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契丹神話傳說是契丹文學的重要源頭，主要包括契丹族源、「三祖三變」及遼太祖出生等神話傳說。契丹的神話傳說，經歷了「神怪——披著神怪外衣的人——有神異法術的人」三個發展階段，反映了契丹人對於青牛、白馬、太陽、龍等圖騰的崇拜。其圖騰的發展變化，是不同時期文明的反映，也是各部族融合的結果，龍圖騰的出現，從一個側面體現出契丹人對中華文化的吸收與認同。契丹的神話傳說，對其部族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促使其形成了以二元結構為主的思維模式。
關鍵詞：契丹文學；神話傳說；圖騰崇拜；二元結構；中華文化認同
作者簡介：和談，新疆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新疆大學新疆文化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博士，研究方向:宋遼金元文學；熱米拉·斯力木，新疆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地域文學。
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契丹文學史」(14BZW161)階段性成果。
從現存的材料來看，契丹文學最早的源頭應該是神話傳說，這些神話傳說零星保存在《遼史》《契丹國志》《新五代史》等史書中。可以肯定地說，這些神話傳說是對契丹族源的原初記憶，是契丹人意識形態的集合體，在其流傳過程中經歷了長期的加工和修改，最終定型的文本具有完整自足性，具有較強的文學性，對契丹後世文學具有一定的影響。
關於神話傳說與文學的關係，前人論述頗多，如魯迅、周作人、朱自清、聞一多、袁珂等，一般認為神話是文學的源頭，或者直接認為神話原本就是文學、文學性是神話的主要特點等。1自清末民初以來，撰寫文學史著作者，絕大多數都重視對於神話的考察，並將其作為文學的源頭之一。從我國流傳至今的神話傳說來看，很多具有人神合一的特性，其本質是人，但同時具有某種神的特異性，具有「神」性。對這種「神」性的敘述，具有魔幻的色彩，給人以新奇的感受，用文學研究的視角來看，一是有虛構特性，二是有故事情節，三是有在其中活動的人和物，所以毫無疑問，應該被算到文學的範疇中。
由於契丹人經歷了長期的發展和族群融合，他們最古老的神話傳說留存後世者較少。從現存的文獻資料來看，主要有青牛白馬、三祖三變2及耶律阿保機出生等幾種神話傳說。對於這些神話傳說的研究，除了一些文學史著作略有論及之外，3目前還沒見到專門的研究論著出版或發表。
一、文獻資料關於契丹神話傳說的記載
很顯然，契丹民族對於「我們從哪裡來」這個問題進行了探究和想像，青牛白馬的神話傳說，可以看作是契丹民族對自己族源的一種共同認知。而對於其祖先的記憶與敘述，則應該是圖騰崇拜與薩滿巫術結合的產物。
(一)關於契丹族源的神話傳說
《契丹國志·契丹國初興本末》載:「本其風物，地有二水……古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於木葉之山，顧合流之水，與為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號八部落……立遺像(注:始祖及八子。)於木葉山，後人祭之，必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來之物也。」[1](P.1)木葉山是契丹龍興之地，被契丹人視為最神聖的地方。此地有兩條河交匯，水繞山前，水草豐美，適宜居住，也是畜牧、漁獵的最佳場所，契丹人群居於此，生活了數百年甚至更長時間。對於其祖先來源，契丹人構造了男女相會結為夫婦的故事，明確地講述男女結合造人，而不像女媧造人的神話傳說，只見母親不見父親。對於契丹八部，這個神話傳說也賦予了合理的解釋，男女二人生了八個兒子，分居八個地方，以後繁衍生息，各自成為部落。
這則故事，在《遼史·地理志》中也出現過，其地在永州，有永昌軍，從地名來看，充滿了吉祥之意，是祈福之語與願望轉化成地名的例子，其記敘略雲:「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為配偶，生八子」[2](P.504)；「有木葉山，上建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在南廟，可敦在北廟，繪塑二聖並八子神像。」[2](P.504)奇首可汗，即契丹始祖中騎白馬的男子；可敦，契丹語為皇后，即契丹始祖中乘青牛車的女子。《遼史》所記與《契丹國志》大體相同，惟細節稍異。
