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禾:《控制論陰影下的無意識—— 對拉康、埃德加·坡和法國理論...

原標題：劉禾：《控制論陰影下的無意識—— 對拉康、埃德加·坡和法國理論的再思考》（2010）

控制論陰影下的無意識—— 對拉康、埃德加·坡和法國理論的再思考

THE CYBERNETIC UNCONSCIOUS: RETHINKING LACAN, POE, AND FRENCH THEORY

作者：劉禾

譯者：王欽

轉載地址：見「原文連結」

封面圖片：後人根據巴貝奇的差分機一號（Difference engine No. 1）改進建造的差分機二號

我最近留心到，埃德加·坡的一個文本讓控制論領域的專家們談論不已，它出自《失竊的信》，是一篇很棒的小說。這篇小說對我們會有所幫助，甚至還可以說是每一位精神分析學家的必讀書。

——雅克·拉康 （1954）[①]

美國作家埃德加·愛倫·坡的小說《失竊的信》，當年曾經進入拉康的研究視野，受到精神分析家的普遍關注，自有其偶然性。奇怪的是，拉康對坡的小說所做的那些分析，隨後在後結構主義文學批評中輾轉流傳，潛移默化，到後來，居然還形成了一個不小的理論思潮。

可以說，拉康的理論為後結構主義的文學批評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正因為如此，這裡面有一個公開的秘密，反倒不易為人察覺；這個公開的秘密是什麼呢？即，拉康當年如何發現坡的這篇小說，從而使其服務於精神分析理論的？

這一秘密——用坡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藏匿於光天化日」之下的東西——多年來遮掩了一些我們本來應該知道的事情，而這一遮掩似乎相當地不經意。事到如今，假如我們仍然不去反思美國文學批評中的那個拉康，尤其是，對美國的控制論在法國，包括也在美國所發生的那種影響，繼續充耳不聞，那麼拉康與坡的關係就永遠會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遮蔽。

由於大家不清楚這個公開的秘密的真相，那麼我們就不能不首先在這裡提出一個問題：迄今以來，人們對拉康的「象徵界」（le symbolique）等理念的理解，特別是針對其理論的分析力度的那些提問，是不是犯了無的放矢的嫌疑？譬如經常就有人問，拉康的教誨為什麼如此難懂晦澀？他的那些數學公式可靠嗎？[②]

此類問題其實對我們理解拉康的理論很少有所助益，反而令人心生疑竇，這裡的問題是，我們是不是從來就沒有弄明白拉康所說的那個「象徵界」是什麼？而這恰恰是他花了大量的心血，依賴大量的圖表和表意符號來向人們反覆闡釋過的。

我認為，一個最常見的錯誤，就是批評家盲目地欣賞拉康在《〈失竊的信〉研討班》一文（號主按：閱讀地址<http://www.lacan.com/purloined.htm>）中所體現的那種精彩的精神分析式的批評手法，然後又把這種手法轉化成各式各樣的孤芳自賞的批評寫作。

這種寫作（在西方）已經導致了不幸的後果，因為它叫我們無法了解拉康的真正貢獻，即他當年在採用坡的文本時表現出的那種政治決斷，或政治直覺；也叫我們無法了解拉康對弗洛伊德無意識的重要發現的意義何在，也就是說，何種性質的無意識？

我認為，有必要在這裡挑明的是——而拉康他自己就差沒說出來——他的理論貢獻在於，向我們展示了二戰以後所形成的歐美世界秩序中，如何產生了一種處於控制論陰影下的無意識（cybernetic unconscious）。

我認為，這才是拉康獨到的和重要的貢獻。雖然這位理論家已經去世多年，但人們仍然生活在戰後的歐美世界秩序之中；冷戰早已結束，理論話語也逐漸地演變成描述性的頌揚或批評全球化的花哨言論，毫無思想力度可言——所有這一切，都促使我們再次回顧拉康，重新考察他的那些來之不易的洞見。只有這樣去做，拉康的理論洞見才能對於我們未來的文學理論和社會理論產生真實的意義。[③]

在本文中，我的立論是，拉康在對弗洛伊德進行再思考的過程中，與來自美國的博弈論、控制論以及信息理論的那一次接觸至關重要。我的研究集中在他開辦的1954-55年為期一年的研討班，此次研討班構成了拉康解讀《失竊的信》的框架，並標誌著他關於無意識理論展開的開創性工作。

