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體系中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對於儒家哲學，中國歷史、思想史，以及宗教的研究，使他成為了老清華國學院時代靈魂性的人物。梁啓超從「萬木草堂」開始，就具有了世界性的視野，提倡史學應「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即研究中國，不僅要研究中國的歷史，還應具有世界視野。梁啓超在百年前世紀之交所面對的那場整個民族的危機，包括傳統與新的世界秩序的衝突，與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現代性危機以及國學的嬗變，有著很多共通之處。作為與梁啓超的研究視野十分接近的歷史學者，德裡克教授長期致力於中國近代史尤其是革命史的研究，並將關於地方性歷史經驗的思考融入到其對全球化時代政治經濟霸權的理論批判中。從這一點來說，德裡克老師出任「梁啓超紀念講座」教授，正體現了我們重建清華國學院的目標之一，即超越人們對國學研究方法、範疇的一般理解，注重「中國主體」與「世界眼光」的統一，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從內部研究中國的理論創新。
——清華大學國學院院長陳來教授談德裡克出任「梁啓超紀念講座」教授的意義（董一格記錄整理）
德裡克記不清自己來過中國多少次了，「總有20次吧」。第一次是1983年，第二次是1989年，再以後頻率越來越高。有時半年，有時兩個月，也有時只是幾天，開個會就回去。然而，出生於土耳其的他，自1969年以後，就再也沒有踏上土耳其的土地。可以說，幾十年來，他與中國的關係，要遠比與土耳其的關係密切。
德裡克對中國發生興趣是在1960年代中期，那時，他只有20來歲，今天，他年屆古稀，頭髮已稀疏，兩撇惹眼的八字鬍也已花白，但對中國的興趣卻未有稍減。在學術生涯的早期，他以《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等著作奠定了中國研究權威學者的地位，後來則轉向全球化、後殖民等問題的研究，但他仍然念念不忘20多年前就已著手的關於1927年廣州起義的書稿，「從北京回去之後，我會回到這個題目上，完成書稿」。
德裡克此次到中國是受清華國學院邀請，出任「梁啓超紀念講座」的第一期主講人，為期兩個月，系列講座的題目是「變革時期中國的文化與歷史——全球現代性的視角」。「出現在以梁啓超的名字命名的這個講座上，我很榮幸，」德裡克說，「這些天來，和老朋友劉東教授、陳來教授，以及他們優秀的學生們課上交流討論，課下喝酒聊天，感覺非常享受。」
接受記者採訪時，有翻譯陪同，但實際上，應付這樣一個聊家常式的訪談，德裡克的中文綽綽有餘。如果採訪地點不是在清華國學院會議室，而是在酒吧咖啡屋，略飲幾杯，德裡克談興或許會更濃。
差點參與軍事政變
「我能受到比較好的教育要感謝父親。父親在土耳其南方的農村長大，高中沒畢業就去經商，生意很成功，一躍成為中產階級。他很重視子女的教育，我和一個妹妹、三個弟弟都被送到了私立學校讀書。」德裡克告訴記者。
德裡克上的是在土耳其享有盛名的羅伯特學院（Robert College）。這所學校由美國人創辦於1863年，歷史悠久，名人輩出，其教學內容和方法完全是美式的。小學畢業後，德裡克即進入羅伯特學院，先花兩年時間學英語，接著讀中學、大學，前後達13年之久。
上大學，德裡克想學物理，但父親不同意。那時搞物理很難賺錢養家，最好的選擇是做工程師。在父親的幹預下，德裡克讀了電子工程專業。德裡克的如意算盤是，將來到美國留學，再從工科轉到理科，但沒想到的是，他最後的選擇是文科。「我到美國後轉學歷史讓父親非常生氣。我向他報告這個消息，他甚至沒有回信。」德裡克說。
實際上，去美國之前，他就對歷史學感興趣。1960年代是一個風雲激蕩的時代：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冷戰正酣，1962年發生了古巴危機；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在土耳其，1960年發生了軍事政變。這些事情是怎麼回事，他想弄明白。他覺得歷史能給他一些答案。
