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科學主義」是反科學口號

最近幾年在中國由於學者的不斷「關懷」，「科學主義」（scientism）一詞時常被提起，更被視為貶義詞而不加分析地拒斥。這種做法常與學術反科學運動有某種內在聯繫，當然也與對科學的無知、嫉妒有關。[1]

《科學對社會的影響》雜誌2003年第2期發表了署名科文慧的《對科學文化的若干認識》以及徐道一、劉華傑、江曉原等人的文章，反映了西方反科學思潮在中國的影響。在中國傳播反科學思潮會給中國的科技發展和現代化建設帶來嚴重危害。由於這些反科學宣傳有一定的欺騙性，因此需要分析「反對科學主義」這一口號的實質內容，還其反科學的本來面目。

在「反對科學主義」的口號下，所反對的恰恰就是科學精神。

（劉華傑）

什麼是科學精神？按照劉華傑教授在《「科學精神」語義分析》中所述，科學精神的核心內容是（1）追求邏輯上自恰，即追求知識的統一性、兼容性。（2）尋求可重複的經驗證據。[2]這兩條用通俗語言來說，就是一要合乎邏輯，二要合乎事實；就是我們通常提倡的「擺事實，講道理」，如果要歸結成一句話，那就是「不許胡說」。反科學主義者要想反科學，就必然從抗拒科學的基本精神下手，用謊言代替事實，用歪理摧毀邏輯。用西方批評反科學主義的話來講，就是用「泡沫學術」、「知識贗品」、「時髦的胡說」來攻擊貨真價實的學問。徐、劉、江的文章堪稱這種「泡沫學術」的典型產物，為我們剖析反科學「時髦的胡說」提供了現實的活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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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看看徐道一教授的文章《要尊重科學，但不能有科學主義思想》。徐文開頭就說「宣言的發表體現了在當前學術界（科普界）對科學的全面崇拜的主流中，一些學者開始面對『科學主義』的問題。」這就是十足的謊言。無論是過去還是「當前」，學術界（科普界）都不存在什麼「對科學的全面崇拜的主流」。「學術界」是個很大的範疇，其中包括人文學術和自然科學的學術。人文學者對科學的態度多種多樣，有尊重的也有貶斥的，但「崇拜」的卻十分罕見，不可能形成「主流」；在自然科學的「學術界」則更不可能有對科學持「崇拜」心態的人，科學發展靠的是理性懷疑的態度，創造新理論需要察覺現有理論的錯誤或不足，如果有人「崇拜」科學，就不可能做出任何科研成果，會被科學界所淘汰。如果科學界對科學「全面崇拜」，那麼科學就不可能發展，只能陷於停滯，但事實上科學至今仍處於日新月異的發展之中。

徐教授反對科學主義的第一個理由是：「科學是雙刃劍」。這也是一句為人們耳熟能詳的反科學口號。雙刃劍論者極力貶低科學，不顧初級的語法錯誤，把科學發展的必要的代價說成是「負面影響」。科學發展總是循序漸進的，新技術總會帶來不曾預想的後果，只有依靠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才能發現和克服技術缺陷，而那些事後諸葛亮的「泡沫學術」對此恰恰是無能為力的。「限制」科學的發展只能拖延解決問題的時間。以製冷劑的發展為例，早期我們使用氨作為製冷介質；為了克服其有毒、易燃、易爆等缺點，開發了無毒、不可燃的氟利昂作為冷媒；後來又經科學研究發現氯氟烴對臭氧層的破壞作用，進一步開發不含氯氟烴的新型冷媒。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科學技術暫時的不完善是科技發展的必要代價，而不是什麼雙刃劍。正如我們到商店去購物，會使我們付出金錢，但這是購物的必要代價，而不是什麼「負面影響」，因此而說商店是「雙刃劍」就十分可笑。