在本文的前兩部分，我要說明的是，拉康怎樣發展出一種語言觀，使其更接近數學家的符號邏輯，而並不像人們通常所想的那樣，認為他的語言概念來自於索緒爾的現代語言學。例如，拉康所謂的「象徵鏈」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概念，與索緒爾或雅各布森所理解的語言結構很不同，儘管雅各布森本人曾經在1950年代也嘗試把信息理論整合進語言學理論中去。

我在本文第三部分考察的是，拉康如何以此種方式重寫了弗洛伊德式的無意識，並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我稱之為「控制論陰影下的無意識」的方向。我們要承認，拉康為精神分析理論所實現的成就，相當於數學家們在博弈論中為經濟行為所實現的成就。

這項研究表明，戰後的美國理論到達歐洲，在進行穿越大西洋的對話過程中，拉康得以發展出他的非語言學意義（nonlinguistic）的關於語言、象徵界和無意識的理論思考，這種表面上的悖論值得深入追究。

是法國理論還是美國理論

德希達曾經說，拉康並非是第一個研究坡的精神分析學家。瑪麗· 波拿巴（Marie Bonaparte）[④]早在1933年便以《愛倫·坡》為名出版了一部坡的精神傳記。弗洛伊德還應邀為之作序。[⑤]但拉康明確地說過，是一次「偶然的機會」，而非通過波拿巴，使他注意到了《失竊的信》。 他還提醒我們，那個偶然的機會與某些研究控制論專家的工作有關聯，他在研討班上提到這個關聯，但從未說出那些研究控制論的專家的名字。[⑥]拉康是不是和大家在賣關子？我們要不要相信他的話？

我的看法是，我們沒必要在作者的意圖上大做文章，倒不如就按字面意思來做一點研究，解決他所說的這個或那個控制論學專家的迷，看看究竟是誰提醒了拉康去解讀坡。就我的研究所及，已經收集到的證據使我得出與德希達的上述猜測截然不同的結論。現代數學家，尤其是拉康認識的和了解的那些數學家，將文學作品引入他們的數學著作並不是新鮮事，比如，笛福、斯威夫特、普希金、柯南·道爾、 韋爾斯、 吉卜林、喬伊斯等作家都曾進入博弈論、信息理論和控制論方面數學家的研究之中，這是坡的小說在1955年成為拉康分析的主要對象的大背景。當然，這一切還有待更細緻的分梳。

此項研究的目的不為了否定德希達，替拉康辯護，而是為了深入考察戰後歐美世界秩序在形成的過程中，控制論陰影下的無意識何以成為理論的思考對象？

要想充分地明白這一境況，我們就必須討論，法國的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理論是如何在跨越大西洋，以及跨語際的過程中得以塑造起來的？在現在已有的研究當中，人們經常提到的是拉康如何拒絕了美國式的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y)，但很少有人注意拉康理論與美國的博弈論和控制論之間的對話關係。

我對拉康和所謂法國理論的認識是這樣的，即如今被稱之為法國理論中的相當大的一部分內容，在它登陸美國之間，被作為「法國理論」重新發明之前，本身已經就是美國理論的翻版。

下面的例子就足以讓人吃驚：出自數學博弈論的英文詞 game (博弈)為什麼在進入了文學理論之後，搖身一變，成了另一個英文詞 play (遊戲)？這裡的真實原因就是 game 一詞，經過英法跨語際的往復過程，由法文詞 jeu 或 jeux (博弈、遊戲)對 game 的翻譯，抵達另一個英文詞 play。我在下文的討論中表明，這種往復翻譯的跨語際過程所成全的不是英語和法語之間的語詞遊戲，而是一種歷史。

號主按：下文中所有被譯者譯作「紐曼」的人名，都有更廣為人知的譯名，即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

法國數學家把英語的 game 譯為 jeu，並在引介紐曼（John von Neumann）[⑦]和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⑧]把數學博弈論應用於經濟與核戰爭的分析中，創造了一個跨語言的衍指符號（heterolinguistic supersign）「jeu/game」。[⑨]當這個衍指符號以法國理論的面目跨越大洋的時候，英語中 jeu/game 的所指便中途脫落，而 jeu這個詞則以另一個衍指符號面貌——play/jeu——重新進入英語，結果造成了英美國文學批評家的普遍誤解，以為法國理論家講的是某種能指的遊戲。