1963年，大學三年級的德裡克擔任學生會會長，發起了一個研究凱末爾——土耳其共和國締造者——的系列講座。他們邀請軍人、婦女領袖、左派、右派等各方人士到校園裡發表演講，受到歡迎，也讓一些伊斯蘭主義者不高興。「我那時表現得『很進步』，以至於有人說我是共產黨。」德裡克說。
德裡克的活躍受到了軍人的注意。1963年的一個晚上，軍方人士請他到一個宮殿裡開會，問他肯不肯參加政變。「我從事的是思想活動，不是政治活動。」德裡克這樣回答他們。
在臺灣學漢語、淘舊書
1964年，24歲的德裡克獲富布萊特獎學金(Fulbright Fellowship)，前往美國，入讀紐約州羅切斯特大學物理系。但讀了兩個月，德裡克發現，相對於物理學，他更想學歷史，具體則是中國歷史——和土耳其一樣同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中國革命成功，他想了解，這場革命是什麼性質的。
於是，德裡克跑到歷史系，找到了研究日本史的著名學者Harry D. Harootunian教授。Harootunian聽了德裡克的自我介紹後說：「學物理的學生都很聰明，如果物理系可以接受你，我們大概也可以。」
研究中國歷史，首先要學漢語——這可讓德裡克吃盡了苦頭。那時，羅切斯特大學沒有教漢語的老師，也沒有研究中國歷史的專家。德裡克只能先學日本歷史、俄國歷史等等。
後來，在老師的幫助下，德裡克前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語言系學習。伯克利是美國漢學的重鎮之一，在這裡的兩年時間裡，德裡克學習現代漢語、古代漢語，也聽了何炳棣、魏特夫等著名學者關於中國歷史的講座。
1969年至1970年，德裡克前往臺灣，繼續學習漢語。臺灣大學斯坦福中心為美國研究生創造了極好的條件，一個老師帶一個學生，一天十個小時學習語言，讀的材料越來越難，「比如章太炎的作品，很難懂」。
在臺灣的另一大收穫是收集舊書刊。人們在大街上賣自己二三十年代買的圖書雜誌，德裡克淘到了對自己後來寫博士論文非常有用的《讀書雜誌》。德裡克跑去拜訪陶希聖，並買齊了陶希聖發表於二三十年代的著作，「都是幾十年前的原始版本，在大街上找到的」。
「那時候臺灣非常有意思。電影院正片上映之前，大家要站起來唱三民主義的歌，要看講述蔣介石如何辛勤工作的紀錄片。另一方面，在大街上，關於中國大陸、馬克思主義的書並不難買到。」德裡克說。
「60年代的經驗」
德裡克自稱屬於「60年代的一代人」。1964年他到美國時，適逢越戰升級，隨後，美國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戰運動。60年代也是美國黑人解放運動的高潮年代，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民權運動正如火如荼。這些運動，德裡克或多或少參加了。同時，他也把目光投向第三世界國家的解放運動，以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文革開始時，德裡克正在伯克利。當時，東亞語言系的漢學家很少就文革發言，而歷史系、政治系、社會系的師生對文革卻特別關心。老師們看法並不一樣，常常吵得不可開交。「有一位Chalmers Johnson教授對文革的評價是：『沒有別的解釋，中國人發狂了！』而另一位Franz Schurmann教授則支持文革，他甚至跑到香港去買《毛主席語錄》，問那裡中國公司裡的工人們能否準許他參加自我批評活動。這兩位教授經常有衝突。而我們這些研究中國的研究生多半是支持文革和毛澤東的。」德裡克說。「他們兩人都是偉大的學者。直到去年去世，Schurmann一直都是一位激進的學者。而Johnson在後來的歲月裡成了一名強有力的美國外政策的批評家，他最近剛剛去世。」
在這種對中國政治進程的持續關注以及不斷爭論中，德裡克逐漸形成了對中國問題的個人看法。「我和一批年輕學者認為，像費正清等老一代漢學家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看法是不能接受的，我們應該選擇新的路線。1975年，我們創辦《近代中國》雜誌，作為自己的陣地。」德裡克說。
