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漢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1] [2]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進士及第。宋神宗時曾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元豐三年（1080年），因「烏臺詩案」受誣陷被貶黃州任團練副使。宋哲宗即位後，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並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黨執政被貶惠州、儋州。宋徽宗時獲大赦北還，途中於常州病逝。宋高宗時追贈太師，諡號「文忠」。 蘇軾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並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並稱「蘇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亦善書，為「宋四家」之一；工於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傳世。
東坡印象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相貌。
在民間，流傳著許多不同版本的蘇軾畫像，這些畫像雖然千差萬別，但有幾個共同的突出特點： 第一，身材魁梧高大，有的畫像著意突出表現其肩寬背闊、大腹便便； 第二，頭戴高高的「子瞻帽」，濃眉大眼、鼻直口方； 第三，臉型長且寬闊，還有一部濃密威武的絡腮大鬍鬚； 第四，多數的畫像都著意表現蘇軾愜意的神情、瀟灑的姿態。 問題是，這些流傳於民間的蘇軾畫像是否符合他本人的相貌特徵呢？ 這需要從蘇軾兄弟、朋友們以及後人的詩作、筆記中尋找相關的證據。 首先，論身材。蘇軾曾說自己：「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說蘇轍與他兄弟二人：「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須紅頰如君長。」蘇軾在給表弟的詩中，甚至提到了彼此在身材、頭骨方面近似的遺傳特徵：「長身自昔傳甥舅，壽骨遙知是弟兄。」 蘇轍在恭賀兄長生日的詩中也說：「頎然仲與叔，耆老天所騭。」蘇軾的朋友孔武仲在一篇賦中則這樣描寫蘇軾的身材：「東坡居士壯長多難，而處乎江湖之濱……頎然八尺，皆知其為異人。」 其次，論面部特徵。蘇軾在《傳神記》中說：「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孔武仲在《謁蘇子瞻因寄》一詩中則說他：「華嚴長者貌古奇，紫瞳燁燁雙秀眉。」至於蘇軾的臉型，大畫家米芾有清晰的描述：「方瞳正碧貌如圭，六月相逢萬裡歸。」（《蘇東坡輓詩五首》其一） 再次，論鬍鬚。宋人邵博在《邵氏聞見後錄》卷三十中記載了一則故事： 秦觀與蘇軾兩人在一起閒談，蘇軾取笑秦觀鬍鬚太多。秦觀與老師開玩笑說：「君子多乎哉！」這句話出自於《論語·子罕》。有人稱讚孔子多才多藝，孔子回答說，我從小家境貧寒，所以學會了很多生活技能。但在孔子看來，君子的最高境界在於仁愛，而不在於掌握具體的技能。所以他自問：「君子多乎哉？」——君子需要這麼多的技能嗎？自答曰：「不多也」，不需要。秦觀巧妙借用原話的諧音，成了「君子多『胡』哉！」將字面意思轉換成「鬍鬚多的就是君子」。 蘇軾多麼聰明，他立即打趣地回答說：「小人樊須也！」這是《論語·子路》中孔子的一句話，原話是「小人哉，樊須也！」樊須是孔子的學生，他向孔子請教如何種田，孔子認為樊須只關心如何種田這一類具體的小事，不關心仁愛治國的大事，所以是小人，是沒有智慧的人。蘇軾也巧妙地借用諧音，轉換成「小人『繁』須也」，凡是鬍鬚多的人都是小人。這雖然不過是個小小的文字遊戲，卻可以看出蘇門師生間平易和諧的氛圍，兩位大文學家的廣博學識與敏捷才思。這正是北宋文人士大夫的雅趣所在。當然，通過這個故事，我們從反面可以得出結論：蘇軾並無繁須，只有少許鬍鬚。 綜合以上的材料，我們大體可以勾勒出蘇軾的身材、面貌。 蘇軾與弟弟蘇轍的身高大約都有七、八尺，這在古代算是比較高的身材了，從詩作中可以得知，高身材乃是蘇家的遺傳因素。蘇軾腰圍自然不會達到十圍，但至少說明中老年後的他的確很有些發福了，頭髮雖然已經花白，面頰的顏色依然紅潤。他的臉型並不寬，而是天庭較方正下頜較尖圓的圭形。其中顴骨的特徵最為明顯，以至於投影在牆也能辨別出他的模樣，顴骨既然如此突出，想必他的面頰是較為清瘦的。蘇軾的眉毛並不濃重，但是挺秀而有英氣，眼睛也不算很大，卻炯炯有神。所以整體來看，蘇軾的面部是比較清癯的形貌。至於鬍鬚，按照他與秦觀的對話，他不是絡腮大鬍子，也許就是較為稀疏的鬍鬚，因此民間流傳畫像中鬍鬚飄逸的景象是不存在的。 那麼，究竟有沒有一幅較為接近蘇軾本人相貌的畫像呢？ 據說蘇軾的朋友、北宋大畫家李公麟曾畫過一幅蘇軾的畫像。黃庭堅在《跋東坡書帖後》中對此有明確的記述，他說：「廬州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其醉時意態。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看來這幅畫像表現的是，蘇軾坐在一塊盤石上，手按藤杖，仿佛喝醉酒時的樣子。 如果我們按照上述這些相貌特徵按圖索驥，倒是有一幅較為接近蘇軾本人真實面貌的畫像。清代著名學者翁方綱曾邀請友人朱野雲臨摹過一幅蘇軾畫像。從這幅畫像的情態來看，的確與黃庭堅的描述非常接近，雖然我們還無法確證這幅畫的原作就是李公麟的那幅畫，但是僅僅從前面所羅列的蘇軾相貌的種種特徵而言，這幅畫也的確是比較接近蘇軾原貌了。 總之，蘇東坡真實的容貌印象與我們平常所了解的民間印象有不小的出入。如果仔細揣摩，我們可能會有一個有趣的發現：民間流傳的東坡畫像與千人一面的佛陀像、羅漢像、聖賢像很有幾分相似，大都身材魁梧、濃眉朗目、方面大耳、鼻直口方、天庭飽滿、地閣方圓，一部長髯飄灑胸前。或許，在百姓的心目中，像蘇軾這樣瀟灑快活、風趣詼諧、才氣橫溢而又人情味兒十足的文人，與佛陀、羅漢、菩薩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吧？再說，佛陀、羅漢、菩薩本來不就是有智慧、有道德的聖人嗎？蘇軾既然擁有智慧與仁愛，善於反省與超脫，更兼有情趣與才華，畫成佛陀像、羅漢像又有什麼不對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蘇軾的真實相貌究竟如何似乎並不很重要，重要的是蘇軾真實的精神氣質、人格印象永遠銘記在我們每個人心中。 蘇軾為官施政，具有獨特的個性特徵，集中體現為詩人風採與文人情懷的高度融合，以及由這種融合所表現出來的濃厚的仁愛精神。 