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是黨中央基於當前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促進經濟長期穩健發展所做的戰略選擇，其從經濟長期可持續、高質量發展角度提出宏觀調控的新思路，是一種重要創新，標誌著我國宏觀調控的思路從過去注重熨平經濟波動轉向提高經濟增長的穩健性，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條件。
準確把握跨周期政策的深刻內涵
宏觀調控跨周期是相對於傳統逆周期調節而言的，其重在避免因短期過度刺激留下長期發展的後遺症。逆周期調節，旨在熨平經濟運行中過度的周期性波動。這一政策的理論源於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逆周期的需求管理政策成為世界各國普遍奉行的宏觀調控圭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逆周期調節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不斷完善，無論是應對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還是今年以來應對疫情影響，我國都實施逆周期調節，為經濟平穩運行注入強大動力，成為全球率先實現經濟復甦的國家，取得了良好效果。
但各國發展的經驗教訓也表明，逆周期調控政策在危機期間容易「冒頭」，並成為新一輪危機的風險之源。為對衝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各國都出臺了史無前例的量化寬鬆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這些政策在有效應對危機的同時，也帶來一系列「後遺症」。
未來一段時間，我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宏觀調控理論需要更多關注大變局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中長期問題，實現跨周期穩健發展。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中長期問題既有人口老齡化、要素成本上升、房地產泡沫、隱性債務等老問題，也有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外部環境變化等新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跳出應對短期波動為主的思維定式，更多從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加強創新能力等方面進行長期制度設計。
跨周期政策實施著力點
跨周期調控是對逆周期調控的進一步升級和完善，重在從結構優化、長期均衡角度提高宏觀調控的精準度和效力。具體看，未來實施跨周期調控需要把握好以下關鍵點：
平衡總量與結構，更加注重提高宏觀調控的精準度。傳統的宏觀經濟理論注重總量而不注重結構，這使得經濟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難以得到有效支持。未來跨周期調控將更加注重平衡總量與結構，提高精準度。加大對國民經濟短板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例如對服務業、「三農」和小微企業等精準發力，有針對性地減費讓利。尤其是要圍繞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關鍵環節，加快制度供給。在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內需市場優勢的基礎上，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抓手，打通國內要素循環。以科技創新為引領，用好用足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改革宏觀調控工具，更多使用市場化手段。「十四五」期間是我國能否實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各國發展經驗表明，中等收入階段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人口紅利過快下降、潛在增長率放緩，結構不適應、體制不適應則是其根源。只有推動結構和制度變革，提高潛在增長率，才能實現經濟轉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需要宏觀調控更多注重改革，以激發市場活力。就貨幣政策而言，過去主要以數量型工具為主、價格工具為輔，未來貨幣政策操作工具轉型的核心在於打造市場化的政策利率，提高資金的配置效率。
長處著眼和短期入手，形成既利當前又惠長遠的制度框架。跨周期調控強調要綜合施策，協調配合，確保各項政策邊際效力最大化，不把某項政策空間用盡，實同寓短於長、以長促短。當前，我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的質量、效率和動力都要發生新的變革，經濟運行中面臨的中長期問題較多，迫切需要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深入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根本上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更加注重政策的連續性和平衡性，形成既利當前又惠長遠的制度框架。
就貨幣政策而言，跨周期貨幣政策應更加注重方向、力度、節奏與結構上四個方面的動態均衡，助力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長期均衡。年初以來，人民銀行進行三次降準，與全球其他經濟體央行相比，我國央行貨幣政策一直比較穩健。未來一段時間，考慮到穩增長仍是今年乃至明年經濟工作的重點，要堅持逆周期調節的大方向，穩健的操作取向不宜根本改變，但也要靈活調整實施節奏，確保流動性總量、利率變化及政府支出與經濟復甦階段相匹配，避免單方面刺激。與此同時，提高結構性貨幣工具的精準性和監管有效性，引導資金流向，防止資金「脫實向虛」。
就財政政策而言，跨周期財政政策應更加注重精準支持中小企業、降低企業稅賦負擔、加大基礎創新領域的投資支持等長期穩增長、調結構的變量，以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市場主體尤其是中小企業是未來中長期經濟企穩回升的關鍵。為幫助企業活下去，政府果斷出手，大手筆、全方位幫助企業復工復產。逆周期財政政策是應對疫情的必要和及時之舉，有助於避免疫情短期衝擊演變為長期負面影響。今年以來，財政通過減稅降費等政策保市場主體，政府赤字率突破3%的限制達到3.6%以上，充分體現出了跨周期調節的特徵。未來一段時間，財政政策在繼續實施逆周期調控的同時，更加注重發揮財政資金的撬動作用，引導各類資金向內需市場、經濟補短板、基礎創新等領域聚集，為構建國際國內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創造良好條件。
（李佩珈系中國銀行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李義舉系中國銀行研究院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