這是十分明顯的族源起源神話。古人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取象於自然萬物，並與自身比附。人類之起源，必與男女交合有關，故世界所有神話中都免不了涉及此類，如西方的亞當夏娃，中國的伏羲女媧。雖然亦有上帝造人、女媧造人說，但恐怕與父系氏族或母系氏族時期的思想有關，反映了父權或母權的權威以及人們思想認識的偏重。契丹先祖之合，在土河與潢河交匯之處，此種河水匯合隱喻，極為巧妙，體現了古代契丹人的類比思維，也說明契丹人對於族源的探究可能在母系氏族社會解體之後。
《遼史》中另有一段文字，與上述記載呈現互文性。《遼史》關於遼太祖皇后述律平的記載曰:「嘗至遼、土二河之會，有女子乘青牛車，倉卒避路，忽不見。未幾，童謠曰:『青牛嫗，曾避路。』蓋諺謂地祇為青牛嫗雲。」[2](P.1319-1320)所謂青牛嫗，即上文中乘青(灰)牛車的婦人，是土地神，這與述律平被稱為地皇后正相吻合。這種後起的傳說，無非是要加強起源神話的真實性和權威性。
(二)關於三祖三變及遼太祖出生的神話傳說
在沒有文字之前，很多事情只能依靠口耳相傳。關於祖先的種種事跡，由於年代久遠，已經無法考證，後世流傳的內容，多附會一些神異的內容。這種情況的出現，大約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人們對於祖先的崇拜，這種崇拜與原始的宗教信仰有密切的聯繫；二是對於自己出身的一種體認，祖先出身神異，意味著自己是神異人物的後代，給自己增添一些光環，從而凸顯自己的權威性；三是出於人們對祖先的敬畏，他們認為祖先死後靈魂還在，具有超強的力量，可以庇佑子孫後代，所以美化故去的祖先，顯然是取悅祖先的一種做法。
普通人的祖先到底如何，史無記載。但是，對於耶律阿保機的祖先，根據史書編纂的慣例，卻需要加以追溯。對此，元代脫脫等人修撰的《遼史》有較為詳細、客觀的描述，並無神話色彩，見《遼史·世表》。但是，與《遼史》編纂不同的是，《契丹國志·契丹國初興本末》記載了三位契丹人祖先的神異故事，其一曰:「後有一主，號曰乃呵，此主特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氊，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即入穹廬，復為髑髏。因國人竊視之，失其所在。」[1](P.1)這則神話故事頗為奇怪。髑髏，是死人的頭蓋骨，其形象醜陋可怖，如何能成為契丹人的統治者?第二則故事也非同尋常:「復有一主，號曰喎呵，戴野豬頭，披豬皮，居穹廬中，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豬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1](P.1)野豬是他們狩獵的對象之一，長相極為醜陋，雄野豬也比較兇猛，由此推測，野豬可能被契丹人作為圖騰進行崇拜。第三則故事稍微好一些，從敘述來看，長相應該與常人無異，僅僅是行為比較神異而已:「次復一主，號曰晝裡昏呵，惟養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復有二十口，日如之。」[1](P.1)對於這三則神話傳說，《契丹國志》評價說:「荒唐怪誕，訛以傳訛，遂為口實，其詳亦不可得而詰也。」[1](P.1-2)尤其是第一個統治者髑髏，能變化人形，且「有治國之能名」，其行為確實匪夷所思。這正如茅盾先生所說，「神話是原始信仰加上原始生活的結果，所以不合理的質素很多。」[3](P.24)
從這三則故事來看，顯示了神話發展的狀態，第一則是純粹的神怪故事，第二則是人披著神怪的外衣，第三則是人有神異的法術，概括來說，呈現出「神怪———披著神怪外衣的人———有某種法術的人」的演進模式。這種演進，與人類文明進步有關，與人類對於自然界的認識越來越深入有關，是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的鮮明標誌。
