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我知道中國，我在中國住過很多年，我在南京教過書，那裡有很多朋友。我還記得我那些非常優秀的學生們，他們是在如何勤勉奮鬥、努力學習，掌握現代知識。」
「時常有人問，為什麼這麼高比例的中國人是卓越的人民呢？就是因為他們的歷史很久。」
「今年是黃帝紀元4660年，在4600多年中，中國人一代一代地經歷過苦難、貧困、死亡，只有最強的人、最聰明的人才能生存下來。」
「我很信仰達爾文的進化論。現在留下的中國人都是非常優秀的、傑出的、值得尊敬的人。」
「中國人是人類歷史上傑出的一個民族。」「現在他們拼命地搞現代化建設、搞工業化建設，你們可以相信，他們會以閃電般的速度完成他們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
「我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政策誠然是錯誤的。幾年前，美國把通向中國的大門關閉了，應該儘快地開放，要和他們交流、對話。可以提建議、提批評，不能這樣絕交。我相信，這件事必須在最近完成。否則是對一個偉大民族的侮辱。」
這是1962年她在費城一個春節晚宴的一個講話，登在費城主要報紙上，引起全美的震驚。我想該震驚的還應是讀到這段文字的中國人。一個美國人，在當時還未與中國建交但是已經發生過戰爭的國家裡，這麼熱忱、誠摯地推介中國、介紹中國人。她在中國度過四十個春秋，和當時的普通中國人一同經歷了二十世紀初到抗日的苦難、絕望、悲痛的時代。她理解中國。她愛中國人就像愛她的美國同胞一樣真切、真情。她就是賽珍珠女士。
賽珍珠（Pearl S. Buck，1892年6月26日-1973年3月6日，美國作家、人權和女權活動家）出生在維吉尼亞州西部，4個月後，隨傳教士父母賽兆祥和卡洛琳來到中國。先後在鎮江、宿州、南京、廬山等地生活和工作了近40年
作為一個外國人，她眼裡的即使是「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事件，也是這樣認識的：
「為什麼他們（義和團）要把我們，始終如一的我們，與那些不知來自何國，不知姓甚名誰的白人強盜、賊寇扯在一起！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冤枉。天真無邪的我，只是因為長著我種族特有的金髮碧眼白皮膚而被人憎恨……」
從美國的外祖父家回來後，賽珍珠繼續上孔先生的課，孔先生解釋了為什麼會發生這一不幸，她忍不住哭了，她在傳記中解釋說：
「我流淚，因為我知道，如果孔先生和外祖父能夠彼此相見，促膝談心，他們會互相理解，對事情有一致的看法的。但無論過去還是今天，我始終相信他們能找到共同語言，英語還是漢語都無所謂。」
多年後，她述說了自己當年的心情：「我過去經常望著父母，不知道怎樣向他們傾吐我的感受、我的恐懼。」賽珍珠從那時起就已經為中西兩個世界的矛盾而憂慮重重，因為這兩個世界在她的心中是難分難捨，是融合在一起的。中西的矛盾、戰爭也就等於撕裂她的心，她渴望雙方相互理解，卻又束手無策，成年以後的賽珍珠用她的筆，她的語言，她的行動，盡其所能地去溝通中西，讓她的兩個世界成為「四海之內的兄弟」。
在協助 《亞洲》 雜誌編務期間，賽珍珠意識到，單憑一本雜誌恐怕教育不了美國民眾，想要美國人了解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最好的辦法是找一些能為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講話的中國人，讓他們直接面對美國人，舉辦講座，講解亞洲和中國知識。天下一家。如果普通美國人能夠把自己看成是人類大家庭中的一員，就能引發自己對其他種族的好奇心，進而產生興趣，直至達成理解。於是，賽珍珠找到訪美的亞洲人包括中國人（如演員王瑩），來實施她這個交流計劃。
20世紀50年代，世界上兩大陣營的對立與冷戰割斷了賽珍珠與新中國的聯繫。賽珍珠在美中對立、國共對立夾縫中異常矛盾。賽珍珠的《朋友之間》（1958年版）一書記載了她與菲律賓外交部長卡洛斯·P·羅慕洛的談話，他們坦率地談到美國人與亞洲人之間的衝突問題：美國政府想用美國式的價值觀和標準來衡量和要求新中國的一舉一動，這樣就產生了矛盾，這些代表美國式的價值觀和標準均起源於西方文化、歷史背景，與中國的政治、歷史、文化相距甚遠。賽珍珠希望中國和美國能找到一種互相容納的機制，並一直做著不懈的努力直到去世。
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政治、歷史、文化、習俗有著天壤之別。這並不影響兩大文明體系的交流、良性互動，相互吸收優良文化。當今更需要的是一道橋梁，一批文化的交流者。
1949年以來，中美雙方的正面交流或者中斷或者是相互攻訐。人民之間的互信基礎更加減弱，相互之間更加隔膜，甚至敵對。尤其是當前，中美關係又走到歷史十字路口。中美都需要賽珍珠，搭建交流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