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的眼球常常喜歡聚焦在中國經濟的崛起上，而對於中國生態意識的覺醒，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風起雲湧,則往往選擇性盲視。其實從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國公眾和學界環境意識「極度欠缺」到今天建設生態文明被寫進憲法，成為基本國策，一些地方政府不再唯GDP的馬首是瞻（如浙江麗水市都開始從人民的幸福感、生態環境的水平等角度評價幹部政績），中國的中小學普遍開始問津「自然課」，民間環保意識普遍高漲，中國正迎來全方位的生態覺醒。這一轉變的形成，固然離不開嚴峻的環境壓力，中國朝野上下的巨大努力，但國外生態運動的影響也是不容低估的。這方面，有一個人的名字是無論如何不該被遺忘的。他就是有「環境倫理之父」之稱的霍爾姆斯·羅爾斯頓。
從他的《哲學走向荒野》和《環境倫理學》2000年在中國翻譯出版算起，這位走向荒野的哲學家的思想幾乎影響了一代中國環保人士。他對荒野的讚美，對自然之美的深刻體悟感動過成千上萬的讀者，激勵他們自覺投身於環保事業。
羅爾斯頓眼中的大自然，內在的就是一個神奇之地，它本身就具有自己的價值。整個生態系統中，美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不僅我們的福祉根植於自然，而且我們的心靈也是在與自然接觸中變得充盈的。這種對荒野的摯愛，對大自然的一往情深，或許跟他的童年有關，跟他所處的環境有關。喜歡約翰·丹佛《鄉村路帶我回家》的人大概都記得歌聲中的佛吉尼亞州的「藍嶺山脈和雪蘭多河」，羅爾斯頓就是在雪蘭多山谷出生的，可以說是餐藍嶺風、飲雪蘭多水長大的。這樣我們也就理解了他的「荒野」情懷。今日落基山中悠然吃草的麋鹿、野鹿，應該也得益於哲學家對保護荒野的呼告吧。
我們當然可以對他的生態中心主義立場持保留態度，但他對伴隨現代性的得勢而橫行西方數百年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挑戰無疑是股清流。他對環境倫理學和環境美學的發展所做出的開拓性貢獻也將永載史冊。
筆者有幸，2018年5月1日，在海棠花開時節，踏著繽紛的落英，在第12屆生態文明國際論壇科羅拉多分會上零距離地接觸了這位「綠色巨人」。
一起吃早餐的時候，我們曾問他是否自己種過地？他說由於喜歡吃爆米花，四歲的時候種過玉米，而且獲得了豐收，玉米多得只好四處送人。飯後，他開車送我們回賓館的時候，其車的後備箱中有兩樣東西也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一個跟隨他數十年的近似古董的皮包，一把包著皮套的野營時用的斧子。80多歲高齡的他居然還常常外出野營。可見自然在他心中的分量。
他可以說是個當之無愧的對自然胸懷偉大情懷的人。這種偉大的情懷，正如我國有學者所說，「有助於稀釋和衝淡人們對個人自我利益的過分關注，有助於把人們從對物質利益的永無休止的算計和糾紛中解放出來」。
對於這次他的演講主題，坦率地說，跟萬裡而來的大多數中國學者一樣，我們期待這位世界環境倫理學界的巨擎講一下美國環境倫理學的最新進展，因為荒野、大自然是他的信仰所在。不料他給出的演講題目卻是「中國的環境美學：東西對話」。這雖在預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因為他內心對中國一直有著揮之不去的情愫。
算上1998年第一次飛往中國參加中國首屆生態哲學學術研討會，20年來他先後訪華6次。中國學子的好學、中國人的好客給他留下美好印象。我們這次的第12屆生態文明國際論壇能夠請到他，固然有柯布博士和哈格羅夫的面子在，但更主要的還是歸結於他內心深處的中國情懷。當筆者感謝85歲高齡的他不辭辛苦為我們聯繫會場，站著發表了長達一個半小時的演講時，他說他永遠忘不了在中國受到的熱情款待，現在到了他回報「好客的中國人」的時候了。其實，早在1998年與中國學者的對話中他就說過自己將「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國的環境倫理學研究」。在《環境倫理學·中文版前言》中他也說：「除非（且直到）中國確立了某種環境倫理，否則，世界上不會有地球倫理學，也不會有人類與地球家園的和諧相處，對此我深信不疑」。