到遼太祖時，故事又有了新的變化。《遼史·太祖本紀》載:「初，母夢日墮懷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異香，體如三歲兒，即能匍匐。祖母簡獻皇后異之，鞠為己子。常匿於別幕，塗其面，不令他人見。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神人翼衛。」[2](P.1)讀這則記載，很容易聯想到劉邦母親感大蛇而孕的故事。《遼史》修撰者大約受到了《史記》的影響，把契丹的宗教習俗與中原文化結合起來，創造了耶律阿保機的母親夢日墮懷中而孕的神話故事。這一神話故事，無非是顯示耶律阿保機乃是太陽神之子的化身，《遼史》亦記耶律曷魯的話說:「聞于越之生也，神光屬天，異香盈幄，」[2](P.1347)因為是太陽神，所以才會「神光屬天」，種種神異徵兆，都證明耶律阿保機的降生乃是上天旨意。關於耶律阿保機的不同尋常，《契丹國志》卷一亦云:「好騎射，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所寢至夜曾有光，左右莫不驚怪。」[1](P.1)「所寢至夜有光」，與《遼史》所記其為太陽神之子的內容正相吻合，這種互文性，證明契丹族曾經有過太陽圖騰崇拜。
二、契丹神話傳說反映的圖騰崇拜
(一)關於髑髏圖騰
聞一多在《伏羲考》中說:「圖騰有動物，有植物，也有無生物，但最習見的還是動物。」[4](P.78)但髑髏成為圖騰，卻不包含於其中，這是頗令人驚訝的。契丹人為何把他們的先祖說成是死人頭蓋骨?對於這種現象，聞一多先生的說法或許可以解釋:「凡圖騰都是那一圖騰團族的老祖宗，也是他們的監護神和防衛者，它給他們供給食物，驅除災禍，給他們降示預言以指導他們趨吉避兇。」[4](P.78)如果從求取保佑和庇護的角度來考慮，髑髏之可怖，確實可以起到嚇唬侵犯者的作用，因而選取髑髏作為圖騰，倒也算是一種特別的選擇，故《新五代史》曰:「契丹好鬼。」[5](P.888)從契丹習俗來看，他們的父母死後，「載其屍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5](P.888)所取的骨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頭蓋骨，這與髑髏神話吻合。契丹人焚骨之時，以酒酹之，並念咒語:「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豬鹿多得。」[5](P.888)可見選擇髑髏作為圖騰，其實是祖先崇拜的一種變形，目的是祈求祖先能保佑他們在狩獵時多得到獵物。
從神話敘事學角度分析，這是一種變形敘事:髑髏能變化人形，生而可以死，死而可以生，遇到大事需要決斷，則髑髏變成人形，與常人一樣，走出穹帳，處理政事。處理完之後返回穹帳，又變回髑髏的形狀。正如袁珂所說:「人變成物，物變成人，一種事物變成另外一種事物，是樸素的唯物觀念在原始人頭腦中的反映，它往往構成神話故事情節的主幹。」[6](前言P.5)
(二)關於野豬圖騰
以動物為圖騰，是很多民族所共有的特徵。聞一多稱之為「人的擬獸化」:「這樣一步步地推論下來，可稱為『人的擬獸化』，正是典型的圖騰主義的心理。這是第一個階段，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便是從圖騰變為始祖。」[4](P.78)以野豬為祖先的故事，可以算作是「人的擬獸化」。但這則故事還有人的形狀，只不過戴豬頭、披豬皮罷了。筆者懷疑這個故事在收錄的時候經過了一些改編，最初的故事可能恰好相反，這個契丹主大約在穹廬中是人形，出來處理重大事務時反而戴著豬頭、披著豬皮，凸顯圖騰的特徵，標明其權威和神秘性。所以田兆元認為:「神話既製造矛盾，又調和矛盾，是社會歷史的一部分，同時又是社會歷史的載體。」[7](P.453)關於這種矛盾的狀態，茅盾也有一段話，推測原始的歷史家「抄錄的時候，說不定也要隨手改動幾處，」半開明的歷史家「放手刪削修改，結果成了他們看來是尚可示人的歷史，但實際上既非真歷史，也並且失去了真神話，」[3](P.16)「所以不合理的原素乃神話的本相，合理的反是偽作。」[3](P.131)
(三)關於青牛、白馬和羊的圖騰
在契丹族源神話中，男人與女人沒有特殊的形象特徵，這也符合人們對於祖先形象的認知規律，他們長什麼樣，後人已經無從得知，也無從記憶。契丹始祖的遇合，除了地點頗有隱喻意義之外(兩河交匯之處的木葉山下)，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這則神話的功能要素，實際在於青牛和白馬。圖騰也可以是別的動物，但是，對於從事遊牧的契丹人來說，牛車可以載東西，馬可以乘坐，是契丹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之物，且它們順從人類，親近人類，為人類提供服務，所以，選擇牛和馬作為圖騰，就極易被理解和接受。但是，由於祖先的面目已經不得而見，作為神話的馬和牛，就不能是常見的馬和牛，而應該具有特殊性。