蘇軾曾先後兩度在杭州為官，他辦公有一個獨特的習慣，就是將辦公桌挪到西湖邊上：「至冷泉亭，則據案判決，落筆如風雨，分爭辯訟，談笑而辦。」一邊欣賞著西湖美景，一邊判決審理辯訟案件，談笑之間便完成了工作。這當然首先表現了蘇軾高水平高效率的為政才能、工作作風，但也許，西湖的美景也賦予了蘇軾落筆如風雨的靈氣與智慧吧？ 一次，兩個人打上公堂來。原告是綢緞商，被告是制扇商。被告曾向原告賒了價值二萬貫錢的綾絹，誰知逾期卻分文未還，綢緞商於是將制扇商告上衙門。其實，這位被告也並非奸商，只因老父親病故，辦理喪事虧欠不少債務；又因當年夏天多雨，扇子的銷路很差，所以債上積債，一時無力償還。 蘇軾聽罷二人的陳述，覺得各有各的難處，也各有各的道理。如果簡單依法公判，雖然給綢緞商討回了公道，但制扇商勢必家破人亡；如果同情制扇商，又如何保護綢緞商的利益呢？看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法律問題，而是一個如何切實為百姓解決實際困難的問題。蘇軾思考良久，終於有了個兩全其美的好主意！他讓被告取來二十把上好的團扇，然後揮灑筆墨，在團扇上點染竹石花木、題寫詩詞短文，而且署上自己的字號，轉眼功夫，這二十把團扇就成了二十幅東坡字畫。他告訴被告，將這二十把團扇拿到市場上，每把按一千文出售。消息傳得很快，被告剛剛走出衙門，仰慕東坡字畫的人們就紛紛聞訊而來，不一會兒就將團扇搶購一空，被告的債還清了，原告的利益也得以保護（事載《春渚紀聞》）。蘇軾的這樁軼事與前面曾提到的「吳味道販紗」一案有異曲同工之處。與那些嚴格依法斷案的循吏甚至酷吏相比，蘇軾的為官之道、執法之道似乎有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以情代法的重大嫌疑，算不得合格的行政官員。然而我們細細考察就會發現，在這個帶著濃厚文藝氛圍與和稀泥味道的案件背後，卻透露出蘇軾處理政務、判決案件、維護法律的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無論做什麼官，辦什麼案，執行什麼法律，必須以老百姓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而不能為辦案而辦案，為執行法律而執行法律。用現在的語言說，就是一切工作、生活的原則都應當堅持以人為本。 誠然，像蘇軾這樣「以情代法」，沒有超逸絕倫的藝術才情也是做不到的。 宋哲宗元祐時期，蘇軾作為當朝翰林學士，經常奉命接待外國使節。在很多重大的外交場合，他將自己傑出的文學藝術轉化為高超的外交藝術，為大宋王朝贏得了崇高的聲譽，維護了皇朝天國的尊嚴。一次，蘇軾陪同各國使節對月品茶，席間有位遼國使節想與蘇軾比試對聯，以較才藝高下。他出的上聯是：「三光日月星」，揚言此聯在遼國「遍國中無能屬者」。蘇軾聽罷上聯，應聲答道：「四詩風雅頌。」（事載宋·嶽珂《裎史》）這個下聯比起上聯更加巧妙，本來詩有風雅頌三種，雅又分大雅、小雅，故而又稱為四詩。這樣敏捷的才思只有以淵博的學識為基礎，才有可能擦出靈感的火花來！ 事實上，蘇軾的詩文之名在遼、西夏、高麗等國早已廣為傳頌。在一次外交宴會上，遼國使者劉霄舉杯來到蘇軾面前，高聲朗誦蘇軾《聞喬太博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中的詩句：「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熱情地邀請蘇軾滿飲杯中之酒。蘇軾不無驚異地寫道：「虜亦喜吾詩，可怪也。」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可以說是不勝枚舉。作為北宋藝術才華最全面的藝術家，蘇軾超凡的文學才華對增進宋朝與周邊各國的文化與情感交流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蘇軾一生酷愛交友，他曾說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在他的朋友當中，既有手握重權的王公大臣，也有不名一文的田野農夫。不過，蘇軾交往最多的還是那些學養豐厚的讀書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文治臻於頂峰的時期，飽學之士比比皆是，酬酢歌筵之上，言談謔笑之間，往往語露機鋒，言含逸趣。蘇軾在與朋友們的交遊中，其博學多聞的修養、詼諧善謔的個性展露無遺。 有一次，蘇軾與好朋友劉貢父閒聊，說他當初與弟弟蘇轍準備制科考試時，每天享用「三白」飯，覺得味道美極了，從此不相信世間還有什麼別的山珍海味。貢父好奇地問：「什麼是三白飯？」蘇軾回答說：「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碗白米飯，所謂三白也。」貢父聽後哈哈大笑。很久之後的一天，蘇軾突然收到劉貢父送來的請柬，邀他同吃「皛（xiǎ。）飯」。蘇軾這時候早就不記得「三白飯」的事情了，他認為：「劉貢父讀書多，這個皛飯必有出處。」可到了貢父家一看，發現飯桌上只有一碟鹽、一碟蘿蔔、一碗白米飯，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中了圈套。但蘇軾不動聲色，將這頓「皛飯」吃了個一乾二淨。臨走上馬之前，他對劉貢父說：「明天咱們再聚會，我會準備毳（cuì）飯給你吃。」劉貢父明知蘇軾要跟他開玩笑，「報復」他，但還是想弄清楚什麼是「毳飯」，所以依然如期前往。兩個人在客廳裡高談闊論，直到日已過午，蘇軾始終不提吃飯的事。劉貢父飢腸轆轆，只得開口問：「毳飯準備好了嗎？」如此反覆再三，蘇軾才將貢父引入餐廳，可是飯桌上空空如也。蘇軾攤開手，笑著說：「鹽也毛（冇，音md。意謂「沒有」），蘿蔔也毛，飯也毛，不必客氣，請！」貢父一聽，不禁大笑起來：「早知道你要報一箭之仇，但萬萬沒有想到是這一招！」這時候，僕人們才送上早已準備好的美酒佳餚，兩位好朋友痛痛快快地大吃了一頓（事載《曲洧舊聞》）。 這自然只不過是一場文字遊戲，但也是智慧而快樂的知識遊戲，若非鴻儒碩彥之士，也不可能享受到這樣的快樂與諧趣。問題在於，當時的博學之人雖不少，但像劉貢父這樣的「棋逢對手」畢竟不多，有時蘇軾仗著自己廣聞博覽，取笑同僚，便難免有「以高才狎侮公卿」（清·潘永因《宋稗類鈔》）的感覺了。 有一次，蘇軾去拜訪宰相呂大防。當時呂大防正在午睡，蘇軾在外靜候多時，方見他緩步走出來。蘇軾心中老大的不高興。他環顧四周，忽見客廳瓦盆裡養著一隻綠毛龜，便對呂大防說：「呂大人，綠毛龜並沒有什麼稀奇，最珍貴的當屬六眼龜。」呂大防驚訝地問：「真有這樣的烏龜？」蘇軾煞有介事地說：「有啊！五代後唐莊宗時期，宮裡有一隻外國進貢的六眼龜。宮中優伶藝人敬新磨編了一個口號，說：『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睡三覺！』」（事載宋·孫宗鑑《東皋雜錄》）呂大防這才明白又被蘇軾戲弄了。 從蘇軾與劉貢父、呂大防的戲謔、戲弄中，我們感受到一種遮掩不住的俏皮與樂趣，這種俏皮與樂趣似乎每天都在蘇軾的內心湧動著，止不住要表現出來，而它的表現形式卻往往又伴隨著蘇軾的博學與機智。