僅就詞彙而言，play 成為 jeu 的英語對等詞不能算錯，不過，這恰恰是問題所在。因為，能指的遊戲變成了他們的盲目遊戲——忘記了在此之前還有另一個跨語際的衍指符號存在——這種遊戲導致了博弈論的「jeu/game (博弈)」本身所具有的那種陰險、狡詐、和敵對的色彩能夠成功地逃避批評家眼光的洞察。這個盲目的遊戲也使得 game 和 play 之間的區別，也就是紐曼和摩根斯坦在博弈論中在兩者之間所作的嚴格的數學上的區分（見下文分析），消失殆盡，變得毫無意義。

當然，身處大西洋兩岸的學者中並非沒有人意識到，法國理論在很大得程度上是被美國學界系統地翻譯、出版和炮製出來的。[⑩]甚至有學者聲稱，「『法國理論』是美國的發明，這一做法起碼要追溯到18世紀，它無疑屬於美國不斷吸收各種歐洲舶來品的全過程。」[⑪]美國的發明，的確沒錯，但我們不要忘記了，這一文化債務也朝著相反的方向運動，或者以互動的方式得到補償。如果稍微回顧一下當年的薩特是如何回應結構主義提出的「去除主體中心」論時，我們就會看到另一種情景。

薩特指出，要是想充分地了解所謂結構主義到來的時刻究竟具有怎樣的意識形態內容，那麼我們就必須仔細探察「在美國正在發生的那些事」，在那裡，「技術宰治的文明已經沒有哲學的容身之地，除非哲學本身轉化成為技術。」[⑫]

薩特也許看到了別人沒有看到的東西，這位法國哲學家與美國技術統治文明的傳播實行了他的最後一拼，但必須看到，當全世界在冷戰期間都處於軍事化技術統治的文明之下，（歐洲）哲學存亡與否恐怕還不是當務之急，有比它重要的事情要做。[⑬]

薩特也許沒有注意到，有些美國思想的出口品迅速地變成法國理論，然後被重新引入美國大學，而那裡的人文科學的學者很少注意他們的數學同行在隔壁那棟樓裡在做什麼；反之亦然。美國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傑姆遜，他在回應1970年代拉康熱時，恐怕是美國學院裡唯一的一位批評家（像薩特那樣）站出來警告讀者要留心「結構主義的意識形態」。[⑭]

而在大西洋的西海岸，人們很少發現所謂的法國理論背後的美國思想，更遑論控制論與結構主義（後來在美國被稱為「後結構主義」）之間在1950與1960年代的複雜關聯了。[⑮]這種奇怪的鏡像遊戲發生在遷移與循環的過程中，而博弈論與控制論的美國面目則藏在其法國理論背後，變得愈加不為人所見，直到徹底消失。

當然，給理論貼上國家標籤實屬荒謬，我們都知道科學家和理論家經常跨越國家邊界通力合作、彼此借鑑。但我們不能不面對具體的歷史狀況——即冷戰時期的科學研究與國家軍事利益之間的密切勾連，而這種勾連應該成為我們的考察對象。因此，所謂「美國理論」的說法，是我們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下使用的，它不意味著我們要支持某個科學共同體的國族主義傾向；恰恰相反，我們所要做的是，對文學理論中的「法國理論」實行一次正本清源， 將其置於戰後的美國霸權在歐洲逐步上升為強勢的歷史情境之中。[⑯]假如我們必須問：是誰發明了法國理論？ 那麼提問的最佳方式就是：美國理論如何搖身一變，成為法國理論？[⑰]

美國博弈論、控制論和信息理論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在法國等地非常流行，而且在那個時候就有熱心的法國科學家對其進行研究，把相關著作翻譯介紹到國內。

這些新的理論進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備密切相關，涵蓋了各個領域非常新穎的著作，普通人往往是根據作者而知道了這些進展。一般而言，人們把博弈論和紐曼和摩根斯坦的名字聯繫起來，他們在1944年出版了具有開創性的著作《博弈論與經濟行為》。[⑱]

博弈論主要研究各種競爭環境下的決策（零和博弈[⑲]、計策、虛張聲勢、極小極大法[⑳]），識別各種推理模式，然後確定這些模式對獲勝策略有什麼意義。在紐曼和摩根斯坦的理論工作中，他們把數學的嚴密性引入經濟學，進而徹底改造了經濟學，使它成為受人尊敬的科學學科。[21]四年後，克勞德·艾伍德·香農[22]創造了信息理論，他的論文《通訊數學理論》為通訊工程奠定了理論基礎。