徐教授認為「二次大戰的切身體驗使人們開始懷疑：如果科學是完美無缺的，為什麼科學技術的發展，反而使人類遭受到越來越深重的災難和痛苦？倡導反對科學主義的人不是缺乏科學知識的一般人員，而是一些資深的科學家。如被譽為20世紀西方最有影響的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在20世紀上半葉已經擔心：現代科技的無限制的發展造成對自然界的嚴重破壞，會威脅到人類在地球上長久生存。」這也是一個謊言。首先，沒有人認為科學是「完美無缺的」，科學家如果這樣想，他就會馬上失業。而二次大戰使人類遭受災難和痛苦也不是科學技術的發展造成的，在這裡科學被歪曲成了帝國主義戰爭本性的替罪羊。須知在現代科學還沒有誕生之前，戰爭、自然災害和環境破壞早已進行了幾千年。而且海德格爾也稱不上「資深科學家」，他的言論只是體現了「對科學的無知、嫉妒」，根本不懂得無論是維護生態還是搞環保，都要靠科學，而不是靠說空話、說大話。

徐教授認為「對科學的反思導致了20世紀下半葉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和發展，以及進而提出生態、環境、人口等問題。美國後現代科學的發起人大衛·格裡芬認為：後現代主義『發動了一場變革，以使人擺脫這個機械的、科學化的、二元論的、家長式的、歐洲中心論的、人類中心論的、窮兵黷武的還原的世界。』」這又是一個謊言。生態、環境問題是科學在自身發展過程中提出的，而人口問題早在達爾文之前就有馬爾薩斯的理論。後現代主義大師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實屬欺世盜名之舉。這位大衛·格裡芬是克萊蒙特神學學校的宗教哲學教授，理所當然的站在神學立場上從事自伽利略、達爾文時代以來綿延不絕的宗教反科學事業。其區別僅在於，懾於科學的強大威力，他開始掩蓋自己的宗教立場，把自己打扮成「新科學」的模樣。遺憾的是，科學不是個隨便裝神弄鬼可以矇混過關的地方，這些「後現代科學」也像徐教授的「周易科學」一樣，有其名，無其實，沒有任何可以稱之為科學的貨色拿出來，只剩下一件皇帝的新衣。一些宗教哲學的愛好者以為，用自己的意識形態可以為科學指出光明前途，這是一種深層次的無知。科學有自己的價值觀，不受任何意識形態左右，後現代神學和周易也不會例外。這也就是為什麼徐教授會發現「總體上來看，科學主義傾向仍是處處、時時可見，在當代世界各國學者中仍佔有主導地位。」

為了論證「雙刃劍」，徐教授還引用了更深層的觀點：「劉益東認為：追求符合真理是不可取的想法。他指出：知識的增長是不可逆的。即知識一旦產生就無法被消除。致毀知識（即導致毀滅性災難的知識）的增長也是不可逆的。人們可以銷毀原子彈，但不能銷毀製造原子彈的知識。致毀知識的不可逆增長意味著人類面臨毀滅的危險是不斷累加的。一些「求真」的科學探討在客觀上加快了致毀知識的增長。劉益東的論述從根本上闡述了科學是雙刃劍的基本屬性。」這當然不是什麼新東西，從老子的「有機事必有機心」到文革時期的「知識越多越反動」，反智的蒙昧主義幾千年綿延不絕。這種「理論」的錯誤在於，認為「致毀知識」的增長會導致「人類面臨毀滅的危險」的「不斷累加」是毫無根據的。以核武器為例，如果以產生核武器的1945年為界，把二十世紀分為兩半，就可以發現有核武器的後半比沒有核武器的前半死於戰爭的人數要少得多。而且隨著「致毀知識」的增加，人類的平均壽命不降反增。其原因就是，一切「致毀知識」同時也是「抗毀知識」。從地球的歷史上看，人類毀滅或生態毀滅最大的危險來自小行星撞地球，而此時人類要想倖免於難，只有最強有力的「致毀知識」才會奏效。

（本文作者趙南元教授）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徐教授列舉了幾個實例來論證科學主義的「當代表現」。而這些實例恰恰生動的說明了反科學主義的實際危害。

