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期間，為了減少戰機的損失，英國進行了一項研究：在飛機的哪個部位裝上更厚的裝甲，可以提高防禦能力？ 有人研究了那些受傷後飛回來的飛機，建議在彈孔密集的地方增加裝甲——因為這些地方更容易被打中。但有人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油箱下面沒有彈孔。後來他意識到：油箱下面沒有彈孔，是因為油箱中彈的飛機都墜毀了，是無法飛回來的。所以，油箱恰恰是最需要增加裝甲的地方。
這個例子生動地解釋了「倖存者偏差」：人們的統計對象，往往來源於特定群體，從而造成認識的偏差。因「倖存者偏差」發生錯誤的問題比比皆是。
有個段子說：小米手機取得巨大成功後，雷軍用調查小米手機的方法來設計小米電視，效果卻很不理想。雷軍百思不得其解。有人提醒他：小米手機的用戶，有多少家人家有客廳呢？這就是一種「倖存者偏差」。
還有人說：看中央電視臺的節目，感覺自己生活在共產主義；看微博上的帖子，卻感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剛上微博時也非常奇怪：怎麼突然冒出來這麼多同性戀和反對拆遷的人？後來意識到，這其實就是一種「倖存者偏差」：能上中央電視臺的，往往側重「正能量」；而有怨言而無處發洩的人，往往跑到微博上去發帖了。「倖存者偏差」的存在，讓兩者都不是真實的世界。
對於真正的創新活動，成功率非常低。國外統計過，在技術成功的項目中，能夠取得商業成功的不到10%。這也導致了創新的研究者必須重視「倖存者偏差」。事實上，在技術創新領域，「倖存者偏差」隨處可見。
比如，領導要促進科技創新，就去調研校長、院士、專家、勞模等成功人士，問他們有什麼需求。事實上，一個人能成為成功人士，說明其外部環境是不錯的；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卻往往因為沒有話語權，而在領導的視野之外。所以，政策總是不落地、往往是偏向那些情商高的領導。
再如，領導到科技院所調查時，專家往往抱怨「最後一公裡的困難」。於是，國家的政策一直是強調要幫助技術人員進行成果轉化。但在我看來，這往往是個偽問題：在市場環境下，投資人多而好的項目少。如果不是技術本身有問題，何來「最後一公裡的困難」？真正的問題往往出現在「第一公裡」的選題、定位，而「最後一公裡」則是技術難以交差的表現。
我講創新課時，內容總是和書本上不一致。後來想明白了：主要是知識的來源不同。我來源於自己的親身經歷，有成功也有失敗；而書本上的很多知識來源於對成功案例的總結。20多年來，我一直在發展中國家搞創新、在傳統產業搞創新，難度總體上更大些、也更容易產生失誤。所以，我特別重視在各個環節防止失誤，而多數書本關注的則是如何正面解決問題、發達國家如何解決問題、網際網路產業怎麼創新，結論自然不一樣。
我在《管中窺道：技術創新的觀念與方法》一書中闡述的理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國內製造業一線的技術人員往往與我有很多共同語言，大概也是這個道理。因為感受的來源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