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各校官網、科學網、中國科學報、科研大匠
近年來,在工作、生活的層層重壓下,正處於事業上升期的科研人員因病逝世的消息屢屢傳出。
據不完全統計,僅僅今年10月份至今,短短一個多月時間裡,已有至少5位優秀青年學者倒下。他們都才40出頭!(同濟大學李斌教授終年53歲),都正處在生命的黃金年紀,對於科研人員來說,健康不容忽視。
左起:李曉峰、孔維治、司佳、張目強、李斌
李曉峰 41歲
2020年11月2日19時30分,北京理工大學機電學院教師李曉峰,因急性心肌梗死搶救無效,不幸於在北京市逝世,年僅41歲。
李曉峰2006年9月博士畢業於北京理工大學機電工程學院,同年留校工作擔任講師,2020年7月晉升為副研究員。
他長期從事國防領域教學與科研工作,在侵徹引信、群彈藥引信及虛擬試驗技術等方面做出重要學術貢獻,先後指導研究生14名,所主講的多門課程深受學生歡迎,主持科研項目16項,獲得國防科技進步獎3項、軍隊科技進步獎1項,出版專著2部、教材1部,授權發明專利12項,發表論文10餘篇。
李斌 53歲
10月5日,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高校特聘教授(東方學者)、同濟大學歸國華僑聯合會委員李斌在同濟大學不幸離世,年僅五十三歲。
李斌199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建築系本科;1994年赴日本大阪大學留學,獲工學碩士、工學博士學位;2000年起,任大阪大學助理教授;2004年起,任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05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兼任Architectural Science Review (ASR)編委委員,中國環境行為學會(EBRA)副會長,全國無障礙環境建設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工程建設標準化協會養老設施專業委員會委員,無障礙建設工程聯合研究中心管理委員會委員及專家委員、副秘書長。
他長期從事建築設計及其理論專業的教學、科研和設計工作,治學嚴謹,學識淵博,為建築設計理論與環境行為方向培養了大量優秀專業人才,帶領團隊完成了一大批優秀的建築設計、城市設計、環境設計等項目;積極推動國際間的學術合作,對促進中日建築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貢獻。
司佳 42歲
2020年10月11日16時46分,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司佳女士,因病醫治無效,於在上海長海醫院逝世,年僅42歲。
司佳,上海人,她2001年獲全額獎學金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系留學,2006年8月獲博士學位。2006-2007年任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系講師,兼任聖約瑟夫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2007年8月起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2016年11月晉升教授,博士生導師。2010年赴日本関西大學開展為期一年的G-COE項目博士後研究。她於2008年獲上海市晨光學者基金,於2014年獲得「上海市高校外國留學生英語授課示範性課程」。
司佳的專業和研究專長是中國近現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近代城市社會史、出版史等。在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工作的13年來,她一直工作在教學科研第一線,先後開設「西方中國學研究文獻講讀」、「近代史研究專題講座」、「專業英語」及全英文授課的「西方人在中國:1500-1900」等課程,著有《近代中英語言接觸與文化交涉》,出版譯作《中國紀行:從舊世界到新世界》,並發表論文三十篇。
張目強 44歲
2020年10月23日23時,安徽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張目強因病於在上海瑞金醫院去世,年僅44歲。
張目強2000年畢業於西北政法大學民商法專業,取得法學學士學位;2004年畢業於西北政法大學國際經濟法專業,取得法學碩士學位;2012年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國際經濟法專業,獲法學博士學位。
