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天津是東西方最早衝突的地方之一。1862年之後天津建英、法租界，外國人進來後，開始和中國人有最早的接觸。在這片土地上，東西方在經濟、文化、政治等多個方面的交流和衝突越來越多。那時天津的城市空間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邊是老城，一邊是租界，因而這個城市的歷史、城市形態、生活文化，與中國其它任何城市都不同。生長在這樣一座特別的城市中，馮驥才先生的寫作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從《義和拳》到《神燈前傳》，他一直試圖通過挖掘歷史來反思民族心理文化，而《單筒望遠鏡》延續了這種思考。
《單筒望遠鏡》以中西最初接觸的年代發生在天津的「庚子事變」為背景，寫了紙店二少爺歐陽覺與法蘭西少女莎娜之間的一段跨文化的愛情遭遇。這段浪漫的愛情傳奇在殖民時代中西文化偏見的歷史的背景上，又註定是一個悲劇。
在那個中西文化最初接觸的時代，世界的聯繫是單向的、不可理解的，就像隔著單筒望遠鏡一般，彼此窺探，卻又充滿距離感。在最早的中西衝突中，出現了很多悲劇式的問題，《單筒望遠鏡》則將這些問題的思考寫在了裡面。馮驥才先生以小說家的文學方式，將斑駁的歷史再次拉入人們的記憶中，還原一百多年前天津人的精神性格，抒寫時代悲劇下普通人所經歷的靈魂深處的痛苦，探究中西文化溝通的困局，探尋人性在現實生活中的邊界。
在新書發布會上，文學評論家潘凱雄對《單筒望遠鏡》的文化意義進行了精闢的闡述。他認為小說的分量不在於字數多少，這部長篇小說雖然滿打滿算才15萬字，歷史分量卻非常厚重，它不是簡單地重現、還原那段歷史，而是通過那段歷史在反思、在審視一個重大的文化問題，而這樣一個文化問題，在時隔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在改革開放40年的當下，依然還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冒著寒風而來，心裡熱乎乎的
《單筒望遠鏡》是繼《神鞭》《三寸金蓮》《陰陽八卦》之後的「怪世奇談」四部曲的最後一部，也是醞釀時間最長的一部。《神鞭》通過一根辮子反省中國文化的劣根性，《三寸金蓮》針砭了中國封建文化的頑固性及其束縛力，《陰陽八卦》剖析思辨了中國文化的認知方式及其負面，《單筒望遠鏡》則從中西文化碰撞的冷峻現實中，揭示了因為接觸障礙與文化背景的差異，中西雙方彼此認知都產生了許多錯覺。
新書發布會上，評論家潘凱雄、何向陽和《當代》常務副主編楊新嵐，都不約而同地提到《單筒望遠鏡》這部小說裡的「意象」。馮驥才先生很同意這種「意象型小說」的看法。他認為「意象」是中國人的，正如西方人有「境界」的概念，但中國人才有「意境」的概念。「意」在古代就是詩意，就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中國畫的境界必須是有詩的境界，不是一般的空間鏡像。文學裡的「意象」也同樣重要。《神鞭》裡的辮子，《三寸金蓮》裡的小腳，都不僅僅是一種形象，而是一種寓意著深刻文化內涵的「意象」。
《單筒望遠鏡》裡充斥著種種給人深刻印象的意象，比如那棵古槐（是傳統文化的意象），那幢男女主角約會的孤單的小白樓（天津租界邊緣有許多這樣的房子，一面窗子對著租界，一面對著老城）。最重要的意象，自然還是「單筒望遠鏡」。馮驥才先生形象地解釋道：「使用它，只能用一隻眼、有選擇地看對方。在愛的立場選擇可能是美，從人性的立場上選擇則需要溝通交流，從文化的立場可能選擇跟自己不同的事物的好奇，在歷史局限性上可能會對準對方的負面。其實，這部小說和那個時代所有人物，都在使用『單筒望遠鏡』。」
終於為讀者奉上了久違的長篇小說
馮驥才先生一直關心中西文化之間的關係。這也是西方人關注的問題，薩義德寫過《東方學》，亨廷頓提出過「文明衝突」理論。馮驥才先生反對「文明衝突論」，他從文明的本質上來看，認為中西文化之間，交流才是符合人性的。因此他在小說裡，用了不少篇幅表現男女主角克服語言的障礙，產生溝通和交流的快樂。但這樣的交流在殖民時代必然無法持續下去，於是才需要對殖民時代文化的歷史進行反思，對文明的悖論進行反思。不過，一名真正的小說家，不會直接把思考給讀者，而是把它還原成一個歷史故事和各式各樣審美的人物。而與一般的作家不同，馮驥才先生還是個畫家，他喜歡在文字中給讀者以畫面感，於是一個個意象，一幕幕場景，讓這部小說更像一件藝術品。
