。國民黨人李天倪1934年在山東的調查顯示，「魯東向稱富庶之區，地價每畝百元者，刻已低落至四五十元；魯西、魯南貧瘠之區，向之每畝五十元者，刻竟落至二十元或十元尚無人過問。農民破產之普通、痛苦之深刻，實為近古以來所未有」。
而城鄉資金利息則飛速上漲。1934年7月的市場利率為5%，到9月的時候就上升到了12%。大量的工商企業倒閉，僅1935年，上海就倒閉了1065家工商企業，全國銀行倒閉或者停業20家，當時中國最大的產業紡紗業開工量減少60%。
經濟壓力之下，國民政府被迫放棄銀本位，實行現代化紙幣制度。——誠然，民國轉向現代化紙幣信用的金融改革與當代「深改」類似，都是應對輸入型危機所派生的。
其實，遠在改成法幣之前的16世紀中葉即開始的中國白銀本位時代，明清政府就已經深感國內白銀餘缺受制於國際白銀供給波動的困擾了。民國時期法幣的推行，不僅徹底改變了中國自明朝以來的白銀幣制，也使中國越過西方在銀本位後較為盛行的金本位，直接演進到紙幣時代。雖然在當時以及現在很多人看來，這一幣制的「徹底」改革是中國跟上貨幣現代化主流趨勢的發端，卻由於該幣制內在的依附性和脆弱性，不僅使民國經濟從此踏上了惡性通貨膨脹的不歸路，也在客觀上加劇了國民政府的覆亡；這一「半殖民化疊加現代化」成本惡性爆發的危機，一直延續到新中國以前所未有的措施管控住為止。
眾所周知，受當時屬於「半殖民地」性質的中國與西方主要國家的關系所限，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其實並非國家憑藉政治強權向紙幣賦權形成的「主權貨幣」，而是一種美元為主的外匯本位幣制。無可查證當時的決策者是否意識到：任何以外匯儲備來決定本幣發行的體制，都因為具有嚴重的外部依賴性，而對本國的貨幣主權構成嚴重侵蝕。
其中的悖論至今值得記取。主要在於：如果一國的商品出口在經濟總量中佔比不高，那麼當外匯儲備與國內實際物資流通對應的貨幣值低於一定的對應關係時，就會出現外匯難以調控國內貨幣供給的鬆緊而導致貨幣政策失靈；而如果讓出口在經濟總量中佔比足夠大，那麼不僅相當於將國民辛苦創造的財富以鑄幣稅形式拱手讓於外幣發行國，而且國內經濟運行也將受對外依存度過高之困擾，國家內部調控將會受到外部市場和匯率波動等因素的掣肘。當前中國的矛盾當屬後者，但民國時期的矛盾則屬於前者。更何況，長期內外戰爭使民國財政不得不發生高額外匯支出，從海外採購軍火，勢必導致外匯儲備下降，對國內貨幣調控更加乏力，遂使投機普遍化與通貨膨脹加劇形成惡性循環。
由此也可以察知，中國之所以沒有在1929—1933年西方大危機爆發的時候就跟著發生經濟危機，恰恰在於當時的中國還沒來得及跟世界接軌步入金本位制，西方早已棄置的白銀幣制雖然陳舊，但這次卻在客觀上幫助中國避免了與其他國家發生正面貨幣衝突，從而為發展重化工業爭得了寶貴的時間。此期形成的工業實力，為中國接下來堅持抵抗日本侵略的抗日戰爭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並被其後的政權所繼承，成為1949年以後中國經濟建設的主導力量——國家資本。
但隨著1936年國民政府通過金融改革與國際接軌，開始了紙幣時代，也就從此加入了國際經濟危機的行列。
民國時期的各類紙幣鬥爭與高通脹我們認為，半殖民化條件下構建現代化金融財政體制失敗，先於現代化軍隊戰敗，成為民國敗亡的主要因素。
1935年在西方大危機造成的白銀外流、通貨緊縮的壓力下，國民政府推出了國家金融體制的重大改革，放棄傳統的白銀幣制，發行現代紙幣。這一方面可認為是中國進入現代化經濟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也因內外矛盾複雜、導致惡性通脹而使現代金融體系坍塌。
一般發展中國家在做貨幣改革之際，如果不能切斷與外國金融的聯繫（這通常是不可能的），那就必須依賴外國的資金支持和政策支持，否則根本不可能建立紙幣的信用。國民政府在醞釀紙幣改革時，美、英、日都希望中國貨幣能與其本幣掛鈎。國民政府在左右權衡後最終選擇了綁定美元，客觀上有促使覬覦獨佔中國利益的日本加快對中國侵略步伐的副作用——1935年日本在中國推出「法幣制」的同時進佔華北，並於1937年發動中日全面戰爭；這些戰事，導致國民政府財政和對外軍火採購剛性開支急劇增加，維持法幣穩定所需的外匯儲備不足，已經對貨幣體系構成巨大的壓力；1941年以後，法幣還受到日本為轉嫁本國財政赤字壓力而在佔領區大量發行「偽幣」的排擠等的影響。
1945年抗戰勝利，但國民黨內部派系之間被戰爭所壓抑的矛盾卻加劇反彈，貨幣調控與反調控成為各派系爭奪資源的手段，加之國共內戰仍要進行龐大的財政消耗而國民政府卻很難再獲得英美蘇等國家的大額援助，遂使從法幣問世就如影隨形的通貨膨脹在1945年以後越來越失控，在1948年金圓券改革失敗後衝至瘋狂的頂峰。