受到嘲笑與愚弄的人雖然在當時不免感到尷尬甚至惱羞成怒，但從理智上來說，又不得不佩服蘇軾的機趣。事實上，蘇軾之所以在文人與百姓當中都享有很高的聲譽，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雖然是淵博的大學者，但在世人心目中，他很少給人以高山仰止、遙不可及的鴻儒巨儒印象，蘇軾的淵博學識好比山頂巨大而平靜的湖水，常常化作涓涓溪流與灑脫的瀑布呈現在世人面前，這溪流與瀑布就是日常生活中輕巧輕鬆、令人愉悅的「小聰明」，但是這「小聰明」之所以具有如此濃厚的趣味與魅力，就是因為隱藏在背後的「大智慧」。從另一方面來說，蘇軾在官場與生活中表現出的這種輕巧智慧，也是北宋文化昌明的一個象徵。文人的才情藝術進入官場、進入政治生活、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藝術與審美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並且以書畫、詩詞、戲曲、漫談、戲謔、宴集等各種不同的形式、方式表現出來，呈現出宋代文人生活學問化、藝術化、審美化、詩意化的生活意趣。 蘇軾是北宋著名的書法大家，名列「蘇黃（庭堅）米（芾）蔡（襄）」四大家之首。他的書法作品在當時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幼子蘇過曾對父親的書法有這樣的評論： 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平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宋·葛立方《韻語陽秋》） 他的門生、大書法家黃庭堅也有相近的評論。 在蘇過與黃庭堅看來，蘇軾書法的主要特點並不單純在於「書」本身，而是因為胸中有至大至剛的丈夫之氣、浩然之氣、忠義之氣，發自胸中，通過手書表現出來。因此蘇軾的書法絲毫沒有雕琢做作以至嫵媚之態，而是擁有端正方直凜然不可侵犯的本色。蘇軾年少的時候喜歡晉人王羲之、王獻之的書法，後來研習唐人柳公權的書法。及至中晚年，又非常喜歡唐人顏真卿的風格。所以從蘇軾的書法中，時時可以窺見「二王」與「顏體」的影響。總的來說，他的字既有晉人風神俊爽、細緻流暢的特點，又有唐人雄勁灑脫、豐潤有韻的個性。蘇軾本人也很喜歡草書，在《次韻致張朝奉仍招晚飲》一詩中，他說：「我本三生人，疇昔一念差。前生或草聖，習氣餘驚蛇。」因為喜歡草書，以至於懷疑自己前生乃是「草聖」張旭，可見痴迷的程度。 蘇軾的書法名氣大，前來索要的人也不少。蘇軾對前來索書的人是什麼態度呢？據黃庭堅《題東坡字後》描述，蘇軾不像有些自高其價的所謂「書法家」，他對於自己的字並不惜墨如金。但他也不願拿自己的書法去應酬別人，如果有人直接開口向他索取，還會遭到他的詰責，不但得不到一個字，還會落得個不痛快。但是蘇軾也有「弱點」，如果掌握了他的這個「弱點」，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手到擒來。這「弱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第一，蘇軾興致頗高的時候，喜歡寫字，而且一旦寫起來，就不願停手，非要寫得淋漓盡致，盡興而止。在禮部出科舉試題的時候，蘇軾只要有興致，桌案之上無論什麼優劣紙張，他都會高高興興地寫上一陣子。這個時候，莫說索要，就是隨便拿走一摞字，蘇軾也不會在意。 第二，蘇軾喜歡喝酒，但是酒量又不大，三五杯不到就會爛醉如泥。只要喝醉了酒，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會旁若無人的倒頭便睡，不一會兒就鼾聲如雷。最為奇妙的是，醒過來後，他的頭一件事情就是索要文房四寶，趁著醉意揮毫疾書。蘇軾曾回憶自己酒醉後「乘興作數十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上出去也」。這個時候往往是隨手寫罷便可隨意送人，毫不在意。所以那些渴望得到蘇軾書法的人，最好的辦法就是設法邀請蘇軾飲酒，只願他能夠快點醉、快點睡又快點醒，然後再快點寫，因為他們深知「東坡老人翰林公，醉時吐出胸中墨」（黃庭堅《題子瞻畫竹石》）。 當然，大多數人既不可能與蘇軾同在禮部出考題，又無緣與蘇軾同桌飲酒，那怎麼才能得到蘇軾的墨寶呢？辦法還是有的。 當時，有一位殿前副都指揮使姚麟，非常喜歡蘇軾的書法。但他是個武官，沒有機會結識蘇軾，於是找到與蘇軾相識的朋友韓宗儒。姚麟許諾，只要韓宗儒能夠拿來蘇軾一帖墨寶，便可得到十幾斤羊肉。韓宗儒覺得這個「買賣」很划算，便隔三岔五地給蘇軾寫信，只要收到蘇軾回函，便立刻去姚麟那裡領取羊肉。這個事情不知怎麼讓黃庭堅知道了，便對蘇軾說：「當年王羲之手書一紙《黃庭經》換得一群白鵝，您寫的這些信函也可稱之為《換羊書》了！」蘇軾聽後哈哈大笑，也並不以為意。 不久正巧趕上宋哲宗的生日，蘇軾在翰林學士院裡忙著起草各種制誥文書，沒有時間給韓宗儒回信。宗儒非常著急，一日之內接連寫了幾封書信給蘇軾，然後專門派了一個僕人立等蘇軾回信。蘇軾剛在信紙上寫了幾句話，忽然記起黃庭堅的話來，不由暗笑。他放下毛筆，對等在一旁的韓家僕人說：「告訴你家韓公，本官今天不殺羊！」（宋·趙德麟《侯鯖錄》） 蘇軾不僅是書法大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畫家，擅長畫枯木、怪石、墨竹。北宋大畫家米芾對此有較詳盡的記敘： 蘇軾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餘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嗣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子瞻作枯木，枝幹虯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 南宋畫論家鄧椿談到蘇軾的畫風說： 先生亦自謂「吾為墨竹盡得與可之法」，然先生運思清拔，其英風勁氣來逼人，使人應接不暇，恐非與可所能拘制也。 孔武宗也曾作《東坡居士畫怪石賦》《子瞻畫枯木》詩，描寫、歌詠蘇軾所繪的怪石、枯木。 可見，蘇軾的的枯木、怪石、墨竹都很有特點，具有豪邁的抒情氣息與鮮明的寫意風格。 蘇軾不僅精於繪畫，而且還精通畫理。在蘇軾看來，詩理與畫理是相通的，它們都是通過「摹寫物像」來抒發內心的情思。他對王維詩、畫的評價就體現了這個思想：「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 黃庭堅對蘇軾的畫論大加讚揚，說「子瞻論畫語甚妙」。其實，蘇軾在繪畫與繪畫理論上的成就、造詣，與他的表兄文同有直接關係。