從他的演講以及與他的私下交談中，你更是不難發見他對蘊含在儒家、道家和佛教中的中國傳統生態智慧的欣賞。在他看來，道家的「順其自然」「陰陽」和「無為」的觀念，儒家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孔子的「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中都蘊含著極高明的生態智慧和審美智慧。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些智慧確保了中華民族血脈的延綿。
這其中，鄉村和中國農民起了重要作用。因為中國的農民最懂美，他們不僅總是生活在風景中，而且總是在創造著風景。演講中他用一張美到令人窒息的中國南方梯田稻田的圖片，完美地闡釋了自己的觀點。令他遺憾的是，西方文明從一開始就過於緊密地與城市聯繫在一起，以至於漠視了鄉村和大自然的美。以古希臘哲學巨擘蘇格拉底為例，他的傳記忽略了生物學。對大多數生命形式都沒能進行考察。蘇格拉底自己也明確說過：「鄉村和樹木不能教我任何東西，而城市中的人則能教我很多。」
儘管高度讚賞中國古代的生態智慧和環境美學，但這不意味著他將眼睛從當代中國嚴重的環境問題挪開，其中包括至少840種動物的生存受到威脅，只有2%的中國原始森林保存完好，許多森林都受到被砍伐的威脅，過度放牧導致的沙漠化，開發商對城市景觀的建設性破壞等。這方面，羅爾斯頓毫不含糊地堅守了自己哲學家的質疑、追問的職責。
下列問題是他向與會的中國代表提出的：
在坐的各位有誰一直在遵循自然的法則生活？
多少人親眼見過丹頂鶴？
對開發商對美建設性的破壞，中國學者可曾發出過自己的反對之聲？
中國優秀的儒家學者、共產黨員、中國人會撿起他們自身產生的垃圾嗎？
垃圾問題在許多人看來是小事，但在羅爾斯頓那裡則是事關人品的大事。「只有當你撿起自己的垃圾之時，你才是真正站起來的人。」他用自己家鄉維吉尼亞的這句諺語闡發了垃圾和人品的關係。
演講最後互動階段有中國學者問：當代西方環境倫理領域最新關注的問題是什麼？羅爾斯頓的回答是：「氣候變化與人的消費。」儘管每一片雪花都說自己是清白的，但雪崩卻的的確確是所有雪花「共業」的結果。他用「適度」概念來闡發自己的看法，就是要適度發展，適度消費。並問中國學者：英文「enough」一詞在中文裡怎麼說？對於熟讀艾倫·杜寧《多少算夠》的中國學者來說，老人的意思是不難領悟的。老人對中國的關切更是不難體會的。
與西方另一個著名生態哲學先驅小約翰·柯布看好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認為「生態文明的希望在中國」不同，羅爾斯頓對中國的生態問題表達的更多的是深深的憂慮。他擔心中國人重蹈西方「工作第一，風景第二」的覆轍。「是的，中國需要經濟繁榮，但是，難道你願意因此而讓中國變得更熱、沒有藍天嗎？你是否願意為了經濟繁榮而生活在一個充滿刺鼻的空氣、有毒的土壤和河流、缺少生物多樣性、雜草叢生、垃圾遍地的環境之中嗎？」
這的確是個令人不安的問題，也是中國所要面臨的艱難的抉擇。
他真心希望「美麗中國」「生態中國」拯救中國。認為「中國人在追求和諧美方面具有悠久的傳統，他們擅長將事物融入到一個美麗的整體之中並使之高度地和諧」。中國人喜歡說「家園」，這意味著在中國人的觀念裡，「家」永遠是與「園」、與風景系聯在一起的。沒有「園」的家不叫家，沒有風景的「家」，人如何詩意地棲居？
透過這些叩問，我們分明能夠感受到老人對中國人命運不可遏制的關心和殷殷的期盼，這是一種生態人特有的無疆的大愛。所謂「愛之深責之切」是也。
讓我們把敬意留給這位環保運動的先驅。但願我們能通過建設一個生態文明的「美麗中國」回報這位美國老人的厚愛。(王治河 樊美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