從實際數據看，1936年是法幣啟用的第一個完整年度，這一年國民政府的收支逆差為33%，用今天的標準看已經很是危險（1987—1989年中國全口徑財政收支逆差一度達到25%，就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1988年通貨膨脹率達到18.5%），但在30年代的後幾年看來，那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黃金年代」。因為到1940年，收支逆差比例已經上升到了87%；1940—1945年中只有一年逆差低於70%；在抗戰勝利的1945年，這一比例為81%；接下來的兩年中，由於內戰，收支逆差仍保持在60%以上。
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財政運作就已經捉襟見肘，國債貼現率高達45%—50%，增發貨幣遂成為國民政府唯一可行的理財辦法。其結果，流通紙幣從1937年1月的13億元擴張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的5569億元，1948年年底已狂升到245589990億元。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世所罕見：以1936/1937年為基期，1945年6月上漲到2133倍，1948年8月幣制改革（金圓券）前是725萬倍，新中國成立前夕是31667萬倍；100元法幣的購買力，1937年是兩頭牛，1941年一頭豬，1943年一隻雞，1945年一條魚，1946年一個蛋，1949年5月是0.00245粒大米。分時段來看，1937—1945年屬於溫和通脹；1945—1948年，物價以每月30%的幅度遞增；1948年後貨幣發行和物價增長近乎失控，在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僅8個月之間，紙幣就增加了4524倍，是全面抗戰期間的貨幣增加倍數的2倍多，上海的物價指數則上揚了天文數字般的135742倍。——這就是下文要講的1949年華東地區解放、人民幣進入上海的背景環境。
「物資本位」貨幣體系的解放區實踐就在國統區發生嚴重的貨幣通脹危機時，也有另類的貨幣政策探索表明，以實際物資作為貨幣的信用來源，並非中共1949年執政後的首創，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在山東根據地和陝甘寧邊區成功地實踐過。對這類做法的分析，應該納入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經驗歸納之中。
山東根據地的薛暮橋就明確提出「物資本位」這一概念，並自信地認為，「我們用這些生活必需品來作貨幣的發行準備，比飢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銀優越得多。根據地人民是歡迎我們這種貨幣制度的，他們不要黃金，更不要美元和英鎊」。
在陝甘寧邊區，朱理治、陳雲等也對外援斷絕下如何恢復和發展經濟、建立貨幣信用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中共得以避免重蹈20世紀30年代初期井岡山蘇維埃財政破產的覆轍。
從背景上看，陝甘寧邊區和山東根據地的貨幣新局面都是在嚴重的財政困難下打開的。這個財政背景與1949年的中國極為相似。
此期，在新任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的領導下，邊區銀行除了強調銀行貸款的生產性，加大對農業生產、貿易的放款力度外，放款方式也採用了多樣化的折實措施。1942年，銀行決定農業放款採取實物貸款辦法；工業放款採取訂貨辦法，將來以貨還本；商業放款，除小型帶救濟性質貸款外，亦採取訂貨辦法。以農貸為例，銀行以折實方式發放耕牛、農具等貸款，即按市價將貸款折成實物（糧食或棉花）放出，農民收穫後交還等價實物。如1942年發放的400萬元農貸，除延安、甘泉、子長等部分地區實行現金放款外，其餘基本採用實物貸款。不同地區還採取不同的折實方式。如在志丹、安塞等縣，銀行用钁頭、犁、鏵等實物貸出，用農產品收回；在安塞縣，青黃不接時放出小米，秋收後仍用小米歸還。農貸折實「幫農民解決了困難，促進了生產，給銀行保本保值，使農貸得以周轉下去，對私對公都是合理的」。
1943年後邊幣發行和進出口貿易再度陷入困難。下半年開始金融波動、物價猛漲，貿易、金融和財政問題日益凸顯出來。據統計，1943年邊區進口647264萬元，出口536472萬元，入超達110792萬元。延安市1940年100斤食鹽可以交換棉花30.5斤或布4.1匹，但到1944年同量的食鹽卻只能交換棉花7.5斤或布1.4匹。
1944年邊區為扭轉財經局面，在陳雲的指導下採取了一系列重要的做法，包括加強出口管理、鼓勵生產替代進口、發行「鹽票」（正式發行名稱為「商業流通券」）等，這些後來都成為我國從促進物資流通和增加生產兩方面治理通脹的經驗依據。
（本文摘自董筱丹、溫鐵軍著《去依附：中國化解第一次經濟危機的真實經驗》，東方出版社，2019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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