純色的白馬和青牛，數量稀少，在契丹人眼中，大約象徵潔淨、高貴、神聖，就可以通神，可以作為圖騰，可以建立跟祖先的聯繫，讓先祖記得自己所乘坐之物，從而辨認自己的後代，為他們賜福。《山海經·海內經》有句雲:「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8](P.456)黃震雲認為，「白馬是鯀的神形，鯀是契丹的祖先，」[9](P.10)「白馬是黃帝氏族的圖騰，這和契丹的白馬是同一情況。」[9](P.10)對於青牛圖騰，則說:「青牛神似乎不是一時一地的神祇，但以之作為北方民族神祇明顯。」[9](P.13)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仍有可商榷之處，列於此處，可供參考。
到契丹第三位部落首領晝裡昏呵時，神話色彩已經不太濃厚，從記載來看，他與常人長相沒有太大區別，唯一特別的是他有二十隻羊，每天吃十九隻，這一點具有神異的特徵。最具神話特徵的是第二天重新變出二十隻羊來，無而復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盡，如聚寶盆一樣，這一點完全符合神話的特徵。從結構神話學角度分析，這則神話傳說的功能要素是羊，很顯然，羊也曾經是契丹人的圖騰，是祭祀之物，也是通神之物。這種圖騰崇拜，在遼初依然存在，《遼史》載，耶律阿保機「遂以黑白羊祭天地。壬戌，剌葛、涅裡袞阿缽詣行在，以稿索自縛，牽羊望拜。」[2](P.7)其後也有幾位皇帝以羊進行祭拜的相關記載，這說明羊作為祭祀品和圖騰，曾經在契丹人的生活中長期存在。
(四)關於太陽的圖騰
中國古人很早就有太陽崇拜。據何新《諸神的起源———中國遠古太陽神崇拜》研究，「在中國上古時代，曾存在過以崇拜和敬奉太陽為主神的一種原始宗教。」[10](P.29)契丹人的早期壁畫中有太陽，帳篷(房)門向東開，向陽而居，以接受太陽的恩賜，證明了他們早期確實有太陽崇拜。這可能與他們生活在北方有關。在寒冷的冬季，太陽給予人們溫暖;白天，太陽帶來光明。在人們看來，太陽永恆不變，東升西落，是自然萬物的庇護者，所以太陽理所當然地成為原始人的圖騰之一。《新五代史》曰:「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5](P.888)但《遼史》以太陽為圖騰的文字記載極少，《遼史·穆宗本紀》有一句話，可以知其端倪，應歷二年(952年)十一月，「己卯，日南至，始用舊制行拜日禮。」[2](P.79)這說明拜日禮是契丹人的舊俗，遼初還比較盛行，其後減廢，穆宗(951-969年)時又重新施行。但從現存史料來看，大約施行效果並不理想，後來再不見記載。
耶律阿保機的母親夢日墮懷中的神話傳說，大約是受《史記》等書的影響，經由後人編造，且為契丹皇族認可和廣泛宣揚，最終定型並記在史書中。其意義在於，藉助族人對於太陽的圖騰崇拜，樹立了耶律阿保機家族的正統地位，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對其進行質疑和挑戰，以保其皇統永續。
(五)關於龍圖騰
《遼史·耶律曷魯傳》中有一段話，勸耶律阿保機即皇帝位:「于越伯父釋魯嘗曰:『吾猶蛇，兒猶龍也』。」[2](P.1347)以龍來比耶律阿保機，意指其為上天所降，應該擔此大任。另，《遼史》載，神冊五年夏五月，「庚辰，有龍見於拽剌山陽水上，上射獲之，藏其骨內府。」[2](P.18)這兩則記載十分特別，因為據我們考察，契丹民族的圖騰似乎與龍並沒有關係，但此處卻言之鑿鑿，說耶律阿保機曾見到龍並且射獵得之，藏其骨於內府。據筆者猜測，其所射獲者，可能是一條大蛇，而史書編纂者卻有意「指鹿為馬」，虛構為龍，其主要意圖，是與耶律曷魯所說對應，證明耶律阿保機與龍的關係，大約是因為他們認為耶律阿保機是真龍天子，所以才能把另外一條龍殺死，故藉此以附會。潛明茲在《中國神話學》中就曾指出類似的神話故事:「滿族神話《佛古倫》和漢族劉邦母感龍而孕的神話便屬於同一類型，是統治階級為炫耀祖先而編的神話。一些民族的部族祖先起源神話，基本上和帝王感孕神話相似，有的是由原始圖騰神話演變而來，有的則屬於統治階級的假託。」[11](P.35)
關於龍的圖騰，許多學者都有研究，聞一多經過考證之後說:「古代幾個主要的華夏和夷狄民族，差不多都是龍圖騰的團族，龍在我們歷史與文化中的意義，真是太重大了。」[4](P.78)《遼史》的初次編纂是在遼末，由耶律儼纂成，此時契丹以中國、中華自居，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遼興宗時就明確強調遼朝的正統地位，遼聖宗曾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賦》作為進士考試的試題，以強調遼朝的正統地位，所以把龍與耶律阿保機聯繫在一起，使其與中原王朝的正統觀完全一致，從而獲得合法的王朝存在理據。