早在1948年，諾伯特·維納[23]已經把信息理論與控制論結合起來了，他借希臘詞χυβερνήτηξ（舵手）來命名在機器和動物中的控制和通訊的新型跨學科研究。[24]控制論的標誌之一就是其跨學科性，1942年五月於紐約召開的第一次梅西會議可以視為起點。[25]

這些美國理論令法國的知識精英和科學家頗為好奇，其中就包括列維-史特勞斯、讓·伊波利特、亨利·列斐弗爾、羅傑·凱洛伊斯[26]、朱利安·格雷馬斯、吉爾·德勒茲、雅克·德希達、米歇爾·福柯和羅蘭·巴特。

他們中一部分人試圖把這些新的體系納入自己著作，另一些人則設法對這些體系展開批評。[27]伊波利特不僅參加了拉康的研討班，在班上和拉康爭論；而且，在維納造訪法國時，伊波利特還親自和他討論雙方都感興趣的控制論問題。[28]「機遇」、「信件」、「麥克斯韋妖」[29]、「熵」等等，這些都是控制論和信息理論熱門話題。關於這些話題的討論在法國引發了一場思想熱，拉康《〈失竊的信〉研討班》以及伊波利特著名的文章《馬拉美與消息的範圍》（「Le Coup de désde Stéphane Mallarmé et le message」，1958年）都是從中得到靈感的。[30]

伊莉莎白·盧迪內斯庫[31]注意到，這一時期對拉康而言標誌著「從語言學進入弗洛伊德的領域」；她指出，1954年拉康與伊波利特的對話是一次重要事件，從此拉康決定離開黑格爾哲學、轉向結構主義。[32]人們對這個有關語言學的故事已經耳熟能詳，但僅此而已嗎？

我們知道，拉康通過列維-史特勞斯的介紹，在1950年結交了雅各布森。雅各布森關於失語症和結構詩學的思考、尤其是他對隱喻和轉喻的討論，無疑給拉康造成了影響。[33]拉康通過雅各布森了解到索緒爾的著作，由此重新思考象徵界中能指與所指的模型。在原來索緒爾畫的圖示中，所指被置於能指之上；拉康顛倒了兩者位置，將能指放在橫線上方。但是，應該問一句：是什麼促使拉康做出這一舉動？還有，拉康用語言或la langue指的和索緒爾或雅各布森是不是一回事？[34]

馮克在解讀《〈失竊的信〉研討班》的編後記時，有一個很有趣的發現，不僅表明拉康試圖「超越結構主義者（如列維-史特勞斯和雅各布森）有關象徵界所做的工作」，而且表明「拉康不是一名結構主義者」。[35]弗雷德裡希·吉特勒[36]的說法和馮克不太一樣，但他也觀察到，拉康在真實界、想像界、符號界之間做出的「方法論區分」，首先是物質性和技術性的區分，越出了語言學的邊界。[37]

吉特勒只是說，象徵界的世界是機器的世界。馮克和吉特勒的洞見值得作進一步分析，特別值得考慮的是以下問題：機器如何進入拉康的象徵界；並且，是何種機器？是打字機或電腦（吉特勒就這麼認為），還是別的機器？我將在下一部分指出，拉康在1954-55年研討班上對於語言的討論，已經包含著他關於偶然性、穩態、迴路、博弈、概率、反饋、熵等主題的思考。正是在這些討論過程中，他首次談到了《失竊的信》，並對這篇小說給出了有名的解讀。

遊戲（Les Jeux）：拉康象徵鏈中的Game和Play

拉康在1955年3月23日的討論上首次提到《失竊的信》，這次討論後來被稱為《奇或偶？超越主體間性》（「Odd or Even? Beyond Intersubjectivity」）。拉康將這個文本與機器形象聯繫起來。他一開始就概述了控制論的新近發展，並說明了這些發展對於理解弗洛伊德有何新意。

接著他說道：

現在讓我們試著想一下，讓一架機器來玩猜奇偶的遊戲，這意味著什麼。我們不可能靠自己把它的結果完全演算出來，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這樣做看起來有些不明智。我最近留心到，埃德加·坡的一個文本讓控制論領域的專家們談論不已，它出自《失竊的信》，是一篇很棒的小說。這篇小說對我們會有所幫助，甚至還可以說是每一位精神分析學家的必讀書。（E，頁179）

