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金·C.哈格羅夫（Eugene C. Hargrove），北德克薩斯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教授。通訊地址： P.O.Box 310920,Denton,TX 76203-0920
即使在美國，環境倫理也尚未納入中小學教育，因此任何相關評論都還只能停留在探索階段。同樣值得引起重視的是，在美國行之有效的做法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未必同樣有效，甚至可能全無效果。要使某種環境倫理在特定社會中發揮作用，就必須讓其牢固地建立在該社會經過歷史演變而形成的文化態度和價值觀的基礎之上。在借鑑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觀點時，教育工作者必須小心謹慎，避免採用與自己的社會規範存在衝突的元素。例如，在美國發展起來的國家公園理念，在亞洲國家會被視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這種理念的應用，不時導致了社會混亂和不滿，因為當地人會被迫從自己祖祖輩輩居住或利用了數百年的土地上遷走。
理論與實踐之間也存在很大差距。環境倫理學文獻往往是以理論為導向的，它與實際問題的融合方式是理論家和環境專業人士都尚未研究明白的問題。在過去十年中，可用理論的數量顯著增加，結果，尋求得到指導的有關公民很容易在面對許許多多相互衝突的立場主張時感到無所適從。
最後，向兒童講授倫理觀念時，存在一些固有的特殊問題，其中包括：父母擔憂孩子可能會被教授一些不適合的東西，不同年齡段的智力發展對能做的事情存在著限制等現實問題。正如亞里斯多德很久以前說過的那樣，我們無法向小孩子們教授倫理觀念，但是等他們到了合適的年齡時再教授卻往往為時已晚。由於存在這些困難，我認為最好不要集中關注如何將環境倫理的現有理論轉化為課程材料，而是應當將關注點放在普遍的環境價值觀之上，這些普遍價值觀在特定國家為人們所廣泛接受，與實際形成 這些國家的環境感知的觀念歷史相一致。
這樣一種路徑，將以人們在價值觀和美德方面的品格發展為基礎，而不是建立 在教授特定倫理原則的基礎之上。這樣，環境倫理的目的，就不是為了讓人們作出某 些特定的決策，而是為了使人們作出倫理決策形成一種總的背景。
在確定教學過程中價值觀念的取捨方面，我建議教育工作者進行一種逆向操作：從「需要做些什麼，才能促使公民和環境專業人士作出環保決策」向後推，推斷出「需 要做些什麼，才能從教育方面讓這些人做好準備，從而可以作出這些成熟的決策」。 我們首先要看看當地的環境法律和環境政策，看看哪些具體價值最有可能使人們作 出環保的決策。在美國，價值通常被列入環境法的前言，例如《瀕危物種法》中的「審美、生態、教育、歷史、娛樂和科學上的價值」，《荒野保護法》中的「科學、教育、景觀或歷史的價值」，以及《國家環境政策法》中的「我們國家遺產中的歷史、文化和自然方面」。在所有這些情況下，都刻意忽略了經濟價值，以便通過提倡其他價值來對無節制的經濟價值加以禁止或抑制。在加拿大，經濟價值通常被列入價值清單，但僅僅是眾多價值之一。例如，《育空環境法》致力於促進人們「與環境之間的經濟、文化、審美和精神上的關係」。如果育空人能夠找到一種平等促進上述四種價值的方法，那麼經濟價值自然會受到限制。如果不能，該法案將僅僅被當作一項經濟法規來實施。
美國和加拿大的環境教育者面臨的主要難題，是如何找到一種方式，培養未來的公民能夠在處理這些法律法規中列出的多種價值時不讓經濟價值壓倒一切。目前，這些價值通常被視為不適合進行成本效益分析的「非經濟」價值。於是，人們將其轉換為旅行成本、支付意願等意義上的經濟價值，這種成本和意願並不是很好的標準經濟估量。這些轉換的發生，是由於環境專業人員沒有接受過從環境價值的角度進行思考的專業能力培訓。確實，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被鼓勵作出「客觀的」—— — 據認為是屬於事實的、「價值無涉的」（value-free）、完全脫離了哲學語境的—— — 決策。這種客觀性，通常是通過利用科學研究或對消費者偏好進行量化和成本效益分析等來實現的。