在《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中，蘇軾對自己的繪畫以及繪畫理論做了精闢的總結： 首先，藝術創作的素材來源於生活實際，譬如畫竹，必須遵循竹子生長的實際情況，方能畫得傳神，背離生活實際的藝術創作是沒有生命力的；其次，藝術創作一定要做到「成竹在胸」，也就是要對藝術創作的對象了如指掌，對其整體的面貌有透徹的理解，方能進入成熟的創作，方能創作出傳神的藝術品；再次，藝術創作一定要善於及時地捕捉創作靈感，藝術的靈感來源於生活，又是藝術經驗的積累與瞬間進發，只有及時捕捉才能抓住藝術創作的最佳時刻；複次，藝術創作一定要注重實踐，將實踐放在首要的位置，在實踐中要做到心手合一、心物合一，也就是將創作者的體驗與對象的形態、實踐的手段緊密地結合起來；最後，藝術創作與精神修養密切相關，了解並能真正順應掌握藝術創作規律的人，也必然懂得人生、宇宙的修養大道。 文同（字與可）是北宋「文湖州竹派」開創人物，「以墨深為面，淡為背，自與可始也」（米芾《畫史》），他在墨竹的畫法方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藝術經驗，在某些領域具有開創之功。作為「文湖州竹派」的重要成員，蘇軾不僅對墨竹的寫意畫法有深刻體驗，而且對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的問題也有深刻的認識： 黃筌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烏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鬥牛也，牛鬥，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鬥，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黃筌是五代西蜀著名的宮廷畫師，擅長珍禽異卉。戴嵩是唐代畫牛的名家，但由於沒有認真觀察生活，所畫的飛鳥與鬥牛都違背了生活的起碼常識，從這一點來說，畫的價值等於零，也因此鬧出了笑話。蘇軾身邊的畫家朋友也常常犯這樣的錯誤。 一天，黃庭堅請秦觀等人欣賞當代大畫家李公麟的《賢己圖》。圖的內容是六七個人圍著大盆擲骰子，其中五枚骰子已經停住，都是六點，只有一枚還在盆中旋轉。畫中一人伏在盆邊張嘴疾呼，其餘的人都神色緊張地站在一旁。人物形象惟妙惟肖，黃、秦等人都讚不絕口。正巧蘇軾進來，瞥了一眼說：「公麟怎麼說起閩語來了？」大家不知他是什麼意思。蘇軾解釋道：「四海之內說『六』一般都閉口，只有閩語是張口。現在盆中的五個骰子都是六，剩下那個不知是幾，那個人肯定是在喊『六』，但嘴巴卻大大地張開，這是為什麼？」李公麟是安徽人，沒有去過福建，也不會說閩語。他聽了蘇軾的這番評論，也覺得心服口服（事載宋·嶽珂《程史》）。 北宋時期，佛教中國化的步伐進一步加快，作為佛教中國化的重要成果，禪宗得到更加深入的發展，門派林立，大師輩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方外禪門的僧侶與世俗世界的士大夫交往日益頻繁深入。就宋代士大夫而言，佛禪教義開始逐漸滲透進他們的思想意識當中，開始成為與儒學、道家思想並駕齊驅的重要意識形態，對士人的言行品格發生著重要的影響；就佛禪僧侶而言，與士大夫的交往既是宣揚佛法禪意的重要途徑，更是僧侶們提升佛門禪林在世俗世界中地位的切實需要。 佛教在古代中國的傳播，士大夫階層是非常重要的環節。他們的手中不僅擁有世俗的政治經濟權力，更擁有感悟佛法、宣揚禪理的知識權力，佛教要在古代中國發揚光大，必須首先獲得士大夫階層的認同。事實上，許多佛門高僧本身也是非常博學的學者、學問家。而士大夫之所以對佛教禪宗的興趣越來越大，就是因為佛禪能夠在儒道之外，給士大夫們提供又一方安身立命、感悟人生、安妥性命、體驗存在的精神園地，佛禪的這種巨大的精神作用，是儒道所不能替代的，是對儒道思想的必要補充。援佛入儒實際上已經成為當時佛教發展的一個潮流。 蘇軾成長的家庭環境，佛教氣氛十分濃厚。父親蘇洵喜歡與名僧交遊，更捐給佛寺錢財塑造菩薩造像。母親程氏夫人仁慈寬厚，篤信佛教，每天都要擺設供品，虔誠禮佛。受到父母的耳濡目染，蘇軾少年時期便接觸了一些佛教書籍，對於佛教有初步的了解。後來隨著生活閱歷的不斷豐富，官場坎坷經歷的挫折與磨難，生老病死、悲歡離合的體驗，蘇軾對於佛教的興趣越來越濃厚。佛教不僅成為蘇軾解脫人生苦難，開放心靈桎梏，追求人生境界的重要思想資源，而且與他的文學藝術趣味相結合，形成一種饒有興味的佛禪人生境界。 蘇轍曾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論及蘇軾的佛教信仰，說： 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辨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 可見，蘇軾被貶黃州之後，基於對自身命運的反思反省，開始對佛教進行深入認真的研讀，並與孔孟儒學、老莊道學相互融匯。換句話說，蘇軾對佛教的研修與領悟，從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著眼於自身已有的人生信念與學問修養，從自身的實際需要出發來研究佛法、參用佛法。在《答畢仲舉書》中，他清楚地表達了自己對於佛禪的理解與認識： 佛書舊亦嘗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 顯然，蘇軾對佛禪的興趣並不在於玄虛飄渺的說理，他更加關注佛禪對於現實人生的切實作用。龍肉固然華美高貴，但遙不可及，現實生活中不存在龍肉，龍肉永遠也不能解決肚子問題；與龍肉相比，豬肉雖然粗鄙平庸，但是卻能實實在在地解決飢餓問題。 那麼，對於蘇軾而言，究竟什麼是人生的實際問題、飢餓問題呢？在《答畢仲舉書》中，蘇軾又說： 學佛老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為獻。所謂「靜」「達」，也許就是「實美而真飽」，就是身在黃州的蘇軾對學佛的期許，那象徵著佛教空靜與達觀的境界，這種境界的本質就在於破除執著。然而，「靜」極便有「憊懶」的傾向，「達」極也有放任疏放的危險。蘇軾意識到了這個危險的傾向，所以他所要求的靜、達便是執著又不執著。所謂執著，便是依然要關注現實、關注人生、關注民生，這是蘇軾的人格基礎；所謂不執著，就是在面臨人生失意之際，要善於開解自己的心結，要善於轉換自己的心態，要勇於面對現實生活中的一切挫折磨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佛教自然是蘇軾口中的「豬肉」了！ 因此，對於佛學的研修並不曾使蘇軾徹底走向虛無與消沉，相反，在佛禪的幫助下，他的生活走向了通脫暢達，顯得更加興味盎然。蘇軾知杭州時期，與淨慈寺大通禪師交誼甚厚。這位大通禪師自持戒律甚嚴，一般的信眾若要見他，也須沐浴齋戒，更不要說是女性了。 一次，蘇軾與朋友攜妓在西湖遊玩。路過淨慈寺時，居然率領眾歌妓直人大通禪堂。大通見狀，心中不快，顧自閉目誦經，毫不理會蘇軾。蘇軾心中有數，隨手寫下一首小詞《南歌子》，叫歌妓當場演唱，詞曰：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卻嫌彌勒下生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