於是，在1955年4月27日的討論上（這次討論後來被認為是《〈失竊的信〉研討班》的藍本），拉康再次提到奇偶遊戲：

很清楚，我稱之為主體的侵入（inmixing of subjects）的東西是什麼。我將給你們畫出它的圖示；機緣湊巧，我們能夠藉助《失竊的信》這篇小說找到奇偶遊戲的例子。（E，頁194）

很顯然，拉康的注意力集中於各種機器上面，他特別關注那個能夠進行奇偶遊戲的機器。

按照坡的故事情節，在偵探奧古斯都·杜賓成功取回D大臣從王后那裡偷竊並藏起來的信件之後，出現了所謂的奇偶遊戲。敘事者想知道杜賓是如何成功制服了那個麻煩的對手的。為了滿足敘事者的好奇，杜賓提到了小孩子玩的奇偶遊戲。

他說，這個遊戲很簡單，用一些石彈子就可以玩。一名玩家手裡藏一些石彈子，讓另一名玩家猜石彈子的奇偶。如果猜對了，那麼猜的人贏一顆石彈子；如果猜錯了，那麼就輸一顆。杜賓說，有一位八歲男孩在學校裡贏了所有的石彈子。男孩的策略是先看看對手有多精明，然後根據自己的觀察，在下一次猜測時揣摩對手的心理。

拉康受此啟發，也讓他的研討班成員在班上玩奇偶遊戲，然後再把結果反饋給他。

拉康認為，這個蘊含在坡的小說中的遊戲，其象徵結構建立了杜賓的推理方式（這種推理方式又與杜賓的能力結合起來，即他可以掩飾和模仿表裡不一的大臣D的心理），而最終這種推理方式又必然會被包含在另一種象徵結構中：後者使信件開始流轉。

拉康表明，信件和主體在下述意義上可以互換：只要與信件發生關係，每個主體（王后、大臣、杜賓和其他人）都無法避免被捲入同一個遊戲或機器。

由此，坡的人性戲劇（human drama）的自動重複機制（repetition automatism），就活生生地體現在機遇和概率的機器上面：在這機器中，「象徵界以一次打賭開始了向真實界的突入」（E，頁192）。不過，從博弈論的觀點看，game（l'ensemble-jeu[遊戲整體]）和play（chaque element[各個元素]）之間還有進一步區分，我將在之後涉及杜賓的策略舉措的部分進行詳述。[38]

在拉康最初關於象徵界與真實界的思考中，控制論機器的形象起到了中介作用，並且為他的論述奠定了基礎，比如他說：「概率和機遇的觀念預設的前提是將象徵引入真實界」（E，頁182）。拉康又進一步指出，「只有在真理的層面上，事物才有可能」像所有機遇博弈那樣「被隱藏起來」（E，頁201-2）。

指出這一點相當重要，因為坡的奇偶遊戲背後隱藏的不是一兩顆石彈子，而是數字符號；出於同樣原因，在《失竊的信》中，並不是「信件」這個物體本身使事物運動起來，而是處於通訊機器內部的象徵鏈觸發的真理遊戲。拉康揭示了存在於奇偶遊戲中的象徵界，這就大大超出了坡小說無關痛癢的內容層面。

在討論《失竊的信》之前，一系列準備性討論都清楚表明：奇偶遊戲並不是非常突兀地出現在拉康分析中的，在這此之前拉康已經一路討論了「計算機器」、「思考機器」和其他「在特定策略的限制下」（E，頁178）進行奇偶遊戲的機器。

我們從這些機器出發，可以嘗試接近那些謎一般的控制論學家——據說是他們使拉康注意到坡的小說，雖然拉康似乎不想讓我們知道這些人是誰。眾所周知，拉康在交代資料來源的時候總是模稜兩可，大概希望他的弟子和學生能以自己的方式解決問題，要麼只是想賣弄一下自己的博學。

會不會是沃倫·麥卡洛克[39]、葛雷戈利·貝特森[40]、香農、維納，還是別的什麼人？拉康試圖通過象徵界，在控制論和無意識之間建立起關聯；對於這些重要關聯點，我們當然要進行深入探討。但是，在此之前，我們需要追隨眼下這些數學家的足跡，看看他們自己的文學興趣是什麼。

