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凱雄
「單筒望遠鏡」這個誕生於17世紀初荷蘭的物件，當下的人們見得不多，實際使用者就更少了。對它的認識我們可能更多地還是來自觀影時留下的印象：一個洋老頭或洋老太端著一個單筒望遠鏡眯著一隻眼正在窺探著什麼。就是這麼一個鏡頭、這樣一個物件立馬將我們的想像帶入了一百多年前的那個世界，記住了那麼一副表情：一種單向的聯繫，一副窺探的狀態。這是一個充滿象徵意味的意象，馮驥才的長篇小說新作《單筒望遠鏡》的故事就是由此而展開。
當然，大馮在他的新作中所呈現出的意象並不止單筒望遠鏡這一個。比如還有那「一棵奇大無比的老槐樹，濃鬱又密實的樹冠好比一把撐開的巨傘」；還有那座白色的空蕩蕩的小洋樓頂邊上的那間「小小的六邊形的閣樓」，「閣樓東西兩面牆上各有一個窄長的窗洞」「面對著的竟然是兩個全然不同的風景——一邊是洋人的租界，一邊是天津的老城」。
就這樣，一副單筒望遠鏡、一棵老槐樹、一幢小洋樓的兩扇窗，三個意象，共同構成了大馮這部《單筒望遠鏡》中三個基本的、清晰的物理指向——時間：上世紀初；地點：天津衛；事件：中西衝突。那副來自一百多年前的西洋單筒望遠鏡被一位法國軍官漂洋過海地帶到了天津的租界裡，他的女兒莎娜又將其神奇地分享給了一家津門紙店的二少爺歐陽覺，一出跨文化的浪漫情緣由此上演，而這樣一段浪漫傳奇瞬間又在殖民時代加上中西文化充滿隔膜的背景下迅速地被裹挾進了戰火的硝煙，一場悲劇令人唏噓不已。
儘管大馮中斷長篇小說寫作已有多年，但他的創作並不是第一次觸及上世紀的津門及中西碰撞的內容。早在這部《單筒望遠鏡》問世前的40年，大馮就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自己的長篇處女作《義和拳》。這位伴隨著新時期一同成長的著名作家固然以《鋪花的歧路》《雕花菸斗》等名篇隨著「傷痕文學」「反思文學」而成名，但他和那一茬「傷痕文學」作家相比始終又保持著自己鮮明的創作烙印，那就是在關注現實、反思社會問題之外，還有《神燈前傳》《神鞭》《三寸金蓮》和《陰陽八卦》等另一類文化歷史小說同樣引文壇注目。然而，當大馮的小說創作勢頭正旺之際，這個大個子竟毅然決然地終止了自己的小說寫作，用了差不多20年的時間跑去投身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與保護，這段歷史在他2018年面世的紀實之作《旋渦中》有著翔實的記載。對此，大馮說：「二十年來，文化遺產搶救雖然終止了我的文學創作，但反過來對於我卻也是一種無形的積澱與充實。虛構的人物一直在我心裡成長；再有便是對歷史的思考、對文化的認知，還有來自生活歲久年長的積累。因此現在寫起來很有底氣。」
由此看來，這部《單筒望遠鏡》就是大馮底氣十足創作出的一部新作。
《單筒望遠鏡》整體篇幅雖不足15萬字，卻文學化地濃縮記錄了那段屈辱的歷史以及反思那段歷史之成因，這份沉甸甸的厚重已遠遠超出了區區15萬字之輕。
選擇19世紀的天津作為《單筒望遠鏡》故事展開的場景，是因為那裡正是東西方在中國疆域內最早發生衝突的地方之一。隨著1862年天津地面上英法租界的設立，中西方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接觸與交流越來越多。此時的天津頗有其兩面性：作為一座先發的商業都市洋氣的一面不難想像，而作為一個碼頭的天津則或許更為國人所熟悉，充滿了區域市井的特點。於是，五方雜處，一洋一土、一中一西，彼此的懷疑與排斥，相互的猜忌與提防，日積月累，悲劇不可避免地上演了。