然而，認為決策可以做到這種意義上的完全客觀的信念，是在很晚近的時期才出現的。它產生於三種相對較新的哲學主張：19 世紀中葉出現的功利主義、19 世紀與 20世紀之交出現的實用主義，以及二戰前後時期才出現的邏輯實證主義。從功利主義當中，出現了以下想法：善即快樂；從實用主義中，出現了以下想法：所有價值（根據用途，尤其是人類使用情況）都是工具性的；從邏輯實證主義中，則出現了這樣的想法：倫理陳述是任意的、主觀的、非理性的個人情感表達。融合了這三種觀念的現代經濟學，將決策變成了只不過是在資源相對匱乏的世界當中滿足個人偏好（欲望）的理性但自私（利己）的手段。
儘管現代經濟學的這些假設往往讓19世紀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感到不適，但對於今天普通人的思維而言它卻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以至於兒童們—— — 通常在學齡前—— — 在未經任何正規培訓之前就能熟悉相關概念。由於經濟思維在 21世紀是一種強大的主導思維方式，所以人們可能無法擺脫它的影響。但是，將其放置於一個更廣闊的語境當中，則是可能的，這樣可以使其危害性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降低。為了對抗功利主義的觀點，教師們可以引用亞里斯多德的話來強調，鑑於人們常常因做壞事而沾沾自喜，因此善與快樂實際上並不是一回事。如果善真的被定義為快樂，那麼任何倫理標準都將無法自圓其說。為了抵制經濟思想中的實用主義，教師們應當強調，我們對事物價值的重視，通常是因為事物本身，而非僅僅因為它們的用途。正是由於所有的價值均被轉換為工具性術語，在我們的價值體系中勾銷了內在的價值，所以環保主義者才開始呼籲為自然爭取權利。由於這種權利已被證明是無法獲得支持的，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重新伸張內在的價值—— — 當人們選擇出於事物本身的緣故而重視其價值時，事物就會產生內在的價值。
為了反駁邏輯實證主義的情緒論，教師們應當強調，價值觀不是孤立地單獨創造出來的，而是經歷了千百年的演變，是未受過多少正規培訓的社會成員所接受的社會理想。雖然人們對於在具體情況下如何適用這些價值觀可能存在相當大的分歧，但某個特定社會中，人們對於什麼是該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則幾乎是沒有分歧的。例如，在美國一次關於建立荒野保護區的政治聽證會上，雖然對於某個特定地點是否具有荒野價值或其是否應該因其荒野價值而受到保護等問題上可能存在重大分歧，但在有關荒野價值的意義及其應當作為相關政治決策的背景方面卻不會產生任何異議。相比之下，例如印度的情況，大多數參與類似聽證會的人會既不了解也不承認荒野價值的合法性。他們極有可能對這種價值觀的任何應用形式表示抗議，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與他們國家的社會規範不相容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產物。
環境教育不應該是向人們強加新的價值觀，而應當是現有價值觀的某種強化。例如，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在風景繪畫、自然詩歌、景觀園藝和自然歷史科學方面有著長達三個世紀的崇尚自然傳統。這種傳統非常強大，以至於遊客們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在拍照—— — 以那些 19 世紀風景畫為樣板進行精心的攝影創作。由於這種傳統，大多數西方人都自然而然地非常願意保護自然的美。然而，因為他們的教育經歷告訴他們人的美感是一種任意的、主觀的和非理性的情緒表達，而不是一種進化而來的、基於內在固有價值的、代替美學論證的社會理想，所以他們通常會傾向於依靠工具性的論點（例如，也許存在一些未知的可以將癌症治癒方法）、神秘的斷言（例如，人與自然之間存在著某種神秘關係）或政治性的類比（例如，大自然理應擁有權利）。
相關環保人士之所以會依靠這類論點，是因為他們接受的訓練要求他們以一種違背直覺的、狹隘的經濟方式進行思考。由於這種訓練，他們具備了必要的話語來表達那些他們已經丟失的想法。在喬治·歐威爾（GeorgeOrwell）的《1984》一書中，一個極權主義政府正在開發一種新語言，即「新話語」（Newspeak），其中道德詞彙最終將被簡化為兩個詞：好（good）與不好（ungood），從而限制該國的公民在道德方面的思考行為。現代經濟學的教學將價值術語化約到經濟價值和非經濟價值的層面，並在討論非經濟價值之前將其轉化為經濟術語，這在環境思維中也產生了與「新話語」類似的效果。例如，在一份育空地區狼管理計劃的最新草案中，一段名為「狼的非消費性使用」的章節，對狼的內在價值進行了討論。 這種非消費性利用不僅僅是一種非經濟的使用，同時也是一種「不使用」，除非我們硬要說，我們去博物館是去「使用」藝術品，去音樂會是去「使用」音樂。當我們習慣性地將自己的基本社會價值觀視為另外一些價值觀的模糊的否定陳述時，這些價值觀最終會被歸結為難以言喻的、邏輯實證主義的情緒論。