通過初步考察當時主流的數學家和理論家，我發現，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表現出文學興趣。

維納寫過小說，與T.S.艾略特通過信，甚至出版過自己的文學批評，其中有很多文章討論吉卜林。香農討論坡《梅澤爾的象棋手》的文章眼光敏銳，但也就這一條線索表明了他的文學興趣——雖然他確實在進行有關信息理論的實驗時，提到了詹姆斯·喬伊斯的《芬尼根守靈》。[41]阿蘭·圖靈[42]在二戰期間試圖效法《金甲蟲》裡的基德船長把錢財埋於鄉村，而就在此時，他想出了一系列捉迷藏遊戲（hide-and-seek games），不過最終還是搞砸了。[43]

這些人或許讀過《失竊的信》，但就我所見，沒有一人評價過這篇小說。於是我轉而注意約翰·Z·楊[44]、勞倫斯·庫別、巴特森等人。據讓-皮埃爾·杜普伊說，拉康熟悉楊的著作，後者的著作在1952年3月的第九次梅西會議上討論過。[45]拉康在評論控制論的時候，間或也會提到楊論述章魚神經網絡的著作，但沒有證據表明楊或巴特森對《失竊的信》感興趣。羅南·勒魯在近著中詳細記錄了拉康對庫別的了解情況，但沒有提到文學方面的內容。[46]我們如果看得再遠一些，那麼，看起來紐曼和摩根斯坦會覺得坡的奇偶遊戲很有意思，因為兩人在《博弈論與經濟行為》中討論過類似的遊戲。

不論是拉康討論過的賭錢幣遊戲還是囚徒困境[47]，都出現在《博弈論與經濟行為》中。因此，拉康很可能是通過這本書最初碰到他的「控制論中的愛倫·坡」，而事情也幾乎就是這樣；但奇怪的是，紐曼和摩根斯坦在他們的著作中沒有提到這位美國作家，倒是談了魯濱遜·克魯索和夏洛克·福爾摩斯所作的理性選擇。儘管如此，這兩位博弈論者還是提供了一些關鍵線索，把我們帶向一些旨在譯介博弈論的法國著作。我發現：事實上，拉康在1954-55年研討班上點到的那些謎一般的控制論學家，就出現於法國翻譯和闡釋控制論的著作中。

美國控制論在戰後輸入到法國；與此同時，自然科學在法國也經歷了快速轉型。[48]在法國譯介博弈論和控制論的關鍵人物是天主教數學家喬治·蓋勒博德（George Theodule Guilbaud），他在1950年成為拉康的密友。他們的關係一直保持到1981年拉康去世（見JL，頁560）。很多著名的博弈論學家均認為，蓋勒博德對博弈論功不可沒；而且，如人所料，他也是將博弈論、信息理論和控制論引進法語世界的科學家。[49]大衛·閔德爾與其合著者指出，1950至1951年間，巴黎舉辦了兩次控制論會議；至遲在1950年代末，「這個領域開始正規化，這既與控制論在通俗科學著作中的推進有關，也要歸功於西歐控制論研究的體制化」。[50]在此期間形成了控制論研究會，拉康的兩位密友蓋勒博德和雅克·裡貴特（Jacques Riguet）是其中的核心成員。[51]

裡貴特是一名數學家，也是拉康研討班的常客。我們有理由認為，上述兩人是拉康提到的「控制論學者」。盧迪內斯庫告訴我們，1951年拉康、本維尼斯特、蓋勒博德和列維-史特勞斯經常碰面，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數學領域之間互通有無，並且，「要理解他（拉康）運用的拓撲學圖形，蓋勒博德是不可或缺的」，這些圖形包括莫比亞斯帶、充氣浮標、花託，等等。（JL，頁560）[52]

奇怪的是，盧迪內斯庫的傳記忽略了博弈論和控制論的故事，也沒有提到在拉康與蓋勒博德關係中，博弈論和控制論佔據著核心地位。我們從中或許可以理解，為什麼迄今為止，許多研究關注拉康在拓撲學方面而不是控制論方面的興趣。[53]

主流美國博弈論學家哈羅德·W·庫恩[54]認為，蓋勒博德是非常踏實的科學家，這在當代法國實屬難得；蓋勒博德不僅在1949年寫了長達45頁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評論，而且還為博弈論做出了貢獻。庫恩提到：「參加蓋勒博德1950-51年巴黎研討班的數學經濟學家，包括艾勒（Allais）、馬林沃（Mailnvaud）、布瓦德（Boiteux）和我自己」。[55]拉康是否參加了蓋勒博德的研討班？對此進行一番考察會是很有趣的；但即便他沒有參加，他也肯定很熟悉他這位朋友的著作。