生前任安徽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安徽大學經濟法制研究中心研究人員。研究方向:國際貿易法、世界貿易組織法。中國國際經濟法學會理事,中國法學會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會理事,安徽省法學會港澳臺法律研究會常務理事;合肥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安徽省律師協會涉外法律專業委員會委員。
張目強同志長期從事國際貿易法、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先後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持省部級以上項目5項,出版專著1部,是安徽省「省級教壇新秀」、安徽大學優秀骨幹教師。
他的英年早逝不僅是安徽大學法學學科,也是安徽省法學領域的一大損失。
孔維治 44歲
2020年10月31日,長安大學研究生院教師孔維治因病情惡化,搶救無效去世,年僅44歲。
去世後,孔維治老師眼角膜捐獻給了陝西省紅十字會,將幫助兩名盲人重見光明,遺體捐獻給了陝西中醫藥大學,生命在醫學教育事業中延續。他的名字也被刻在了「大愛」豐碑上,被世人永遠銘記。
中國科協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科技工作者的平均工作時長為8.6小時,最長工作時間每天16小時。
高學歷者每日工作時間更長,睡眠缺乏情況嚴重,博士學歷的科技工作者每日平均工作時間最長,為9.29小時。
同時,博士和碩士學歷的科技工作者每周花在運動上的時間都不足5小時,顯著少於其他學歷群體。
除此之外,一些常見的職業病,在科研人員身上發生的概率也較高。甚至有人說,科研正成為一項「高危性」的工作。
據中國科協的調查結果顯示:
四成科技工作者患有某種類型的常見疾病,患頸椎和椎間盤疾病的比例最高為22.4%,其次是高血壓為7.8%、關節炎為7.5%;
三分之一的科技工作者存在長期身體疲勞或腰背酸痛等亞健康症狀;
近三成的科技工作者從不參加體育鍛鍊,科技工作者群體中的體育人口比例不到四分之一。
2015年,杭州市科協的一項調查顯示,杭州市科技人員中,高血壓、頸椎病高出其他人群3倍以上,亞健康的比例達到50%以上,還有易疲勞、神經衰弱和情緒不穩等亞健康的表現。
那麼,科研人員該如何衝出亞健康?
中科院自動化所研究員彭思龍曾以《科研生活:衝出亞健康》為題,分享了他的心得。分享給大家:
我們經常聽到一些讓人遺憾的消息,一些風華正茂的學生以不恰當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些年富力強、卓有成績的科研人員非正常離開了人世。
談論中,大多數對這些人表示不理解。為什麼我國的科研人員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怎麼才能避免出現這樣的狀態?
我們平時看到很多科研人員滿腔熱情,似乎沒什麼問題,但是就我個人少量的觀察,大多數人並不是很健康,不是高血壓,就是糖尿病、前列腺炎、心肺病等,這些大多數發生在老年人身上的病,卻過早出現在了中青年人的身上,儘管有時候並不嚴重,但是也是疾病的前兆,我們稱之為亞健康,發生這樣的現象是有原因的。
以下幾種導致這種現象的副作用是我個人的體會。
一是人情社會的交往模式帶來的副作用。
我國是個人情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是緊密的,每個人都被自己的親戚、朋友、同學、戰友、同事所包圍,每個人都在介入別人的生活。
因此,大多數時候,國人都要忙於應酬,而應酬的主要方式就是喝酒吃飯。科研人員一樣不能免俗,有時候為了課題,為了一個團隊的發展,也需要同樣的交往。
交往多了,酒宴也就多了,身體自然就消化不了這些交往帶來的副作用,亞健康就自然產生。
二是社會物質發展轉型帶來的副作用。
我國社會在過去三十年中發生的最大的變化是物質的快速豐富,從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極度匱乏,到了現在的隨意吃喝,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可是我們的消費和飲食習慣並沒有因此而改變,身體對食物的消化是需要較長時間才能適應的。
比如,一個朋友跟我去內蒙古考察旅遊,一天三餐羊肉,他胃口好,每頓都吃得比較飽,第三天晚上,就得了急性腸胃炎。
由此可知,我們改變了飲食結構的同時,我們的身體可能還沒有很快地適應當前的飲食結構,因此各種消化疾病自然就容易產生。