開頭兩句本是高僧登堂說法的開場話。意思是：「師父念的哪家經？傳承哪派的門風？」但通篇卻借歌妓之口，嘲諷大通雖然號為禪師，卻完全沒有禪師自在灑脫、不拘一格的風採，連偷眼小女也不敢看上一眼，實在有悖於禪宗門風。雖然只是一首小詞，但是人物情態生動，語言風趣俏皮，難怪一曲唱罷，一貫嚴肅的大通也止不住笑出聲來（事載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 禪宗是有宋時期佛教發展的主流，它的悟道方式多種多樣，沒有什麼特別的定規與禁忌，總的目的就是要破除執著，尋求心靈的頓悟。為此必須打破常規，以非同尋常的方式表達對禪宗妙諦的領悟，一些著名的禪宗大德甚至呵佛罵祖，做出驚世駭俗之舉。蘇軾的行為無疑受到了這一思潮的影響。 在杭州任通判時期，蘇軾在給焦山綸長老的一首詩中，編造了一個有趣的故事，表達自己對執與不執的理解： 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 我來輒問法，法師了無語。 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 君看頭與足，本自安冠屨。 譬如長鬣入，不以長為苦。 一旦或人問，每睡安所措。 歸來被上下，一夜無著處。 展轉遂達晨，意欲盡鑷去。 此言雖鄙淺，故自有深趣。 持此問法師，法師一笑許。 故事說有一個人，留著長長的鬍子，本不覺得鬍子多餘、麻煩。可有一天，有人問他：晚上睡覺時，如何處理鬍子？是放在被子的外面還是裡面？這下麻煩了，這個人睡下後，一會兒把鬍子放在被子上面，一會兒又把它掖進被子裡，無論怎樣都覺得不合適，折騰了整整一夜，再也無法入睡。這個故事說明，人的確不能有執著的念頭，只要這個念頭起來了，就會深深地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自己的身心也將無法得到解脫。 蘇軾與佛印和尚關係很好。一次，東坡與佛印同遊寺院，看見兩個巨大金剛矗立在寺門前，東坡問佛印：「這兩尊佛，哪一個更重要？」佛印答道：「拳頭大的那一個。」大殿內有一尊觀音像，手持一串念珠，東坡問：「觀音自己就是菩薩，還向誰禱告？」佛印回答：「向自己禱告。」東坡又問：「為什麼向自己禱告？」佛印答道：「求人不如求己！」 又一次，蘇東坡與佛印對坐，東坡說：「古人有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看來古人喜歡將『僧』與『鳥』相對。」佛印答曰：「沒錯，我與您對坐，我是僧，您是鳥啊！」 這些小故事的真實性現在很難考辨清楚，很顯然，在與佛印的爭辯中，蘇軾總是處在被嘲弄、愚弄的位置，與蘇軾那些嘲弄同僚的故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林語堂懷疑這些故事都是佛印自己杜撰、散播出去的，我想，佛印也許沒有這麼做的必要性，如果有，倒是引發了我的另外一個聯想：在這些故事中，真正愚弄、嘲弄蘇軾的其實並不是佛印，而是玄妙深微的佛法真諦，佛印在故事中所扮演的只不過是個佛法的符號而已。如此說來，這些故事的本意其實也不是要嘲弄、愚弄蘇軾，因為任何人在莊嚴廣大的佛法、佛祖面前，都是未覺悟者，都是正在等待接受點化、教化，準備走向自覺境界的愚氓之人，蘇軾只不過是這些人當中的一個罷了。 我想，這些故事如果真是佛印編造的，他的目的也應該是崇高的，是想藉助蘇東坡的大名來宣揚佛法，引人向善。以蘇東坡的智慧、俏皮、博學，只有他嘲弄、惡作劇其他人，豈有他自己反被他人惡作劇、愚弄的道理？如果真有這樣的人，這個人當然不一般了，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佛祖菩薩，就是佛法禪理。 從這些故事當中，我們還能夠感覺到一個突出的印象，那就是在與佛教發生因緣的過程中，蘇軾並沒有因此成為一個整日陷入浩瀚佛經、苦讀不止、不食人間煙火的居士。相反，與佛法僧三寶的頻繁接觸，令他的人生與生活更有趣味，更有情趣，他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似乎更加可愛了，而這種活潑的、可愛的、快樂的人生意趣也正是佛教所希望達到的境界吧！ 蘇軾不僅是北宋文化昌明的傑出代表，還是一個善於獎掖後進的好老師、好導師。蘇軾自己在成長的道路上曾受到張方平、歐陽修等人的識拔薦譽，這使他認識到名人引薦延譽的重要性。歐陽修去世之後，蘇軾從歐陽修手中接過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大旗，成為北宋最具影響力的文壇領袖。蘇軾門下聚集了一大批有識之士，他們把歐陽修開創未競的文學事業，推向全面的成熟與繁榮。北宋熙寧元豐年間，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以文學受知於蘇軾，到了元祐年間又同時人館閣，時人稱之為「蘇門四學士」，再加上陳師道、李廌兩位，就是「蘇門六君子」。 當時的蘇軾已是名滿天下的「一代文宗」，一般士人對他仰之如北鬥。但蘇軾並沒有因此而成為獨霸文壇的霸主，而是成為獎掖後進、引導後生的園丁與導師。作為詩詞文俱佳的文學全才，蘇軾堅持文學藝術應有個人的特色，應當勇於創新的理念，堅決反對「強人同己」的僵化作風。在文藝思想和學術追求上，蘇軾從不以自己的好尚強加於門生，而是尊重他們各自的藝術風格，以「海不擇流，有容乃大」的心胸予以接納和欣賞，極大地鼓勵了門人弟子才能的自由發揮。 「蘇門四學士」中，秦觀與蘇軾結識得最晚，但由於他們二人在人生觀念上最為接近，因此彼此的交往也最為密切。秦觀年過三十才參加科舉，不料名落孫山。蘇軾知道後寫信安慰他說：「然見解榜，不見太虛名字，甚惋嘆也。此不足為太虛損益，但吊有司之不幸爾。」宋神宗元豐二年，蘇軾移知湖州，秦觀曾在湖州與蘇軾交遊長達兩個月。元豐三年「烏臺詩案」發生之後，蘇軾被貶黃州，秦觀專門到黃州去看望。從此以後直至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秦觀病逝藤州，他們之間書信往來不輟，在貶途中還常相約見面，彼此感情真摯濃厚。因此才有「蘇子瞻於四學士中最善少遊」之說。有趣的是，在文學創作上，蘇東坡開創了豪放詞派，秦觀卻是傳統婉約派的代表詞人，兩人在詞壇上各領風騷，各具風採。 蘇軾不僅鼓勵門生大膽創新，發揮藝術個性，而且在蘇門內部倡導自由議論與自由批評之風。蘇門師生之間，往往暢所欲言，無所避諱。有一次，蘇軾將自己所作的幾首詞拿給晁補之和張耒看，問他們：「我的詞作與少遊（秦觀）相比如何？」這兩位的回答頗為有趣：「少遊的詩就像小詞，先生您的小詞寫得像詩。」（語載《王直方詩話》）要知道，在蘇軾的時代，詞作一般是供人們在酒宴娛樂場合演唱之用的，所寫的內容也大都是與歌兒舞女、男女情愛有關的題材，將小詞寫成詩歌風格，這絕對談不上是對蘇軾的讚譽，反而可能是一種善意的揶揄。至於秦觀的詩歌，卻寫得如同小詞一般，更是比較低的評價了。