第一個實例就是「複製人的爭論」。徐教授認為「國內外一些科學家冒天下之大不韙，堅持要開展和實行複製人的計劃。這是科學主義思想泛濫的典型事例。」這又是一個彌天大謊。同卵雙胞胎是天然的複製人，他們和人類一直共同存在，從未引起過任何危害。反對複製人的理由僅僅是不符合某種宗教教義。而任何宗教教義都沒有權利強迫他人接受，把違反特定宗教教義說成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是嚴重的偷換概念。如果我們接受這種特定宗教教義普遍化的邏輯，不僅不可以複製人，連日心說、進化論、避孕、墮胎、試管嬰兒也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

徐教授反對複製人的理由是「在當前科技水平下，哺乳動物（包括人）的胚胎發育是驚人地複雜。它需要子宮內無數發育途徑的有序開放，涉及數十億個分裂細胞相互協調的作用。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法國生物學家F.雅各布承認：我們對胚胎發育中的調節過程知之甚少。由『複製人』可能產生的意想不到的結果，很有可能造成很大的危機，影響到人類生存。因此絕對不應提倡和贊同複製人。這是很淺近的道理。但是為什麼一些科學家，甚至於個別中國科學院院士，都會贊同複製人呢？這是由於科學主義思想在作怪。」這個「理由」和其他反對複製人的理由一樣，建築在歪曲事實的基礎之上。動物胚胎發育儘管複雜，我們也確實知之不多，但是複製人從原理上並不涉及具體的發育過程，所以與這種複雜性無關。「複製人」當然可能「產生的意想不到的結果」，任何科學實驗都會「產生的意想不到的結果」，其實如果複製人能成功才真是「意想不到」的。但是這個結果「很有可能造成很大的危機，影響到人類生存。」卻是無稽之談。我倒是很想看看徐教授如何論證這一點，但願不僅僅是人云亦云。

複製人爭論的鬧劇是個活教材，告訴我們反科學主義者是如何興風作浪的：首先是西方宗教反科學勢力掀起反科學事端，倚仗其信徒眾多製造社會影響，然後國內的洋垃圾販運者掩蓋其宗教背景，將這些貨色打上「普遍倫理」或「最新學術」的標籤引進國內。靠著傳媒的作用製造輿論一言堂，把持不同意見的人扣上「科學主義」甚至「科學狂人」的帽子，剝奪其發言權，最後達到矇騙公眾立法禁止科學研究，讓宗教領導科學的目的。然而要維持這樣一個大騙局並不容易。畢竟這些謊言編得並不高明，只要有人指出，騙局就不免露餡。特別是當院士指出時，傳媒也很難置之不理。所以對於「個別中國科學院院士」的發言，徐教授想用一頂「科學主義思想在作怪」的帽子封住別人的嘴，不僅是徒勞的，也暴露了「反對科學主義」這一口號的反科學真面目。

在談複製人的段落中徐教授也沒忘了借非典之機貶低科學：「一個『非典型肺炎』的新病毒已鬧得全球不安寧，還不知道會鬧多久？對流行的『非典型肺炎』的小小的病毒，科學界尚束手無策，說明科學的蒼白無力。因此，不應對科學估計和期望過高。」非典發生之後，在最短時間確定了病原體，弄清了傳播途徑，找到了治療方法，繪製了病毒的基因圖譜，並正在研製疫苗。實踐證明，「依靠科學，戰勝非典」是正確的方針。真正「束手無策」、「蒼白無力」的大概是徐教授的「周易科學」和「太極科學」吧。

第二個實例是轉基因作物，徐教授說：「美國生產了大量轉基因作物（大豆等），本國基本上不食用，歐盟國家也反對進口轉基因作物。」這仍然是謊言。美國既是轉基因作物的生產大國，也是食用最多的國家。歐洲這方面比較落後，但轉基因作物「有害」又得不到科學證實，所以才散布「轉基因恐怖症」來製造非關稅壁壘。至於「在『非典型肺炎』風波中，有人提出：非典型肺炎的新病毒產生是否與食用轉基因作物有關？這使科學家很為難。因為科學對這一看法既不能說是，也不能說非。」更是荒謬絕倫。科學對這個傻問題當然可以說非，科學家沒什麼可「為難」的，因為科學不接受沒有證據的胡說。