除此之外，契丹人可能還有兔圖騰的崇拜，《遼史·地理志》載遼太宗的出生，曰:「應天皇后夢神人金冠素服，執兵仗，貌甚豐美，異獸十二隨之。中有黑兔躍入後懷，因而有娠，遂生太宗。時黑雲覆帳，火光照室，有聲如雷，諸部異之。」[2](P.505-506)契丹人有崇拜黑的習俗，其族源神話中的青牛即是黑牛，其郡望漆水也即黑水，所以把太宗說成是黑色神兔的化身。這大約是後人編造的政治神話，但文化品味不高，故太宗本紀不載，而附於地理志中。
三、契丹神話傳說出現多種圖騰的原因及神話傳說的文化影響
原始人類的思維水平處於低級階段，對於事物的認識不全面、不準確，不能把思維的主體與對象完全分開，從現存的神話傳說來看，物象和心象、記憶表象和想像意象常常混為一體。契丹神話傳說中的很多內容不合邏輯、不合情理、荒誕不經，與契丹先民的思維和想像處於低級直觀階段密切相關。對於神話出現的原因，茅盾在《中國神話研究初探》中曾結合原始人的心理分析，有較為全面的論述，4這種論述和解釋總體上可以說得通，但具體到某一個或某幾個民族的神話，則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需要針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
(一)契丹神話傳說出現多種圖騰的原因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說:「任何神話都是用想像和藉助想像以徵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著這些自然力之實際上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12](P.33)在神話產生之時，伴隨著對於圖騰的崇拜，這種圖騰崇拜與神話傳說的流傳，深刻反映出古人認知世界的方式以及文化心理特徵。
經濟基礎對於意識形態起決定性作用。馬、牛、豬、羊等，都是契丹人飲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動物，在部落或氏族社會時期，他們祈求狩獵時多捕獲獵物。所以會把這些獵物作為圖騰來崇拜。這正如何星亮在《圖騰文化與人類諸文化的起源》中所說:「人們最初解釋的必然是與自己密切相關的某種物象。」[13](P.320)從上述記載來看，契丹人的圖騰崇拜有若干種，這大約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契丹人在族群發展演進過程中，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在每一個階段，他們都有不同的圖騰崇拜，這種圖騰崇拜形成的故事延續下來，就形成了歷史記載的這種多元狀態。毫無疑問，反映契丹人圖騰崇拜的這些神話傳說經歷了長時間的口耳相傳，同時也必定經歷了選擇與加工———這是文化演進的結果。茅盾在《保存與修改》中指出:「神話既創造後，就依附著原始信仰的宗教儀式而保存下來，且時時有自然的修改和增飾。」[3](P.15)潛明茲在《中國神話學》中也認為:「世界上文明民族的神話和中國漢族古籍中的神話，都不是原始的神話」，[11](P.59)這些神話傳說在口耳相傳過程中，時間可能淡化、地點也有可能改變，甚至具體故事情節也可能經過無數次的修改與加工，因而，出現若干個主人公，變換幾個圖騰，也在情理之中。當然，從文學研究的角度來看，現存的這些神話傳說經過加工之後，神話人物形象更加鮮明，故事更加生動，當然就更加具有文學色彩。用文學發生學的理論來分析，這是由於不斷修改加工的世代累積性所造成的。
二是契丹部族在發展過程中，並非像《契丹國志》所講的神話傳說那樣，不是一男一女兩位先祖生了八個兒子，分居各地形成八部。從史料來看，契丹經歷了與鮮卑、庫莫奚、室韋等不同的若干個部落發生兼併或分化，最終形成後來的八個部落。這些部落相對獨立，「在和平時期，契丹各部各自為生，在其疆域內放養羊、馬畜群和狩獵。只是在有戰事的時候，他們的首領才聚在一起選舉一位臨時的領袖。」[14](P.47)因而，這些部落的圖騰並不完全相同，關於這些圖騰和祖先起源的說法也各不相同，但同時並存。在長期的互相融合中，各個部落的圖騰最終經歷了淘汰、分化、合併，最終形成史料記載的幾種圖騰。從部族與文化發展的脈絡來看，部族的遷徙、流動、戰爭、徵服、通婚等，必然導致不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這幾種圖騰的出現，大約就是部落和文化互相融合的表現。