可見，晁、張二人對老師與秦觀是各打五十大板。尤其是蘇軾，他拿自己的詞作與學生爭勝，讓學生評價，這說明他意欲在婉約之外，另開一門詞風，卻不料首先受到來自本門門生的批評，蘇門開闊豁朗的風氣由此可見一斑。 蘇軾與黃庭堅在詩壇上並稱「蘇黃」，他們經常在一起切磋詩藝。有一次，蘇軾對黃庭堅說：「你的詩文如同蝤蛑、江珧柱（均為海鮮），格韻高絕，令人禁不住要食之殆盡。但是又不能吃得太多，太多則容易發風動氣。」黃庭堅也不客氣，對蘇軾說：「您的文章的確蓋世稱妙，但所作的詩句與古人還是有一定的距離。」應當說，他們都指出了對方詩文的突出優點，也點出了他們的突出缺點。黃庭堅作詩追求特立獨行的風格，品質上乘卻不免流於單一；蘇軾為文才情奔放，妙趣橫生，但句法不免流於疏放，不甚規整（語載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 蘇軾與黃庭堅都是當時知名的書法家，兩人也經常在一起談論書法。一次，蘇軾評論黃庭堅的書法說：「魯直近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大瘦，幾如樹梢掛蛇。」黃庭堅反唇相譏，說：「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覺褊淺，亦甚似石壓蛤蟆。」說罷，二人相對而視，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語載宋·曾敏行《獨醒雜誌》）。這種直擊弊病所在的坦率風氣，實在是非常難得。 蘇軾作為蘇門的導師與核心，在指導與幫助學生的時候，特別注意因材施教、因人而異採取不同的教導方式。 晁補之曾作《閔吾廬賦》，蘇軾讀罷，覺得寫得很不錯，但是也存在不少的問題。在蘇軾看來，文章之道首先要以平和為基礎，平和之上再曲盡變化都是可以的，設若平和不足，卻先將精力放在奇麗變化方面，那麼對今後的發展會非常不利。晁補之這篇賦的毛病正在於此。蘇軾本來想直言相告，後來仔細想想，覺得晁補之天性敏感，如果自己以導師的身份直接指出他文章的毛病，勢必會觸動他的自尊心，那樣反而不能取得修正錯誤的效果。思之再三，蘇軾提筆給黃庭堅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不便將對這篇賦的意見直接告訴晁補之，怕傷了他的自尊，我把我的意見告訴你，你跟晁補之是朋友關係，什麼話都好講，你就權當是你自己的意見告訴他吧！」蘇軾本是一個性格開朗、豪爽、狂放，不拘小節的人，但他在對待弟子的問題上用心極為細緻，這就是他的胸懷，他的用心，是文壇宗主的風範和氣派。 蘇軾不只在學問上關照弟子，在生活上也關心他們。 李席連年科舉不中，家裡經濟很困難。蘇軾在杭州作知州時，得到朝廷恩賜的一匹寶馬。因為早在朝廷任翰林學士的時候，蘇軾就得到過一匹朝廷賞賜的寶馬，因此想將這匹馬轉贈給李廌。但是轉念又一想，李廌家貧，也許會將這匹賣掉接濟家用。既然是朝廷恩賜的馬匹，市場上必不常見，如果說不清楚馬匹的來源，反而容易惹來麻煩，所以最好還是給他寫張字據，說明情況，以備不時之需。那麼，這張小小的字據該如何寫呢？且看： 元祜元年，餘初入玉堂，蒙恩賜玉鼻驄。今年出守杭州，復沾此賜。東南例乘肩輿，得一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馬，故以贈之。又恐方叔別獲嘉馬，不免賣此，故為出公據。四年四月十五日，軾書。 大意是說：早在元祐元年，朝廷就曾賜給我一匹寶馬，這次在杭州，朝廷又賜給我一匹寶馬。在南方，出門都是坐轎子的，有一匹馬就足夠了，正巧李廌君沒有坐騎，所以我就把這匹寶馬轉送給他。可是我又想，李廌將來也許還會得到更好的馬，他看不上我這匹馬，難免就想賣掉，所以特別寫這樣一個證明書，以便將來買馬的人知道這匹朝廷恩賜之馬的來由。 從這封小小的字據上，我們能夠窺見一代文宗巨擘那顆體察人微的善心。久試不第、家境貧寒的李廌本來就非常敏感脆弱，可能還有一種特殊的自卑心理。對於別人的饋贈，雖然從實際情況來說很需要，但是從心底裡卻不免非常排斥。如何能夠讓李廌順暢自然地接受這匹良馬，又不至於損傷到他的自尊心，如何在字據中明確說明這匹馬的前後來歷，又不使李席感到自卑難堪，這的確需要費一番心思！蘇軾之所以願意費這個心思，無非是要幫助這個遭遇困難的年輕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某非私之也，為時惜才也。」蘇軾並沒有將「蘇門四學士」、「六君子」看作是自己的私人「財產」，而是將他們看作國家的棟梁，照顧他們的學業、生活，也就是在幫助國家培養人才。 蘇軾是北宋最大的文學家，但他從來不以一代文宗、文壇領袖自居自傲。在他看來，能夠與蘇門諸學子交遊是人生的一大樂事，是造物者對他的厚愛，他說： 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牆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遊，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 顯然，從蘇門的形成與發展來看，他們不是以社會政治地位、官爵高下、利祿得失為基礎、為前提聚攏在一起的，而是本著大體相近的政治理想、生活態度、文化志趣、文學好尚，本著景仰蘇軾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仁者胸懷與卓越才華而匯聚在他的門下。所以，對蘇軾而言，他本無意自立門戶而門戶自然形成，也正因為如此，蘇門諸學士在政治傾向與文學創作上，都保持了個人獨立的見解與風格。 在蘇軾的影響下，蘇門文人一方面以群體的力量繼承發揚前輩文人的文學事業，同時各自獨特的文學個性也得以自由發展，這是元祐時代能夠出現文學藝術全面繁榮的重要原因。蘇門學子不僅造就了元祐文壇的輝煌，而且由文學而國事，對那個時期的政治生活也產生了諸多積極的影響。 蘇軾以「臨大節而不可奪」的政治品格、曠達超然的處世態度，體現了儒家君子的卓越風範，這種獨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著蘇門諸學士。在蘇軾言傳身教的影響下，他們將個人人格的獨立與完善作為立身之本，進退出處，大節無虧。也正因為如此，蘇門內部真誠而牢固，歷久彌堅。他們在劇烈的政治波折中雖屢遭貶譴，卻始終能夠互相勸勉、互相鼓勵、相互扶持、共渡難關，對蘇門的政治立場、觀點姑置不論，僅就這種始終如一、堅守不變的政治品格、政治道德，就非常值得世人尊敬，也令那些朝三暮四者為之汗顏。 宋神宗元豐三年二月，蘇軾貶任黃州團練副使。在黃州的五年，是蘇軾人生觀的轉捩點，「烏臺詩案」的牢獄磨鍊，讓蘇軾的人生境界跨向另一個高度；虎口餘生，使他的內心慢慢趨向於冷靜而閒適；勤讀佛書，令他的性格轉向曠達而超脫。 蘇軾飽嘗宦海浮沉，三遷三貶，其間的經歷與感悟卻讓他登上了文學創作高峰。蘇轍曾說，在蘇軾貶謫黃州之前，當世學者中，能夠與自己相「上下」的只有兄長蘇軾。但當蘇軾「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也。」