關於石油資源枯竭問題，任何有限的資源最終總會枯竭，這沒什麼可爭論的，分歧僅在於什麼時候枯竭，事實證明早期的一些悲觀論調也是不對的。「結核病菌的死灰忽燃是由於科學家過高地估計自己能力，忽視了病菌可產生耐藥性的能力。」這個說法毫無根據。病菌產生抗藥性是進化論的簡單推論，誰都可以預料。但是如果因此而不用藥，就不是「死灰復燃」的問題，而是疾病毫無控制了。為了怕「死灰復燃」就不用藥，讓疾病永遠燃燒，這是什麼邏輯？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徐教授為「科學主義」列了兩條罪狀：「阻礙了科學的發展」和「不利於元創新的成長」。科學現在仍在取得日新月異的發展，也不存在什麼「固定化，甚至宗教化、神化」。但是科學也永遠會遵循「不許胡說」的原則，否則科學就會變成藏汙納垢的大垃圾堆，失去其可靠性。無論是「後現代科學」還是前現代的「周易科學」、「太極科學」，都不會因為其自稱「科學」而自動獲得科學的身份。光靠「元創新」是不夠的，還需要「拿證據來」，用事實證明你那「新科學」確實高於「舊科學」。如果徐教授能用「周易科學」準確地預報幾次地震，何愁「元創新」不能聲名大噪？何愁「舊科學」不來俯首稱臣？傳播一堆謊言來貶低科學，對於「元創新」不會有任何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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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劉華傑教授的《再說「反科學」》中，不十分情願的承認了自己反科學。但是卻狡辯說他反的是「耳朵認字」那樣的「科學」。並且對我指出他的「格路」性表示不滿，否認他曾經沾沾自喜的「版本升級」和江曉原教授所讚許的「告別初戀情人」。只要看一看華傑現在對「科學主義」的看法和本文開頭所引用的華傑過去的看法，其「格路」性也就一目了然了。過去華傑在反對偽科學方面的工作是不能抹煞的，「耳朵認字」即其中一例。但是現在立場變了，想把這些從未進入科學的糟粕和科學過去的排洩物統統按照吳國盛教授的指示「撿回來再塞回去」，把科學變成一個大垃圾堆。聲稱「我有充分的證據表明，耳朵認字、神功異能等研究確實是中國曾經擁有過的科學。」當然這個「證據」只有在劉華傑教授對科學的特殊定義之下才能成立。這個定義是「凡是自稱科學的都是科學」和「凡是科學家所作的事都是科學」。這種專為把偽科學塞進科學的「定義」當然是貨真價實的反科學定義。

（趙南元教授擔任互動百科科學顧問）

這種反科學的手法就是「攪渾水」。所以江曉原教授跑出來用「形容詞堆砌法」為攪渾水大唱讚歌——《「清水」何如「渾水」好》。文中說：「還有些人士，有著太強的『鬥爭』意識和『陣營』觀念，只要一看到他們所不喜歡的『小圈子』中有人發表了稍具新意的論點，就本著『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僵硬原則，千方百計進行抨擊，然而許多抨擊又不是心平氣和的學術批評，而是意氣用事的吹毛求疵，甚至是冷嘲熱諷的人身攻擊。例如，他們的指責之一是有人『攪渾了水』。」

然而那些用「文學語言」包裝的偽學術，本來就是千瘡百孔，何需「吹毛求疵」。要買一件上好的裘皮大衣，值得去「吹毛求疵」一番；如果這大衣上有好幾個大窟窿，還自吹是名牌貨，甚至在報紙上作廣告，如此缺乏自知之明，只能用「冷嘲熱諷」來讓他清醒清醒。這種「抨擊」自然也用不著「千方百計」，只要把手指頭伸到窟窿裡就行了。對於學術才使用「學術批評」，偽學術需要的只是揭偽。「皇帝沒穿衣服」之類的說法實在稱不上「學術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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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劉華傑《一點二階立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9，p160

[2]同上書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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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編輯刪節的版本刊登於《科學對社會的影響》2003年第3期，此處是未經刪節的原文。）

作者：趙南元，清華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