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玄識
(一)西方科技及其方法的「西學中源」
按照「百科」常識,歐洲在17世紀(甚至更早)發生了「科學革命」,而它的兩個法寶則是邏輯與實驗。兩者幾乎被置於西方的獨特稟賦之列。
但極為諷刺的是,「邏輯與實驗」再加上所有科學或知識的媒介工具與前提條件——「表意文字」(漢語概念或稱「漢字密碼」),三者均是較晚才從中國被引進到歐洲的。
先略談兩個「法寶」。
第一、關於科學實驗的中國源,倫敦大學奧布萊恩教授介紹:
〔艾薩克·福修斯(Isaac Voss, 1618—1689)是17世紀最重要的西方學者之一〕,他的下面這番話,典型地表達了歐洲對中國科學的震驚,即:「如果任何人要收集所有的發明和生產(方法),現在和過去,質量和數量,都必須去中國;每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加起來,都不如她。」……福修斯(Isaac Voss, 1618—1689)讚嘆:「事實上,在幾乎所有的藝術和科學的方面,中國都比歐洲優越。……不僅是繪畫、雕塑、建築和音樂,而且在醫學、植物學、藥理學和技術發明上;凡此,中國都更先進。」
第二、關於西方邏輯的中國源,美國波士頓學院教授羅伯特·柯恩告訴我們:
美國語言學家費諾羅薩(Ernest F. Fenollosa, 1853—1908年)說:「通過將漢語作為一種模式,當成真正知識的工具,由此來修補我們(西方)的抽象語言的缺陷。」……費諾羅薩進一步說:「漢語所代表的是,所有的西方邏輯和抽象系統的自然選擇。」
其他兩位西方學者也說:
萊布尼茨的理想是和中國表意文字聯繫在一起的,亦即,普遍通用語言的思想:每個符號代表一個概念,……它近似於現代邏輯符號。(Steve Fuller)
萊布尼茨認為,中國表意文字是普遍通用語言的合乎邏輯的起點。……為此他覺得,漢字的「表意」最容易在數學和邏輯上被當作可理解的符號。(Kurt von S. Kynell)
古代中國的天人合一的「原科技」在世界聯通和海洋時代發生了「爆炸性效應」,被西方濫用於徵服自然、徵服世界。
(二)19世紀命名的「科學革命」與事實不符
通常所說的17世紀歐洲發生了「科學革命」,嚴格地講,這是不存在的。「科學革命」的否定者指出:
「科學革命」(這一說法)是19世紀的發明。(奧爾加·洛莫娃)
早期科學革命的成果已經被誇大了。……事實上,宗教懷疑論者仍在被審查或被忽視,他們的思想也沒有什麼重大突破,他們的理論遠未形成堅實的教育基礎。(梅根·肖爾)
17世紀的歐洲是普遍的政治危機。……其知識特質基本上仍是那導致宗教戰爭的教條主義,以它為永恆方式。……所謂的17世紀的哲學和科學「革命」,實際上都是「反革命」。(史蒂芬·圖爾敏)
說的好聽些,那時的歐洲精英們只是在營造條件,迎接「科技~工業革命」而已。為此,他們在做三件事:
第一,拋棄神權,完成轉型,世俗化和文明化,這就是由儒家思想所引導的啟蒙運動。
第二,清除精神桎梏——神本主義和由神職學者所偽造的「古希臘」。在弗朗西斯·培根看來,「亞里斯多德是真正科學與哲學大敵(archenemy)。」此須解釋:同樣是偽造「古希臘」,19世紀是全面、系統和「現代性」的;而此前則是「皮毛」,而且是反動的。
