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9日（星期四）晚7：00在北京大學舉行的大型學術論壇：中國經濟學與改革發展3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劉迎秋教授、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雎國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教授、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會長、泰康人壽董事長陳東升教授在論壇上做了精彩主題演講。如下是獨家門戶網站戰略合作夥伴搜狐財經發回的現場報導：
劉迎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
謝謝黃桂田院長，謝謝在座的各位。
非常高興應邀到北京大學與大家一起討論經濟學與中國改革發展30年的關係。估計在座的各位中有很多人對這個問題會感到陌生。因為年輕，不了解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個什麼樣子，從而也就很難理解改革開放的成就具有多麼多大的意義。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1978年開始的。此前，中國還處於文化大革命的尾聲階段或者說文化大革命氣氛還未消失的階段。說到文化大革命，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現象就是「四人幫」橫行，並使那個所謂「四人幫」時代，成了一個「白卷先生」橫行的「知識荒漠」時代。因此，那是一沒有真正科學的經濟學的時代，或者說，那個時代的經濟學與現在的經濟學完全不一樣的時代。雖然當時的經濟學主要是政治經濟學，但當時的政治經濟學，特別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主要還是一種說教式政治經濟學，而不是科學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隨著改革的深化和市場的發展，理論開始出現變化、演化和進化，經濟學也開始從原來的說教狀態逐漸走向科學。
實際上，科學的經濟學，只要稍加考究就會發現，它原本是一個古老的藝術，同時又一門最新的科學。
為什麼說它是最古老的藝術呢？那就是，自從有人類以來，人們就需要計算。即使最原始的經濟學，它的一個最基本和最簡明的原理，就是計算。經濟學的最早理論表述用的書名叫作《政治算數》，這決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該書的作者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工場手工業發展時期的經濟學家配弟。從這個最早表述體系及其理論的產生(1671-1676年寫成)到現在，已經過去至少有332年了。在這本書中，配弟第一個發明和使用了「政治算術」這個專門術語， 並試圖用它來「說明世界中混亂而錯綜的情況」。正如其長子謝耳本於1688敘為男爵前後將此書呈送給英國國王時所說的：「凡關於統治的事項，以及同君主的榮耀、人民的幸福和第三有極大關係的事項，都可以用算術的一般法則加以論證」。 配弟在幾百年前就提出了包括「政治」在內的所有人類事務，都可以用計算的方法加以安排的理論觀點和主張，還不足以表明經濟學是一門古老的藝術嗎？
說它是最新的科學，主要是因為，實際上直到今天，我們的經濟社會生活中還有很多東西仍然是未能得到計算或計算清楚的。比如，雖然改革開放已經過去整整30年了，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認真地算一算中國全社會一般性市場交易的流通費用到底有多少。在國外，我們到商場選購自己所要的東西，店員可根據我們選購的商品，通過計算機打出一個小帳單，上面記錄著所購買的商品的名稱、價格、應納消費稅額和就付款，以及你交給他多少錢和他實際找零多少，還有商場地址、企業代碼及其電話等等，很窄的一個紙條，各項內容記錄得一清二楚。如果你需要到單位報銷，有這個紙條就行了。現在，你再看看中國的情況，你在商場買一樣東西，店員給你開出購物小票，這個小票是複寫的，共兩張；如果你需要購貨發票，那麼，你到交款臺交款後，收款員還要給你再開一個三聯的發票，是一個比小票大兩倍以上的國家稅務局統一監製的發票。這樣一算，在中國購物涉及的支付票據，就要比國外至少多了四張。即使不考慮這四張紙的尺寸比國外市場上的那個結算小帳單大多少倍，源於此的交易費用就要高出三倍。對此，我們沒有計算。諸如此類的計算需求還有很多很多，等待著我們的計算。其中有很多，現有的經濟理論甚至還未曾涉及過。也就是說，直到今天，人類的行為，整個人類的活動，還有很多需要計算的地方。就此而言，還不足以說明經濟學至今仍然是一門最新的科學嗎？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開始的我國這場經濟體制改革，實際上也是從計算開始的。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獎倡導者之一于光遠先生早在「四人幫」粉碎後不久，就曾首先倡導的關於按勞分配的討論，這個討論的基礎，實際上也是一個計算問題。所謂按勞分配，就是要以勞動者提供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及其多少進行收入的分配。在他提出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毛主席曾有一個講話，說「按勞分配也是資產階級法權」，因此，在實踐中不能搞按勞分配。在于光遠的倡導下，在改革開放之前的1977年，我國就開始了按勞分配理論與實踐的討論。我記得全國性的大討論至少有五到六次。討論的結果是，幹和不幹不能一個樣，幹好幹壞不能一個樣，幹多幹少不能一個樣，只有不能一個樣，才能使貢獻得到肯定，才能使效率得到弘揚，才能使經濟得到發展。也正是通過這場大討論，才有了後來的怎樣改變分配上的「大鍋飯」、生產上的「大幫轟」和生產關係上脫離實際的各種管制的要求。計算的討論，不僅帶來了認識上的提升，而且有效推動了經濟社會的發展。這就是為什麼直到目前為止，經濟學仍然是一門最新的科學的道理所在。