三是隨著契丹社會文明的發展進步，原來的圖騰被後來的圖騰替代，或者從別的民族借一個圖騰來崇拜。例如對龍圖騰的崇拜，大約是受中原文化的影響，從中原地區借用過來。我們看《遼史》，發現最早的神話傳說後來都不再流傳，除了用青牛白馬祭祀的習俗保留之外，其餘的習俗幾乎看不到痕跡，而關於龍的圖騰卻深深地印刻在契丹人的文化中。就本質而言，契丹族此時已接受了龍圖騰的思想，退一步說，至少契丹的知識階層已經接受了這一思想。接受龍圖騰的思想，其實與契丹人正統觀念的形成也有較大的關係，中華封建觀念已深入人心，他們形成了關於契丹政權即是「中國」的概念，開始以「正統」自居。為了迎合這種正統的觀點，他們還編造了遼太祖去世前的神異現象，《遼史》載，天顯元年(926年)七月，「甲戌，次扶餘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隕於幄前。辛巳平旦，子城上見黃龍繚繞，可長一裡，光耀奪目，入於行宮。有紫黑氣蔽天，逾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五。」[2](P.25)很顯然，這是契丹本土神話思維與中原地區讖緯文化的結合體。這種真龍天子的神話，在當時中原地區的史書上已經較少出現，但在《遼史》中出現，恰好說明了他們正處於全面接受中華文化、全面認同中華民族的階段。《中國文化通史》中有一節《遼代的哲學思想》，認為契丹人用龍字命名地名和水名，如龍化州、龍門縣、龍門山、黑龍江、龍庭等，在器物上雕刻龍的圖像，以龍虎軍命名禁衛軍，「對於龍文化的認同，強烈表現了契丹人與漢人共為一體的思想感情。」[15](P.130)這種認同，正如王憲昭所說:「由於各民族先民的較長歷史時期的交往與融合形成了各民族普遍認同的中華民族整體觀」，[16](P.336)「神話中的『民族同源』也許就是長期融合狀態下『華夷一體』觀的積極反映。」[16](P.337)
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進行思考，這個龍圖騰也有可能是被刻意塑造的，因為遼朝治下有眾多的漢人，把龍與契丹統治者連在一起無疑可以穩定政權，讓眾多的漢人從文化心理上接受契丹統治者，從而保證政權的穩固。
為了增強契丹統治者的神秘力量，漢人也製造神話傳說以推波助瀾，如《遼史·韓延徽傳》載:「初，韓延徽南奔，太祖夢白鶴自帳中出;比還，復入帳中。詰旦，謂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2](P.1358)
神道設教，虛張聲勢，編造出一堆神異的故事，以麻痺普通民眾，這正是統治者經常採取的手段。對於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契丹統治者來說，當然也很快掌握了這一套理論，從而為鞏固他們的統治服務。
(二)契丹神話傳說的文化影響
契丹古人「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神話傳說是他們認識和理解人與自然、人與動物之間關係的通道，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圖騰，正反映了他們對於外界的試探性認知與理解。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契丹神話傳說對其部族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以二元結構為主的思維模式
以二元結構為主的思維模式較為普遍地存在於各民族中，這與人們認識和了解事物的方式有關，如黑與白、正與反、生與死等。契丹族源神話，也體現了這種以二元認知為主的思維模式，從神話學要素分析，可以找到二元的要素:土河與潢河、男與女、青牛與白馬等。這樣的分析看似牽強，但如果對遼代的政治與文化體制進行分析，就能感覺到這種二元結構的影響:一是政治體制為南北面官制;二是契丹人只有兩個姓氏———耶律和蕭，耶律氏和蕭氏互為婚姻，子女依父係為姓，始終保持這種二元體系;三是官方語言文字為契丹語言文字與漢語言文字並存;四是教育與科舉制度採取雙軌制，等等。這些特點，可看作是遼代與其他朝代的不同之處，如果追本溯源，則很大程度上是其族源神話影響的結果。
2．延續甚久的祭祀儀式