科研人員可能在飲食上稍微注意一些,但是固有的習慣和新的形勢之間的不協調,同樣產生身體的不適應,這種不適應最終表現為亞健康。
三是急速發展過程中的功利性帶來的副作用。
由於我國社會處在歷史上發展最快的時期,快速的發展使得所有人對未來的期待抱有很高的目標,各個不同集體之間需要在社會中調整自己的位置,誰都不想落後,於是各種競爭性的考核機制誕生了。
這些考核機制假定過去的速度至少保持不變,體制裡的人是能量無限的,因而很多考核也比較超前,而且是快速變化的。
可是,人並不是能量無限的,因此,處於這個考核體制中的所有,不管是領導還是群眾,都比較焦慮,這種焦慮正是很多心理和生理疾病的直接誘因。
四是歷史性人才斷檔帶來的副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面臨著技術性人才的斷檔。於是大量的年輕人提前進入了戰壕,我們經常能夠看到,並不是非常成熟的團隊承擔著一些關鍵的工程,這時候,很多環節都充滿了風險。
只要是比較負責任的領導,都不會希望自己的團隊失敗。當遇到一些需要持續好多年的大工程時,壓力可以摧垮哪怕是最堅強的人。
如今看來,人才的斷檔似乎是解決了,但是一個較大的後果是,中青年佔據了大部分重要的位置,後來者呢?就沒有那麼幸運,他們和上一代比,晉升速度就要大大地放緩,甚至比正常還要慢,他們遇到了玻璃天花板。
錯了,以前是玻璃天花板,現在就是玻璃鋼天花板,如果沒有超強的實力,是很難突破這層天花板的。
這也造成了上位者勞累,後進者憂慮。不管是勞累還是憂慮,都是亞健康的主要兇手。
五是社會撫養教育模式帶來的副作用。
我國的青壯年不僅僅要面對工作的壓力,上有老下有小的現狀也讓他們多了很多的負擔。老人大多數有各種大大小小的病,需要花費巨大的精力照顧。
而我國的教育氛圍也讓一個家庭將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為了教育一個孩子,大多數時候會犧牲一個成年人的大好青春。
這種對上的養老,對下的過度付出,導致我國的中青壯年擁有了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三座大山:老人、子女和事業。
前不久跟一個朋友聚會,他年紀不大已經滿頭白髮。他就是在我國典型的三座大山下的科研人。
六是醫療保障體系的缺陷帶來的副作用。
我們的醫療體系迄今為止還只是關注表面的疾病,比如每年體檢一次,但是很少有控制疾病的作用。
其原因在於,這些手段只能發現外在的病,而不能發現潛在的病,更不能阻止病情的發生。實際上,美國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同樣面臨社會的亞健康,於是大量的臨床心理學誕生了。
儘管我國的心理學已經拿來了一些理論和方法,但是就個人感覺,在社會生活中還沒有形成氣候。除了一些明顯不正常的人去看心理醫生,一些看似正常,實質上已經亞健康的人,更需要心理介入。
根據上面個人的簡單觀察,避免亞健康可以從幾個方面入手。
一是對於人情交往,有所為有所不為。
交往是一把雙刃劍,所有人都覺得累,但是都被這種氛圍所綁架。適當地放下,有節制地往來可能是必需的。
二是飲食結構需要調整,身體要適當鍛鍊。
三是對各種考核看得淡一些。
與其去符合急功近利的考核,還不如靜下心來,好好做點有長遠意義的科研。
四是人才要分流,不能總走獨木橋。
要做的事情很多,可做的事情也很多,不一定非要做什麼別人現在認可的事情,走自己的路才很重要。
五是養老服小,在可見的未來這是個很重要的任務,只能想辦法處理得更好。
六是抽點時間看看中國古典文化書籍,看看現代心理學,自己給自己諮詢,可能會減少不必要的擔憂和焦慮。適當的時候,也可以去專業諮詢。
大多數時候,我們都處於亞健康的狀態,但是否處於亞健康,自己應該能夠有所感知,並且儘可能了解其原因,避免一些明顯的誘因,主動尋找跳出亞健康的出路,可能是唯一的辦法。
當然,我們不能因為怕健康而放棄了事業,在放棄和追求中間尋找一條可行之路可能是我們主要要思考的。
希望我們都能晚點進入亞健康,為了幸福,為了事業,早點衝出亞健康。
另一方面,科研人員自我調節和注意很重要,但很多科研人員健康狀況堪憂的根本原因在於科研體制與管理方式的不健全導致的身心疲憊。
有一項調研顯示,從心理自我實現的角度看,超過半數的科研人對本身工作的滿意度一般或不太滿意,其中,一般佔46.79%,不太滿意佔9.43%,還有非常不滿意佔0.38%。
造成這個結果的究其根本還是中青年科研人員職業發展瓶頸高,層層指標,非升即走的制度造成了上位者勞累、後進者憂慮的現象。
因此,進一步健全、完善的科研管理制度,進一步健全醫療體系,讓科技工作者都能在寬鬆的科研環境、充分的經費保障、先進的醫療條件下工作,才能在保證科研成果的同時,避免繼類似悲劇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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