當然，如果沿著《單筒望遠鏡》的場景再往前溯，早在庚子前40年前悲劇就已開始：英法聯軍在徵服了這座城池後，一路朝西北方向打進了北京火燒了圓明園……到了庚子這一年，還是在天津的地面上，從租界的對峙發展到洋人的屠城，血光沖天、遍地哀鴻……國已然如此，家庭、個體又能怎樣？位於府署街歐陽老爺家那棵五百年的老槐樹在這場戰火中轟然倒塌，巨大的身軀重重地壓在它身下邊的老屋上，歐陽老爺葬身於垮塌的屋子裡；而二少爺歐陽覺和單筒望遠鏡主人的女兒薩娜這對中西青年的浪漫情緣同樣被這場衝突給生生攪得陰陽分離。在租界與老城的對峙中，因為愛，他們首先想到的都是對方，都要到對方的地界去，結果釀出的只能是更慘的悲劇。
悲劇釀成的根源，從政治學角度的解讀自然就在於西方列強的殖民和霸凌，以及清廷的閉關鎖國與夜郎自大；而從文化學分析則是所謂文明的衝突。從單一角度看自是各有其理，但實際上必然是一種綜合原因之使然。當然在多重因素中畢竟還是有其主要矛盾的存在，學術研究固然可以側重於某一角度，文學創作也是一樣。但《單筒望遠鏡》帶給我們的啟迪卻並不如此單一。
讀《單筒望遠鏡》首先產生的一個強烈震撼就是再次想起了那句大白話：落後就要挨打！在大馮筆下，這樣的場景實在令人慘不忍睹：衝突的雙方：一方有單筒望遠鏡、有洋槍洋炮；另一方還以為貼著紙符就可以刀槍不入。於是這群頭扎藍巾、手持刀棒的勇士們無論訓練如何有素、咒語念得如何嘹亮，在洋人的荷槍實彈面前，只能是一排排地淪為灰燼。這就是硬實力的差異，而當這種差異一旦處於絕對懸殊的狀態，其它似乎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單筒望遠鏡》帶給我們的啟迪如果僅限於對硬實力的這種比較，則不免有望遠鏡雖老，作品卻大大貶值之憾。在《單筒望遠鏡》的封底，大馮有如下自述：「在中西最初接觸之時，彼此文化的陌生、誤讀、猜疑、隔閡乃至衝突都在所難免；而在殖民時代，曾惡性地誇張了它，甚至將其化為悲劇。歷史存在的意義就是不斷把它拿出來重新洞悉一番，從中獲得一點未來所需的文明的啟示。」應該說，這才是《單筒望遠鏡》的獨特價值之所在。作品的表層固然是透過歐陽老爺一家的命運特別是其二公子歐陽覺與洋女子薩娜的愛情悲劇呈現出庚子慘案之慘，但骨子裡則意在「把它拿出來重新洞悉一番，從中獲得一點未來所需的文明的啟示。」如前所言，庚子慘案之根當然是因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和霸凌以及清廷的閉關鎖國與夜郎自大，但百年之後回過頭來看：那種「文化的陌生、誤讀、猜疑、隔閡」在這個過程中是否也在起著推波助瀾而非潤滑消解的作用？歷史與現實中這樣的例證確實不勝其多，於是以亨廷頓為代表的「文明衝突」論才得以大行其市。姑且不論「文明的衝突」是否具有必然性，但與此同時，「和而不同」的學說以及異質文明和諧相處的案例同樣比比皆是，而其中的秘訣則在於包容、交流與融合。而這一點對當下極具現實意義。在這樣一個高度全球化多極化的新時代，如何處理好異質文明的和諧共處，對促進世界的和平發展至關重要。
透過「單筒望遠鏡」，我們不僅回望了過去，更思考著未來，這才是大馮這部作品的價值及意義之所在吧。
（作者為知名文藝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