（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蘇軾自己也頗為自得地說：「近者新闋甚多，篇篇皆奇。」 從黃州時期開始，蘇軾的文學創作呈現出「變」與「新」的特點。他寫下了一系列抒發人生感慨和歌詠自然山水的作品，如最為人樂道的「赤壁三詠」，此外還有其他的記遊作品，如《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餘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是蘇軾被貶至黃州後的第三個春天所寫的詞作。那天，他與友人走在沙湖道上，突然遇到一陣風雨。同行的人，有的盲目奔跑開去，有的到處找地方躲雨，個個顯得狼狽不堪，但蘇軾卻完全不以為意，拄著竹杖穿著芒鞋，在雨中從容前行。此處由風雨的一角推向整個人生，照應出「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表現出不畏人生坎坷，處變不驚、安之若素的超然情懷。蘇軾歷經了多年的政治風波，自然界變化中的雨晴既屬尋常，那社會人生中的政治起落、榮辱得失又何嘗不是如此？既屬尋常，那無論是「榮、得」之際或是「辱、失」之時，又何必在意？ 元豐七年（1084），蘇軾因神宗手詔「人才實難，弗忍終棄」而量移汝州團練副使。正月二十五日，蘇軾離開黃州。四月二十四日，在好友劉格與參寥和尚的陪伴下，往遊廬山。蘇軾本因「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而「發意不欲作詩」。但是，蘇軾遊山的消息早已不脛而走，所到之處，山中僧俗紛紛前來致意。蘇軾興之所至，不覺脫口吟道： 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遊。 可怪深山裡，人人識故侯。（《初入廬山三首》其一） 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 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初入廬山三首》其二） 秀美的廬山高聳人云，繚繞變幻的雲霧將它輕輕遮蔽，宛若一位嬌羞的美女，總是不肯露出美麗的容顏；如若要看清這廬山的真面目，還得數次來遊廬山，方能得到她的信任，方能如老朋友般地與她親近。 半月之後，在東林寺長老常總和尚的陪同下，蘇軾又遊覽了西林寺。此時的蘇軾已不再像剛來廬山時，覺得廬山「不相親」，但卻依然能感覺它「偃蹇」如舊，神秘莫測。同一座山峰，同一種景物，但身處不同的位置，從不同的距離、角度來觀察，竟可得到截然不同的印象。下山之前，蘇軾在西林寺壁上題詩一首：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這首詩算是蘇軾廬山之行的一個總結。在前面的詩中，蘇軾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強調反覆體驗對認識真相的重要性。這首詩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強調的是跳出局部，通觀全局，從整體來認識事物的真相。換言之，身在局中以我觀物，往往因困於局中而不能通達全體。正如看廬山，橫看與側看，遠看與近看，站在高處與低處看，看到的景致往往不同。身在廬山，往往見林不見山；常在廬山，更是容易將廬山之美失為平常，而絲毫不能覺察出廬山之美了！ 五月，蘇軾告別廬山，來到鄱陽湖邊的石鐘山。與廬山相比，石鐘山也許絲毫不能激發起大文豪蘇東坡的遊興，但它卻也是一座非常神奇的山，正因為此，蘇軾才不惜繞道深夜前往探訪。 關於石鐘山名字的由來，有兩種解釋：酈道元認為是因為山腳下有深潭，水石相擊，聲如洪鐘，因而得名；唐代李渤卻認為是因為這裡有兩塊石頭，被敲擊時發音類似鐘聲的緣故。蘇軾對李渤的結論大不以為然：敲敲天下的石頭，大都會發出高亢、濁重的聲音，問題是，為什麼獨獨稱這座山為鐘山呢？鍾之為鐘的原因究竟是什麼？俗話說，眼見為實，正好，自己眼下也並不急著去汝州報到，於是便借著送兒子蘇邁去德興就任縣尉的機會到石鐘山實地勘察了一番。 六月九日，蘇軾父子倆來到湖口石鐘山。暮夜，皓月當空，他與蘇邁乘舟至石鐘山下，聽聞水上似有鐘鼓齊鳴，仔細查看，原來山下多有石穴縫隙，波濤湧人，激蕩迴旋，發出巨大的轟鳴。小舟徐行至上、下鐘山之間，發覺有巨石砥柱中流，其石中空，上有洞穴，大風呼嘯人內，洪濤起伏其中，風水搏擊，往來衝撞，猶如猛獸奇鬼在大鐘內興風作浪，如何能不發出「窾坎鏜鞳」的聲響？更與先前的「噌眩」之音相和，不叫石鐘山叫什麼？ 看起來，酈道元的解釋並沒有錯，所以蘇軾對兒子說「古之人不餘欺也」。但酈道元韻解釋顯然過於簡略，以致令人難以置信；李渤雖躬自考察，精神可嘉，但淺嘗輒止，自以為得計，殊不知僅得表面之皮毛，其中真相猶不得知！那些高高在上的士大夫，雖然有文化有見識，卻絕不肯在森然可怖的月夜乘舟考察什麼石鐘山的；一般的水工船夫雖然明白其中的原因，但誰也不會意識到這樣的事情有什麼離奇，既懶得對人家講，更不會用筆寫下來，一段千古懸隔的「石鐘山命名之謎」就這樣延續了好幾百年，最終探明根由並以生花妙筆了卻這段懸案的，居然是蘇子瞻這樣一個被貶偏郡的閒散犯官！ 當然，如果不是蘇子瞻，《石鐘山記》這篇準地質考察報告又如何能夠寫得如此驚心動魄、異彩紛呈？天下人又有誰能夠得知這個小小的石鐘山呢？ 作為文學史上的名篇，《題西林壁》和《石鐘山記》，既是蘇軾出遊感受的記錄，也是他這一時期人生思考的一個方面的藝術總結。著名學者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要人乎其內，又要超乎物外。」要了解廬山山水之美，就必須進入廬山；但要一窺廬山全貌，便需要置身廬山之外。對石鐘山的考察也是如此。 蘇軾對山水的體察與描寫，反映出他思想認識的變化。這是蘇軾歷經了生活磨難之後，所產生的一種感悟，也就是說，當事者本人未必真正了解當事的真相、全貌和本質。當事者只有跳出當事，擺脫自我的成見，從不同的角度、側面觀察，才能真正認識到事物的真相與全貌。這就是廬山與石鐘山給與蘇軾的啟示。 現在，讓我們想想，蘇東坡到底是怎樣一個人？ 人們都非常喜歡引用林語堂的一段話，作為對蘇軾生動而準確的概括： 蘇東坡是個秉性難改的樂天派，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畫家，是偉大的書法家，是釀酒的實驗者，是工程師，是假道學的反對派，是瑜伽術的修煉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書，是飲酒成癮者，是心腸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堅持己見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詩人，是生性詼諧愛開玩笑的人。 