第三,進行語言文字的改革,必須掌握能夠表達普遍性、抽象性的概念與思辨的工具,它們都是依靠中國因素來完成的。下文詳述。
我們進一步認為,西方在17世紀沒有「科學革命」,在14—16世紀也沒有「文藝復興」;倒是相反,那時正處於宗教型之部落社會的解體過程中,很原始,基本上不用文字。
構成西方文明(包括「科學革命、文藝復興」)的全部要素,是在18世紀初開始系統地從中國引進,它們是:
(甲)能夠表達文學、科學和哲學等的語言文字概念(來自「表意文字」——漢字意涵)。
(乙)非宗教的世俗思想(儒家人文),從而解除對「人智、人為、人事」的禁錮。
(丙)從中國古籍中擷取「自然哲學」,為了妥協,稱為「自然神」。萊布尼茨希望中國派人到歐洲教授「自然神學」,這由耶穌會士代勞了。
(丁)從「中國風」獲得物質文明,包括仿造「中國風」產品(生產方法和工藝流程),它是工業革命的前奏;再是由「中國風」產生的審美,從而掀起了誕生文學、藝術和建築(哥特和古典)的浪漫主義運動。
英國皇家學會的1668年會議,這是「科學革命」的標誌性事件;但它並未涉及「科學」本身,而是討論約翰·威爾金斯的論文《真正的字與哲學語言》。「真正的字」即漢字(培根),「哲學語言」即中文(萊布尼茨)。另外,這幅圖是19世紀後期的作品,這裡面的建築、裝潢、家具和服裝等都屬於19世紀的,而真實的場面則要差很多。
(三)表達知識或科學的語言是必要前提
早在1630年代(歐洲)開始萌發這樣一種思想,即用普遍通用的語言來作為科學理論的完美工具……。像貝克(Beck)和威爾金斯(Wilkins)一樣,萊布尼茨認為書面漢語是他所構想的原型。——密西根大學語言學專著《文字轉換》
萊布尼茨把漢字當作哲學表述系統的理想原型,因為它與事物的概念直接對應,而不存在口語歧義或失真的問題。出於同樣的理由,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稱讚中文是詩歌媒介的典範。——美國長島大學教授羅伯特·帕蒂森
被中文改造之前的西方語言文字是怎樣的呢?分為對抗性的兩極:1.教派話語(拉丁語和希臘語,而且分成多支,語義怪異);2.世俗土語(法語、英語、德語、西班牙語……);它們不僅無法表達普遍和通用的意思,而且總是胡亂爭吵。想想窮山溝裡的土話是什麼樣子,它們就是什麼樣子;即使憑藉印刷術而形成「文字」,也不可能被用於書寫文學、科學和哲學等!
如果硬說在17世紀的歐洲發生了「科學革命」,那就是基於漢語模式的「語言革命」——主要是在消化中國科技的過程中遇到了「語言瓶頸」,精英們諸如培根、笛卡爾、萊布尼茨和牛頓,特別是英國皇家學會,都其傾力處理之;其解決辦法是:用「漢語表意」(含義)導出科學通用語言,包括科學、邏輯和數學的概念與符號。以前是「用不完美的巴別塔語言表達完美的上帝」,現在是要借用漢語這個完美的「伊甸園語言」(language of Eden),來表達自然本身的完美。
所以,怎麼可能還存在「古希臘」的文字和科學呢?反倒是被神職學者偽造的亞里斯多德等「希臘因素」成為進步的絆腳石,不加以清除,則不可能有西方科學。在培根看來,「在新哲學的敵人中,亞里斯多德及其精神是最危險的。……亞里斯多德危害所有的科學和進步思想。」
換句話說,在17世紀,歐洲母語和新興的表音文字本質上都是方言土話或迷信神話,它們不僅無法產生合理的、可通用的定義和概念,而且還造成了極大的社會誤解和衝突,遑論產生科學!