不僅如此，經濟學還是一個沉悶的科學。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社會發展了，過去一直困擾我國的「短缺」不再了，市場上的產品和服務五顏六色，社會上的人們忙忙碌碌，還可以不時看到有人一夜暴富、發了大財的情景，外面的世界精彩而充滿了誘惑。於是，不管是從事經濟學學習和研究的，還是從事其他專業的學習與研究的，都難免坐不下來，甚至形成普遍的「浮躁」。常常看到我們的同學和老師中存在的一種現象，就是，當他看到別人發表了一篇好文章後，自己也想做出一篇來，但由於市場大潮的幹擾的誘惑，他坐不下來，於是就想「走捷徑」，甚至選擇了「抄襲」。他以為，由此可以順利地加入到經濟學研究和創新隊伍中來。然而，經驗證明，這是不可能的。經濟學不支持「浮躁」，反對任何不求甚解的「妄言」，更唾棄任何形式的「抄襲」。要真正做好經濟學研究，就得沉下心去，踏踏實實地做些調查研究。所謂「板凳甘坐十年冷」，功夫就在於此。如果你不甘坐冷板凳，不認認真真地搞調查與研究，你就無法實現真正的計算，結果你也就不可能摘取社會科學皇冠上的這顆明珠。這是我在這裡強調經濟學是一門沉悶的科學的一個重要道理。另一個道理就是，經濟學本身實際上是很「沉悶」的，有時甚至沉悶到枯燥無味的程度。如果你不懂得這一點，甚至是帶著譁眾取寵之心加入到經濟學學習和研究隊伍中來的，那麼，你最好先把自己的心態整理好，否則你無法適應這樣一門「沉悶的科學」的要求，因此也很難有所成就。
在大變革的當代中國，在社會發展和實踐需要的推動與弘揚下，經濟學又成了一門顯學。大家如果回憶一下，從毛澤東時代到現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六十多年間，我們曾經經歷過幾次理論和學術的輝煌。比如，在毛澤東時代，我國曾經掀起過一個讀《水滸》的熱潮。當時，全國人都在看《水滸》。我不愛看小說，比如《紅樓夢》，好多人都說好，毛主席也提倡看，但直到現在，我也沒看完它。因為我讀不進去。但是，我把《水滸》讀完了，並且讀了好幾遍。雖然因為當時很年輕，還不懂其中的更多道理，但我加入到那個潮流中去了。現在回過頭去看，我們已經知道，那是一個用歷史「改寫」現實的時代。因此，當時最時髦的並不是經濟學，而史學和鬥爭的哲學。後來的全民學哲學運動和中國發展史上的「哲學熱」，則曾經使哲學成為那個時代的「顯學」。什麼叫哲學？哲學就是明白學。當時，我們學習它，其本意是讓我們明白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什麼。但是很遺憾，有人把這種學習熱潮引導到了「個人崇拜」的泥潭。與那種情況不同，近30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的一個巨大變化，就是曾經紅極一時的「哲學熱」，如今也變得貧困了。繁榮的「哲學」變成了「貧困的哲學」。這是為什麼？主要是因為實踐，特別是改革開放的實踐。實踐告訴人們，計算比「抽象地明白」更重要。「效率」比「坐而論道」更現實。改革原本就是為了解決計算和效率問題。其基本目標，就是要通過計算選擇一種制度，這種制度能夠使懶惰的人變得勤勞，使勤勞的人變得更勤勞，使愚蠢的人變得聰明起來，使聰明的人變得更聰明。這裡的勤勞和聰明以及從懶惰轉向勤勞、從愚蠢轉向聰明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經濟學的計算過程和效率的提升過程。這是經濟學生命力所在，也是經濟學之所以成為顯學的根據所在。隨著經濟學能夠幫助解釋和解決的經濟社會問題的增多，經濟學的顯學地位也就越來越突出。以至於那些不願意做沉悶的經濟學的人們，隨著這門顯學的興起，也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了。如果願意的話，大家可以上網查一篇叫做《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回憶了1978年改革開放後學術界關於生產目的的討論及其成果，同時也抨擊了經濟學界的個別同路人。
30年改革開放取得的一系列輝煌成就，離不開經濟理論的支撐。經濟學是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而成為顯學的。經濟學之所以成為顯學，不是因為它的「顯」才有了更多的人學，而是因為它的直接與深刻，才使人們更加願意加入經濟學。三十年來，經濟理論研究對於改革開放與經濟社會發展所產生的推動作用，常常是從一些不起眼的微觀現象研究和基礎理論探索開始的。除前面提到了按勞分配理論和生產目的的研究與討論外，還有價值規律、再生產理論、企業產權與效率理論、所有制理論以及宏觀經濟運行的理論與政策的研究與討論，等等。正是通過這種研究與討論，分析和闡明了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論證和說明經濟運行的內在機理和產業結構變動的客觀規律，從而達到了經濟理論研究的源於實踐而高於、尊重實踐和更好地指導實踐的最高境界。
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在這裡，我想多談幾句有關所有制理論的討論和民營經濟的發展問題，以此來結束我的講演。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成立於1993年。中心成立後，所做的一項基本工作，就是對中國非公有制經濟進行長期跟蹤與調查，通過調查和分析比較，深刻闡明中國民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實現更加持續健康發展的可能性與現實性。三十年來，經濟學家在這個領域做了很多有價值的工作。承認並鼓勵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最初動因，就是要解決好大批知識青年返城後的勞動就業問題。在國家財力和能力有限的情況下，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允許他們自己創業，允許他們帶頭上街賣「大碗茶」。實踐的結果表明，由此作者個人的福利得到了改善，全社會的就業總量也得到了初步解決。於是，要不要繼續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就歷史地提到了日程。按照傳統理論，發展個體私營經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現在，不能再這樣認識了。最先開展這方面研究的就是經濟理論界的廣大學者。他們通過調查和研究，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生產力存在多層次，個體私營經濟與生產力的多層次是相適應的。
