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宏觀的、缺乏理論支持的問題，需要採用綜合的概念化方法，尋求一切可能的答案。而對於具體的、有理論支撐的問題，需要更加細緻的方法排除可能的假設。任何研究都應該從多個視角進行，採用多種方法，田野實驗法只是其中的一種。
什麼樣的研究方法最適合哲學社會科學，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熱點。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田野實驗法，認為該方法能夠提供精準數據，主動介入真實世界。而與此同時，也有人認為它具有局限性，在使用過程中易陷入倫理困境。
近日，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員道恩·蒂爾（Dawn Teele）的新書《田野實驗法及其評論：實驗法在社會科學領域的使用與濫用論文集》（Field Experiments and Their Critics: Essays 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Experiment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再次將西方社科學者長期以來對方法論的爭論帶到公眾面前。
《田野實驗法及其評論：實驗法在社會科學領域的使用與濫用論文集》 道恩·蒂爾/編
該如何看待田野實驗法？如何選擇最適合的研究方法？就此，本報記者採訪了蒂爾和歐洲大學研究院政治經濟與公共政策教授斯文·斯坦莫（Sven Steinmo）。
實驗法幫助研究者尋找精確答案
《中國社會科學報》：西方社科學者對於方法論的爭論始於何時？
蒂爾：從英國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到社會學家韋伯和涂爾幹，社科學者一直關注自己的研究是否真實、可靠，方法論一直是辯論的重要議題。
20世紀，政治科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以及行為經濟學家紛紛在研究中開展實驗。隨著科學研究越來越注重實際效用，田野實驗法於20世紀90年代興起。經濟學家針對政策創新開展隨機對照試驗，政治科學家也用同樣的方法研究人們在選舉過程中的行為表現。
《中國社會科學報》：西方學者為何青睞實驗法？
斯坦莫：實驗法是幫助研究者尋找精確答案，作出精確決策的方法，分為調查實驗法、實驗室實驗法和田野實驗法，三者都需要用到調查和歷史研究方法。
蒂爾：我在書中所提到的田野實驗法與一般意義上的實驗法不同。數據是研究的重要資料，學者通過收集、整理和分析數據來驗證研究假設。過去有不少實驗法的支持者，如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就認為實驗法能夠進行重複測試，且具有精密性，由此而得出的研究結論也具有科學性。
按照研究環境進行劃分，實驗法可以分為實驗室實驗和田野實驗兩種形式。我所提到的田野實驗法是指在真實環境下，學者所開展的隨機對照試驗，這也是一種收集定量數據的方法。田野實驗法的支持者主要認為該方法能將精密的實驗與現實世界的真實性巧妙結合。通過研究政策在實際施行過程中會產生哪些影響，來判斷應該在哪些領域推行哪些政策。同時，社會科學家還認為田野實驗法能精確識別各研究變量間的因果關係。
田野實驗法或易引發倫理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不少學者認為與觀察法相比，田野實驗法有其局限性，對此您有何見解？
蒂爾：田野實驗法所面臨的倫理挑戰與觀察法不同。觀察法是對世界的學習和認識，而做實驗則要研究事物所帶來的影響，這通常需要針對具體的人、群體、村落以及國家。當研究人員的利益與被研究者的利益不符甚至相衝突時，田野實驗法容易引發一系列倫理問題。
此外，田野實驗法是一種研究工具，有利於解答一些比較細化的問題。但用該方法所得出的研究結果的新穎度或許會遞減。當我們反覆研究同一問題時，田野實驗法所能發揮的效用可能會遞減。
《中國社會科學報》：觀察法一直是社會科學研究者慣用的方法。它有哪些優點和缺點？
蒂爾：觀察研究並不幹預或改變真實世界。假如你要分析經濟增長對人民內部衝突所帶來的影響，或者教育對薪酬的影響，你需要研究那些受到自然、社會或者個人影響的變量，而不是那些能夠由研究者自行決定的變量。因此，常常有學者認為觀察法摻雜了許多未知或不可知因素，會對研究造成困擾。
《中國社會科學報》：對研究人員而言，如何評估自己所選的方法是否合適？
蒂爾：這關鍵取決於想要研究的問題。對於宏觀的、缺乏理論支持的問題，需要採用綜合的概念化方法，尋求一切可能的答案。而對於具體的、有理論支撐的問題，需要更加細緻的方法排除可能的假設。任何研究都應該從多個視角進行，採用多種方法，田野實驗法只是其中的一種。
斯坦莫：我同意蒂爾的看法。沒有任何一種方法能夠百分百地解答問題，學者應該更加開放，儘量嘗試更多方法。如果能結合實驗法和其他方法，則更有利於社會學家了解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