那時的歐洲精英多投身於克服「語言瓶頸」和建立「科學語言」的事業中,相對較小地涉及科技本身,距離真正的科學體系還很遙遠。內華達大學教授丹妮絲·蒂勒裡寫道:
在17世紀中後期,自然哲學的研究與語言問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17世紀的自然哲學家也都明白語言的重要性,這是他們所面對的認識論的挑戰。……從皇家學會作者所寫的文本,包括斯普拉特(Sprat)、格蘭維爾(Glanvill)和威爾金斯(Wilkins)的,顯而易見地看到,語言是17世紀的自然哲學家所關注的核心;它體現在早期皇家學會的會員們都花費大量的精力,來創造通用語言的方案上。這些人工語言的方案旨在解決17世紀的語言危機,從而依靠可通用的、標準化的語言符號來促進知識和商業的交流。……如此語言研究使我們能夠洞察到,那奠基現代自然科學的意識形態和語言設計。
源於「古希臘」的西方科學傳統和17世紀的科學革命都是西方中心論虛構的。西方科技有五個中國來源:1.眾多的中國發明的西傳;2.中國文獻裡的科技知識;3.「中國風」產品的工藝流程;4.漢字的「表意」(概念、定義);5.非宗教的「世俗思想」;6.來古代中國的「自然哲學」。
(四)消化中國的表意文字和科技思想
歐洲語言(文字)改革的初衷是發展出一種類似於漢字的、可通用的表意文字,雖是半途而廢,卻有意外收穫——它促成了西方表音文字寄生於「漢語表意」。這一過程從「科學革命」的視角看,則是由漢字表意(含義與定義、概念與理念、普遍性與抽象性等)演繹成科學通用文字,再專門化和抽象化而為數學符號和邏輯符號。雖然其展現形式可以任選各種符號或字母,但最關鍵的則是表達固定不變和一致公認的概念或定義。劍橋大學歷史學家彼得·柏克說:
17世紀(歐洲)是這樣一個時代,人們想方設法創建「通用語言」(表達普遍性的概念和知識)……。這些項目引起了培根、笛卡爾和萊布尼茨的極大關注。皇家學會的翰·威爾金斯(John Wilkins)寫的《關於真正的字和哲學語言的論文》(1668年)。如此「通用語言」旨在消除術語歧義,從而能夠準確表達自然哲學及其新發現;也就是構建一種「哲學語言」,或者我們所說的「科學語言」。而這種語言的模型之一則是中國表意文字或書面漢語。例如,培根意識到中國人……能夠在彼此不懂的方言之間進行交流;他和其追隨者威爾金斯一樣,認為「真正的字」(漢字)……是表達思想,而不被口語所幹擾。
經過17—18世紀的語言改革,西方的表音文字從原先的狹隘語音和語義的符號,變成了有哲理、有深意的符號了;亦即,對於定義、概念、邏輯和數學等,西方表音文字從「風馬牛不相及」變成了它們的「代表」了。然而原始反終,一切定義、概念、哲理、深意、邏輯和數學等,都是源於《易經》,而取自「漢字密碼」及漢語文獻。大衛·波特在其所著《表意文字:現代之前歐洲的漢語密碼》一生中寫道:
與耶穌會士白晉的通信(1697—1707年間),……使萊布尼茨發展了一個關於中國文字始祖形式的理論,這將語言概念提升到如此前所未有的高度,即它是元一真理和普遍知識的來源。……通信聚集於《易經》,白晉在1700年的信中,認為這部中國最古老的書,是所有科學的真正來源。……李約瑟稱之為「宇宙檔案系統」。……白晉寫道:他已經發現中華民族原初文字的真正鑰匙;……(易經卦爻)是「以非常簡單和自然的方式表現所有科學的原理」,一個完整的形上學系統,最初是由伏羲構思和編碼的……。在萊布尼茨看來,《易經》的二進位系統提供了一個令人欽佩的創造形態:它的兩個數字(陰線與陽線)即「0」和「1」,分別對應於虛空狀態(無)與神聖精神(有);根據「創世紀」的說法,整個宇宙最初就是這樣誕生的。……白晉說,正式從這個數學系統導出了所有知識。……萊布尼茨似乎已被深深打動了,認同漢字的前身就是古代數學符號。
比吉特 陶茨進一步說明,從漢字演繹出科學、數學和邏輯的語言與符號,即:
顯然,伏羲的二元算術符號的表達方式,在萊布尼茨的普遍主義哲學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數與字的互映則說明,每一個事件、現象和概念都可以通過一種通用語言來表示;結果,它恢復了語言與事物的完整面。然而,理想的、明晰的語言不涉及神的話,它僅體現自然秩序,……每一個表達都構成對宇宙萬物的參照。因此,任何特定的表達或語言,無論是語言符號、科學公理或數學,都象徵著普遍性,……這是中國民族所產生的普遍主義的效果和所開啟的表達方式。
西方是在17—18世紀,通過耶穌會士獲得了系統的中國天文學資料;然後便偽造了哥白尼、伽利略和克卜勒以及「古埃及」《天文學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