理論上成果，不僅在政策上得到了反映，而且變成了人們的普遍社會實踐。圍系統了解這一發展線索的一個最好辦法，就是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如何發展，大家可以看如下兩類文件：一類文件是黨的歷次代表大會上的總書記報告。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二屆、十三屆、第十四屆、十五屆、十六屆、第十七屆代表大會報告。另一類文件就是中國的憲法及其修改。
縱向地看這兩類文件，看完之後你會發現，黨的每一次代表大會和後來的憲法修改，都有重大變化。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改革開放到黨的十二大，主要講中國要發展，就要承認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講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的輔補充。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除了要發展和完善公有制外，要鼓勵個體經濟的發展。黨的十四大召開之前，中國經歷了一場政治風波，理論思潮也發生了一定的波動，出現了對鄧小平理論的動搖。例如，鄧小平1991年在上海休假期間談到的改革的膽子再大一點兒，搞改革不要先問姓資還是姓社以及闡述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建設有市場等。這些談話不僅沒有在北方產生影響，反而還出現了批判浪潮，甚至發表文章的題目直接使用「搞改革就是要問姓資還是姓社」「計劃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等文章。1992年2月鄧小平乘火車南巡發表「南方談話」。南方談話像一股春風，一下子激活了沉悶了很長時間的經濟理論界，糾正了思論研究的方向，把人們的思想真正引導到了改革和發展這個主題上來了。鄧小平關於1988年以來的調整有隻穩的功勞和沒有85年到88年的跨躍式發展，動亂可能來的更激烈以及發展是硬道理和發展慢了不行等等，這些話一出，激活了整個思想界和學術界，創造了經濟理論研究與創新推動改革開放繼續走向深化的新的開端。這就是1992年以後，黨的十四大在黨的十三大已經明確的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理論和政策主張。黨的十五大明確肯定了股份合作制的社會主義性質。黨的十六大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科學內涵和「兩個毫不動搖」。黨的十七大則進一步提出了「平等保護」、「共同發展」的政治綱領。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也按照黨的代表大會在理論和政策關於個體私營經濟地位及其作用的要求，經過五次修改，也越來越清晰明確。這些結論之所以能夠寫進憲法，寫進黨的政治報告中，不是憑空而來。究其原由，一是社會發展的內在需要，或者說經濟社會發展本身的內在要求；二是理論研究發現了問題提出了對策。在改革開放之初，不發展個體經濟，知識青年到哪兒去就業？賣大碗茶是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第一批個體經濟的萌芽。從就業角度看，從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的十年間，國有經濟部門大約平均每年退出職工400多萬，退出的職工再就業，主要是民營部門，民營部門每年吸納的就業大約是160到180萬。到去年年底，全國有私營企業已達570多萬家，吸納的就業的人數超過了一個億，加上在各個領域就業的民工，大約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富餘勞動力是1.6億，還有人估計為1.8億。如果沒有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這1.6～1.8億勞動力到哪裡去就業？正是因為我們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有了上述認識和政策，我們黨的文件和國家的憲法才能夠有所反映。
總之，今天的經濟學之所以發展成為一門顯學。其顯，就顯在了它發現了、揭示了、論證了、闡明了經濟發展本身固有的客觀規律，顯在了這種揭示和發現、論證和闡明源於實踐並有力地指導了實踐，進而較好地推進和深化了改革，促進了經濟社會的更大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今的中國經濟學，也已經初步成長為社會科學皇冠上的一顆明珠。
讓我們為使這個顆明珠更加輝煌和璀燦而增添更多的光彩!
讓我們進一步深化經濟理論研究，為更好地推動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就講這些，謝謝大家！
(責任編輯：李淑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