回歸平衡的傳統價值體系，並不意味著經濟學或經濟思維的終結。通過現代成本效益分析，這種思維仍然可能通過幫助我們確定自己並沒有在浪費錢財而發揮重大作用。然而，決策的依據未必會是經濟效率—— — 以最少的資金投入獲得最大回報，而是一個特定社會認為對自己最有利的價值。簡而言之，這將是一種從經濟到政治的轉變。
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觀點，倫理與政治是從不同的角度呈現出的相同事物，前者是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後者是從群體的觀點出發。 10 阿爾多·利奧波德（AldoLeopold）在撰寫其著名論文 《大地倫理》（The land Ethic）時就考慮到了這種關係。利奧波德的結論是，政治行動經常無效，是因為普通公民尚不具備支持該行動所需的價值取向。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利奧波德談到了「對土中小學階段環境倫理教育的傳統和多元文化路徑 165地的熱愛、尊重和欽佩，並高度重視其價值」，並提出將美、完整性和穩定性作為關鍵的倫理和審美價值。
馬克·薩戈夫（Mark Sagoff）在其著作《地球經濟》（The Economy of the Earth ）中指出，當今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既是消費者又是公民，同時具有消費者和公民的雙重偏好。消費者偏好與我們希望如何花費個人收入有關。公民偏好則涉及我們想要居住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當中的集體願望。雖然經濟學家經常對我們的消費者偏好加以總結並將其作為公民偏好來呈現，但二者並不能混為一談。作為公民的我們，完全有可能投票反對作為消費者的我們所渴求的事物。例如，即使我們比較看重快餐包裝的便利性，我們可能仍然會對其加以禁止，以幫助解決固體廢物處理問題。
如果全世界的人們都希望有效地應對我們共同的環境問題，那麼他們就不能僅僅只是消費者，而是還必須作為具有環保意識的公民來參與環保活動。然而，如果沒有經過同時成為公民和消費者所需價值觀的教育薰陶，這樣的公民就不會存在。這類教育應該是無需爭議的。很多環境相關的知識仍然可以採用現有方式進行教學。需要做的只是將知識點更合理地組織起來，以便學生了解他們學習的不僅僅是事實，還有他們的社會價值觀。如此一來，產生的結果並不是新的價值觀，而是原有價值觀的積極的重新表達。只有當這項任務完成時，當人們再次擁有話語來充分表達在事實和評估方面的環境擔憂時，我們最終才有可能將環境倫理從理論變為實踐—— — 從本質上說，這是對一種已經普遍存在的實踐的微調。
在智利，尤其是在應對這一特殊問題方面，跨文化的道德教育可能會面臨一些機會。如前所述，《育空環境法》據稱是為了促進「與環境的經濟、文化、審美和精神上的關係」。其中第一項顯然是針對工商界的。其他三項有較多問題。直觀地看來，歐洲裔加拿大人在文化和精神層面並未做好促進環境保護的準備。然而，他們在美學方面的環保推廣卻有著豐富的經驗。這種傳統始於 17世紀後期的歐洲，最初源于欣賞阿爾卑斯山的崇高，然後普及為將自然面貌描述為「風景如畫」—— — 美得像一幅畫（或者更確切地說，像克洛德·洛林（Claude Lorrain）的一幅畫作）。這種風景如畫的遊歷傳統現在被稱為旅遊業。由於這種傳統，自然美成了公共聽證會上保護自然場所最重要的理由之一。顯然，《育空環境法》中提到與環境的審美關係，針對的是歐洲裔加拿大人，因為促進這種關係對他們而言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然而，這種審美關係對育空地區的原住民民族來說並沒有多大意義，因為他們沒有那種崇尚風景如畫的旅遊傳統，然而卻佔據了半數左右的地區人口比例。1995年我第二次訪問育空地區時，我發現所有與我交談的育空「第一民族」（FirstNation）人民都不願意談論自然美。當我硬是提起這個問題時，得到的答覆是： 「這有什麼大不了的？它只是我們的家園而已」；「大自然是美還是醜，有誰在乎呢？」部落成員們更願意進行一些文化價值和精神價值方面的談話，而且這些價值觀主要集中在他們以環境為「家」這種關係之上。在公開聽證會上發言時，他們的語言會圍繞育空法案中包含的、要弘揚的文化和精神價值，但對歐洲裔加拿大人來說，這些價值並無重大意義。