聞一多認為:「為保證老祖宗的注意，兒孫們最好是不時在老祖宗面前演習他們本圖騰的特殊姿態、動作與聲調，以便提醒老祖宗的記憶。」[4](P.78)當然，這種演習，並不是人人都會做，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只有極少數人才具備這種能力和權力，這些人就是薩滿，或者兼部落首領，由他們來主持舉行薩滿儀式。如上文所述，青牛白馬被賦予了神性色彩，大約具有通天或通神的功能，所以在祭祀先祖或天地神祇的時候，必須要被殺掉祭神。這種儀式流傳時間較長，如神話人物乃呵遇到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1](P.1)至耶律阿保機，也經常舉行這種儀式，《太祖本紀》雲:「丙寅，至庫裡，以青牛白馬祭天地。」[2](P.8)天贊四年(925年)，「閏月壬辰，祠木葉山。壬寅，以青牛白馬祭天地於烏山。己酉，次撒葛山，射鬼箭。」[2](P.23)天顯元年(926年)二月，在徵服渤海之後，「壬辰，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大赦，改元天顯。」[2](P.24)
其後的皇帝多有「祠木葉山」「祭天地」「以黑白羊祭天地」等活動，但史書記載以青牛白馬祭天地者相對較少，似乎對外大戰時才用此祭祀，遼聖宗時與北宋大戰，以青牛白馬祭祀的記載較多，如統和四年(986年)五月，「己卯，次固安南，以青牛白馬祭天地。」[2](P.130)統和六年(988年)，「八月丙辰，以青牛白馬祭天地。」[2](P.141)統和七年(989年)春正月，「丙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2](P.143)統和九年(991年)，「十一月己亥，以青牛白馬祭天地。」[2](P.154)統和十九年(1001年)戰事較為頻繁，五月和十月間各以青牛白馬祭天地;澶淵之盟前三月，相繼以青牛白馬和黑白羊祭天地。至遼朝滅亡，耶律大石至西域建立西遼，依然還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可見其祭祀儀式仍未消失，其文化內涵依然存續。
綜上所述，契丹的神話傳說，經歷了「神怪———披著神怪外衣的人———有神異法術的人」三個發展階段，其圖騰的發展變化，是不同時期文明的反映，也是各部族融合的結果，龍圖騰的出現，從一個側面體現出契丹人對中華文化的吸收與認同。而契丹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則使契丹社會文化發生了質的變化，從政治體制大規模仿效唐代，到教育科舉文化制度的建立，使他們從氏族部落形制的奴隸社會突進至封建社會，從遊牧轉向耕讀，也極大地促進了契丹文學與文化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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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以上學者觀點可參閱:馬昌儀《中國神話學百年文論選》，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3年;袁珂《中國神話大詞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8年。
2關於「三祖三變」的說法可參閱:張晶《中國古代文學通論·遼金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黃震雲《遼代文學史》，長春:長春出版社，2010年。
3文學史著作可參閱:張晶《中國古代文學通論·遼金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黃震雲《遼代文學史》，長春:長春出版社，2010年。
4茅盾認為:「原始人民的心理，一為相信萬物皆有生命，思想，情緒，與人類一般，此即所謂泛靈論;二為魔術的迷信，以為人可變獸，獸亦可變為人，而風雨雷電晦冥亦可用魔術以招致;三為相信人死後魂離軀殼，仍有知覺，且存在於別一世界，衣食作息，與生前無異;四為相信鬼可附麗於有生或無生的物類，靈魂亦常能脫離軀殼，變為鳥或獸而自行其事;五為相信人類本可不死，所以死者乃是受了仇人的暗算(此惟少數原始民族則然);六為好奇心非常強烈，見了自然現象(風雷雨雪等等)，以及生死睡夢等事都覺得奇怪，渴要求其解答。原始人本此蒙昧思想，加以強烈的好奇心，務要探索宇宙間萬物的秘奧，結果則為創造種種荒誕的故事以代合理的解釋，同時並深信其真確:此即今日我們所見的神話。」具體參閱:茅盾《中國神話研究初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