雖然林語堂認為，「這些也許還不足以勾繪出蘇東坡的全貌」，但我們從中已經感受到東坡特有的人格魅力：他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表現出特有的精神風採。換言之，在社會與藝術生活的各個領域，我們都能看到東坡的身影、東坡的參與、東坡的表現，都能感受到東坡的存在、東坡的影響、東坡的力量。而且，由於他所具有的天才的藝術表現力、極其詼諧幽默的個性、極其淵博的學識，以及對社會世事的深刻體驗與洞察，使得這種參與、表現、影響與存在，展現出強烈的個性、開闊的視野、曠達的境界、藝術的美感……總而言之，林語堂的這個概括展現出蘇軾享有並創造生活的獨特方式與魅力。這個享有與創造的過程是美的，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與感召力，成為縈繞在我們心頭的一種具有永恆魅力的理想的生活方式、人格模式。這讓我們感受到蘇軾的可愛，也感受到蘇軾的偉大。 蘇軾給我們最強烈的第一個印象就是：特別富有生活的情趣，特別善於發現並創造生活的趣味。這種情趣與趣味並不因其或多或少的通俗格調而走向庸俗，相反，蘇軾巧妙地將高雅的情趣與通俗的面目統一在一起。所以蘇軾在世人與後人眼中，永遠都是一個雅俗共賞的知識分子。本來，在我們的眼裡，日復一日的枯燥生活似乎早已喪失了吸引力。但是在蘇軾的眼中、筆下、話語間，如此無趣的生活卻顯現出極其活潑動人的一面。或者說，正是蘇軾，以他對生活的理解與感受，賦予了枯燥生活以鮮活、有趣的性格，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改造並創造生活。這也集中地體現在他與社會各階層人群平等而友善的交往當中。正是在這種交往中，他自己充分地享受著各式各樣生活的趣味與快樂，也讓不同的人分享到了這樣的趣味與快樂。 蘇軾給我們最強烈的第二個印象就是：面對生活的苦難，表現出超然曠達的境界。蘇軾的一生，經歷了三次巨大的貶謫生涯，還有其他數不清的不如意與挫折，但是他卻從來沒有被這些挫折所打倒、所擊垮。即便是在孤懸海外的儋州，孤獨的他也依然笑面人生，苦中尋樂。其實，當一個人身處困厄之中的時候，他的生存狀態、精神狀態已經下降到正常人生的水平面以下，是一種負值人生。當此之際，如果還能夠以平常、正常的生活心態來面對一切，那自然就是曠達與達觀。換言之，超然曠達不是在平常生活之上更高的精神境界，而是個人境遇降至平常以下的時候，依然能夠保持平常的生活態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平常是福，是生活的本質與第一義諦。東坡就身體力行地實踐了這個真理。 蘇軾給我們最強烈的第三個印象就是：他天才的文學創造力與表現力。蘇軾是一個創作能力極強、創作精力極為旺盛的大文學家。在六十六年的生涯當中，他給我們留下二千七百多首詩，三百多首詞，四千八百多篇文章，總數加在一起接近八千首（篇）。如果從二十多歲算起，他的創作生涯維持了長達四十餘年的時間。更重要的是，這種長久的、豐富的創造力體現在詩詞文等多種文學樣式當中，名作佳作層出不窮、舉不勝舉，這在中國古代最傑出的文學家群體中，是非常罕見的。 蘇軾給我們最強烈的第四個印象就是：他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少有的文化全才。比如，從詩歌創作來說，他與門生黃庭堅並稱「蘇黃」，是宋代詩風形成最重要的奠基者、推動者之一；從詞創作來說，他與南宋辛棄疾並稱「蘇辛」，是中國詞史最傑出的詞家之一，更是「豪放詞派」的開創者；從散文創作來說，他與業師歐陽修並稱「歐蘇」，是宋代成就最大的散文家之一，極大地推動了古代散文的發展與成熟；從書法創作來說，他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蘇黃米蔡」，其書法風格自成一派，是北宋著名的書法四大家之一；從學術成就來說，他是北宋「蜀學」的代表人物，與當時以程頤為代表的「洛學」、以張載為代表的「關學」並駕齊驅…… 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還很少有人像蘇軾這樣，廣泛地涉獵文、史、哲及其他藝術門類。有很多人可能在自己所擅長的某一領域中是最傑出的，但是沒有一個人像蘇軾這樣在各個領域中都表現出了特別卓越和傑出的才華。這還不包括他在建築、農業、繪畫、宗教、飲食、醫藥、保健等方面所表現出的濃厚興趣與深入研究。 但這些還遠遠不是蘇軾最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蘇軾以他的親身實踐為人們樹立了一種理想人格的標準。這個理想人格可以用古聖先賢的兩句話來表達：一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二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蘇軾的一生，不論遇到多麼大的挫折與困難，不論遭遇到多少艱難曲折，他都始終不曾放棄對國家、百姓的責任感，都始終堅持匡時救世的報國之志。無論他的生活境遇多麼艱苦，個人地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面臨怎樣的威權壓迫，他都始終敢於仗義執言，不吐不快，這不是急躁冒進的個人主義，而是一種獨立自主的可貴人格，這正是蘇軾可愛的地方，也是他偉大的地方。 在蘇軾的身上，有李白曠逸超凡的神仙氣，有杜甫執著堅守的忠義氣，還有白居易窮達融通的從容風度，陶淵明採菊東籬的悠然情懷。可以說，他的思想與人格，既是先賢聖哲傳承而來的結晶，又是對所有這一切傳統的融匯與開拓。正因為如此，蘇軾在追求獨立人格境界的同時卻並不止於老莊的虛無悲涼，否則他的詩詞便不會那麼一往情深；他在渴望現實人生圓融完善的同時卻並不止於人倫親情，否則他的文章便不會那麼曠達、超逸。蘇軾與他的詩詞文章，總是如此的豐厚、充實，平靜、溫和，飽含著人間深情與超越的智慧。這正是他成熟的思想人格使然。 在蘇軾之前的思想家與文學家們，都在努力尋找一種更加健全完善的人格模式。文化繁榮、民生富庶的宋代社會，讓這種努力逐漸成為可能。而蘇軾，則以他卓越的天才和學識使這種努力最終成為現實。我們可以說，蘇軾代表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最健全、最融通，也最為後人所仰慕的一種人格模式，這種人格模式的成熟與實現，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文化充分發展發達的結果。
蘇東坡，這個樂觀主義者，偉大的文藝天才，老百姓最親密的朋友，他將勤政愛國、關注民生的執著精神，達觀自我、超然物外的曠逸氣質，熱愛生活、詼諧天真的盎然情趣，閒適優雅、從容不迫的瀟灑風神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終於成就了一個可愛的蘇東坡、偉大的蘇東坡，成就了一個千百年來在百姓心目中永恆不朽的蘇東坡！蘇軾詩詞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