年輕一代學者中，大家的觀點也並不一致。雖然是「革命派」，但德裡克與「太熱情」的毛主義者常常發生衝突。1976年，《近代中國》組織了「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的專題，很多老一代學者發表文章認為「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有的年輕一代學者則認為「毛澤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我認為他們說的都不對。老一代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產生於歐洲，歐洲以外的人無法真正了解，我覺得有太強歐洲中心的色彩。年輕學者認為毛澤東實踐的是純正馬克思主義，我也不同意，因為第三世界的情況和歐洲並不一樣，馬克思很少談到第三世界不同國家的情況。」德裡克說。
1971年，德裡克尚未完成博士論文，就到了杜克大學任教。在年輕一代學生身上，1960年代的影響依然清晰可見。他的一些很聰明也很有社會關懷的學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下，成了毛主義者。他們的毛主義是「聽黨的話」、「槍桿子裡出政權」等等。這些學生決心反對美國的種族主義，他們花費大量精力和種族主義組織3K黨做鬥爭。這一鬥爭在1978年11月的對抗中達到高潮，其間和德裡克非常 親近的幾個學生被3K黨徒殺害。這件事給了德裡克極大打擊。「這件事強化了我對教條主義的懷疑，讓我明白，不能沒有分寸、不計後果地絕對忠誠於一種意識形態。」德裡克說。
不管怎樣，「60年代的經驗」對德裡克有深遠的影響。他那種左派的立場、理想主義氣質、批判質疑的態度，不能不說是60年代的饋贈。
第一個把全球化概念
介紹到中國的學者
1983年，距離他開始研究中國已將近20年，距離他的成名作《革命與歷史》發表也已有5年，德裡克第一次來到中國，近距離地觀察這個國家。「那時的中國還很窮。老百姓很少有肉吃，但還是給我們很多好吃的，肉呀什麼的，很熱情地招待我們。那時的中國是很有社會主義的味道的。」德裡克回憶說。他對當時中國單位體制下的死板管理也印象深刻，「我們住在南京大學專家樓，如果晚上回去太晚，就只有爬牆進去了」。德裡克在演講中談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南大老師給的評語是「不正統」、「修正主義」，但一些學生很感興趣，晚上跑來和他切磋馬克思主義。
在德裡克看來，1980年代的中國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態，一邊是開放，一邊是控制，「我們那時都不清楚中國會向什麼方向發展」。這種不穩定發展到後來就是1989年，那年，他第二次來中國。
德裡克第三次來中國是在1993年。受俞可平的邀請，他在中央編譯局做了題為《全球化與世界體系分析》的演講。「1980年代我到臺灣，已經有人討論全球化問題。但我1993年演講時提到這個名詞，在場的學者還是第一次聽說，對Globalization怎麼翻譯還有一番討論。後來人們說，德裡克是第一個把全球化概念介紹到中國的學者。」德裡克說。
進入1990年代以後，德裡克從中國革命史的研究轉向了全球化、後殖民等問題的研究，出版了《革命之後：警覺全球資本主義》、《後殖民氛圍：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三世界批評》等著作。由於這些撰述，德裡克被認為是對後學的崛起以及各種與後學相關的術語進入學術話語立下汗馬功勞的人。特別是，作為左派史學家，他提出後革命和後社會主義兩個術語，在國際和中國學界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後現代問題上，他與自己在杜克大學的同事、後現代主義權威理論家詹姆遜觀點頗有不同；在後殖民問題上，他與霍米·巴巴等學者的看法也多有分歧。這種不同和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關注和研究第三世界——其中主要是中國——的獨特背景。即使是後學研究、文化批評，他也常常以他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精深研究作為立論的主要根據。「我首先是一個研究中國的學者，」德裡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