馮驥才先生坦言，他喜歡把文學變成藝術品，而中國作家把文學變成藝術品有一個特別好的工具，就是文字。從文學史來講，中國的詩歌成熟在前，散文成熟在後，詩歌影響了散文，所以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都好像非常精美的文字的藝術品。詩人吉狄馬加恰好注意到馮驥才先生在《單筒望遠鏡》裡對語言文字的精妙運用，「包括對人物的塑造，包括對話，完全是很清淡的、白描式的語言，他把我們中華民族，特別是漢文字的那樣一種美、那樣一種很內在的修養，體現了出來，可以看到他繼承了我們語言文字的傳統。一個偉大作家除了抒寫歷史、見證時代、塑造人物，還有很重要的一點，都是語言大師。馮驥才先生毫無疑問是一個語言大師。」
左上：應紅，右上：吉狄馬加
左中：臧永清，右中：潘凱雄
左下：何向陽，右下：楊新嵐
在上世紀80年代新時期文學的激流中，馮驥才先生既是整個新時期文學發展變化過程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也是這個時期文壇最具影響力的文學活動家之一。自上世紀90年代初，馮驥才先生投入大量時間精力進行文化遺產和傳統村落的保護，但他一直沒有離開文學領域。從文學的凌汛期到新時期文學開創，再到投入對歷史文化的反思與文化遺產保護中，馮驥才先生從不是文學的旁觀者，也始終沒有離開作家的身份和作家的立場。這種立場不僅是思想的立場，而且還帶著一份濃厚的情感，體現出了他作為知識分子對文化的敏感與自覺，責任與擔當。
雖然投身文化遺產保護二十多年來，馮驥才先生很少再寫小說，但包括《單筒望遠鏡》在內，其實他在肚子裡「放了」很多小說和人物。發布會上，馮驥才先生講了一個細節。他經常在奔赴田野考察的路上，把肚子裡的小說「掏出來」過癮。一路上，他會想出好多特別有趣的細節、特別精彩的故事。然而司機師傅一聲提醒「咱們到了」，就好像從夢裡「啪」地醒來，一切煙消雲散，再也回想不起來。但正是在這樣不斷想的過程中，小說裡的人在他心裡活起來，變成他認識的人。「寫小說的時間不一定要太長，但放得時間一定要長。時間長，人物才能活起來。一但你覺得他們像你認識的人，就可以寫了。」
談起小說，神採飛揚
馮驥才先生還透露了一個寫小說的秘密：「小說不可能都想好了才寫。都想好了，就沒法寫了。我的小說有一半以上，靠寫作過程中的靈感爆發。小說寫到人物活起來的時候，這個人物你是擺弄不了的。人物一定要牽著你的鼻子走，有時候會給你20種選擇，你從中選一種寫。這樣小說才能寫得有意思。」
最近幾年，馮驥才先生下田野的時間少了，留在書齋的時間多了，文學扣響他的心扉，稍微敞開點「門縫」，就奔湧而來。先小試牛刀，《俗世奇人》立即得了魯迅文學獎；繼而《冰河》（《無路可逃》）、《凌汛》、《激流中》、《煉獄·天堂》等非虛構一本接著一本出爐。今年春節大年初一開筆寫《漩渦裡》，才交了書稿不久，《單筒望遠鏡》就跳到了筆尖。此前就有不少媒體記者說馮驥才先生重返文壇，這次，在發布會上，他坦然承認：
「我會重返——重返小說。我太熱愛文學。我心裡有東西要寫，必需寫。不是我要寫小說，是小說要我寫。」
但繼續為文學效力，並不意味他要放棄對文化遺產的關切。「我不會放棄社會轉型期我們這代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責任。」
在發布會的最後，馮驥才先生說了一句話，感動了現場所有人。他說：「我的問題只有一個，就是歲數大了。如果老天爺希望馮驥才多幹事，就多給他一點時間。」
媒體記者和人文社員工都是老讀者
動筆開寫《單筒望遠鏡》的日子，馮驥才先生記得很清楚，是9月18日。那天上午，他在張掖開非虛構文學研討會，做完一場演講，有點疲勞，還有點高原反應。下午，年輕人都跑去馬蹄寺玩兒，他就留在旅館裡休息，靠在床頭上，小說的開頭忽然冒了出來，他拿起手邊的iPad一口氣寫了一千多字，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只用短短50天便把初稿寫完。但他習慣一部作品改七遍，《單筒望遠鏡》下印廠之前，他還又加了1萬字，讓小說的細節更豐滿。
（改稿子寫禿了一大堆鉛筆）
（終於完稿！自拍一張）
從當年寫《義和拳》的時候起，馮驥才先生就對義和團和天津租界區的歷史資料非常感興趣，不僅搜集了一切他能搜集到的文字史料，還搜集了不少當年的實物。例如小說裡用作插圖的年畫，結尾處照片裡那支長筒手槍，以及小說最關鍵的意象——單筒望遠鏡。
（摸到了歷史的溫度）
馮驥才先生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義和拳》、第一部中篇小說《鋪花的歧路》、第一部短篇小說《雕花菸斗》，都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雕花菸斗》還發表在《當代》雜誌的創刊號上。從嚴文井、韋君宜一直到現在年輕的編輯們，幾代編輯都與他有著深厚情緣。他把人民文學出版社稱作自己文學的搖籃和福地。而人文社也把他當做家人，發布會打出了「歡迎馮先生回家」的字樣。
（馮驥才先生稱這張照片是「回鄉探親照」）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