由於歐洲裔加拿大人和「第一民族」各族人民對育空法案要弘揚的價值有著不同的興趣，而且彼此都更願意提倡符合各自興趣的價值觀，再加上雙方採取的處理方尤金·C.哈格羅夫 166式都來自當地另一半人口難以理解的文化傳統，所以兩個群體之間的溝通經常是自說自話或雞同鴨講。就像「第一民族」各族人民無法理解歐洲裔加拿大人的自然審美觀一樣，歐洲裔加拿大人同樣也很難理解「第一民族」各族人民的文化和精神價值觀。解決這個問題的最簡單方法，是通過小學階段的環境教育使孩子們能夠相對地熟悉雙方的文化和精神價值觀以及審美價值觀，這樣有助於他們在成年後的環境問題討論中更好地理解對方。
在智利，也有類似的原住民民族，他們很有可能與那些受歐洲傳統影響較大的智利人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念，這些觀念可能與加拿大和美國原住民民族的價值觀念截然不同。很多原住民民族的人口已經逐漸減少到作為一個群體而言已經不再具有多少政治影響力的程度。然而，智利的馬普切人部落可能是一個足以媲美育空部落的群體，他們可以在政治舞臺上發揮作用，而且如果他們的價值觀被納入小學階段的基礎價值教育，人們或許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們。同樣，其他部落的價值觀—— — 就其仍可以加以識別而論—— — 也將會成為有用的補充。關鍵不在於概念的灌輸，而是要促進更多的理解。了解馬普切人的價值觀念，可能會有利於解決未來的政治爭議。了解其他部落的價值觀念，可能有助於通過傳授如下觀念來促進對他人價值觀的包容：儘管在任何特定社會中主要社會價值觀都佔據著最重要的位置，但它仍然只是眾多選擇之一。
就我個人所知，智利在這方面的相關努力包括裡卡多·羅齊（Ricardo Rozzi）等人的著作《南美洲南方溫帶森林多族群鳥類指南》。該書通過兩種文化傳統中關於鳥類的敘述討論了馬普切人和雅甘人的價值觀念。書中附帶的光碟記錄了鳥叫聲以及在原住民語言、英語和西班牙語中這些鳥類的名稱及它們的故事，探索了跨文化和物種間的倫理規範。同樣，弗朗西斯卡·馬薩多（FranciscaMassardo）和裡卡多·羅齊合著的《世界最南端的民族生態學：雅甘工藝和傳統生態知識》通篇都是傳統故事、敘事和神話。為了編寫該書，作者曾與雅甘社群成員一起工作。他們專注於當今的原住民手工藝，意識到這項活動對南美洲南部生物文化保護和環境倫理的意義。為了實現將雅甘語言重新融入正規和非正規教育計劃的目標，馬薩多和羅齊與原住民社群的年輕作家克裡斯蒂娜·薩拉加（Cristina Zarra-ga）一起，為小學階段的相關教育籌備了研討會並編寫了一本書。這本由克裡斯蒂娜·薩拉加、弗朗西斯卡·馬薩多與裡卡多·羅齊合作編寫的《學習、傾聽、雅甘世界》，為兒童提供了包含 70個雅甘詞彙的圖解詞典。
關於馬普切的生態知識，智利的學校目前正在使用一種優秀的跨文化教育工具—— — 一套多語言教學光碟 《智利南部原始森林飛翔詩歌 20首》，作者洛倫佐·埃拉潘（Lorenzo Aillapan）是一位馬普切詩人和鳥類學家。光碟內容結合了鳥的叫聲以及西班牙語、英語和馬普切語三種語言的詩歌文本。智利南部和阿根廷的學校目前正將這套光碟用於環境倫理教育。關於這一嘗試的西班牙語討論，請參考下列著作：弗朗西斯卡·馬薩多與裡卡多·羅齊合著的《南美洲南部溫帶森林雅甘和拉弗肯什民族鳥類學》，洛倫佐·埃拉潘與裡卡多·羅齊合著的《當代馬普切民族鳥類學：智利南部原始森林飛翔詩歌 20 首》，以及（尤其是）《雅甘和馬普切人關於南美洲南部溫帶森林鳥類的原住民敘事的倫理意義》一書。
本文提出的觀點是，為適當地保護環境，經濟價值觀之外的其他價值觀必須發揮引領作用。通過從所謂的非經濟觀點促進政治層面上對所有環保呼籲之間的相互理解，以下可能性將會得到極大增加：一個社會的環境的管理，最終將成為反映整個社會觀點的均衡價值體系，而不是僅僅反映工商產業界的觀點。另一種選擇，則是僅僅為了私人經濟利益而進行環境管理。
〔李光輝譯〕
原標題：中小學階段環境倫理教育的傳統和多元文化路徑
作者：尤金·C.哈格羅夫
來源：《國際社會科學雜誌》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