1954年，蓋勒博德出版了廣受好評的《什麼是控制論？》；幾個月後，拉康在討論班上解讀了《失竊的信》。蓋勒博德同年還發表了討論博弈論的重要文章，題為《數學博弈論的基本原理講演》。這篇長文章由五個章節組成，其中蓋勒博德明確提到了坡的小說，把它放在理解奇偶遊戲的歷史語境中。他說，自古人們就輕視這個遊戲，認為它只是小孩子玩的——雖然成年人也繼續玩這個遊戲，尤其是賭博的時候，玩家在遊戲中要冒險賠掉一大筆錢。蓋勒博德認為，「由於埃德加·坡的著名分析（《失竊的信》）」，這個奇偶遊戲廣受關注，「紐曼和摩根斯坦也以『賭錢幣』為名，分析過同樣的遊戲形式」。[56]在蓋勒博德有關紐曼和摩根斯坦的討論中，坡的名字出現過多次，這裡也不是第一次出現。

此前，蓋勒博德於1953年3月24日在索邦大學黎塞留劇場做過一次演講。勒魯在研究這次演講時提到，其中有一半內容是討論數學博弈論，其中一部分內容後來成為蓋勒博德《什麼是控制論？》一書的第三部分。

雖然蓋勒博德在後來的著作裡沒有提到坡的小說，他在這次名為《預探者、計劃者與博弈者：邁向一種人類控制理論》（「Pilots, Planners, and Gamblers: Toward a Theory of Human Control」）的演講中卻提到了坡。蓋勒博德指出，《失竊的信》在文學領域裡處理了一個數學家們爭論不休的老問題，並且表明有一種「純粹博弈」（jeu pur）的可能性。[57]

饒有興味的是，蓋勒博德在演講的時候，引用了拉康此前的論文《邏輯時間與預期確定性論斷》（「Logical Time and the Assertion of Anticipated Certainty」），藉此質疑比利時前輩丹尼斯·馬裡昂（Denis Marion，化名馬塞爾·德弗塞[Marcel Defosse]）著作中的心理主義，後者當時剛剛出版了一本名為《埃德加·坡的思想方式》（1952年）的書。

蓋勒博德與拉康站在同一戰線，反對心理主義謬誤。他指出，馬裡昂「看起來忽略了根本問題；問題並不只是『解讀別人的思想』。重要的不是『心理學』，而是邏輯學。拉康博士在《邏輯時間》一文中就此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58]從《邏輯時間與預期確定性論斷》中給出的證據來看，似乎拉康還沒認識蓋勒博德的時候，就已經在處理囚徒困境和博弈論的問題了，因為這篇文章首次發表時間是1945年3月（同年《博弈論與經濟行為》出版）。

文章發表不久，拉康就於1945年9月赴英國哈特菲爾德康復中心，訪問歸來的戰爭囚徒和海外退役士兵。[59]

紐曼和摩根斯坦在博弈論中考察了各種形式的兩人、三人或多人博弈，以及在各種不確定性條件下的獲勝策略。他們的數學工作啟發了蘭德公司的數學家，後者在1950年代進行了類似實驗。[60]有趣的是，這一工作的前提是不把人視作理性動物。

威廉·龐德斯通認為，「梅裡爾·弗勒德（Merrill Flood）[61]是首批用博弈論分析非理性的研究者之一」。他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蘭德公司的弗勒德—德雷希爾實驗是在1950年進行的，而艾伯特·塔克剛好在同一年[62]為「囚徒困境」命了名。[63]

但是，拉康的《邏輯時間與預期確定性論斷》一文五年前就發表了，他在文中設置了（play on）邏輯推理的虛擬場景（當時的博弈論學者都熱衷於此），倒是為後來弗勒德—德雷希爾實驗埋了伏筆。

這篇文章發表後，拉康又接著發表了一篇相同主題的文章，題為《數字13與猜測的邏輯形式》（「Number Thirteen and the Logical Form of Suspicion」，這篇文章收於《藝術備忘錄》1946年的一期），他在文中繼續思考數字問題。

雖然拉康並不是因為蓋勒博德而產生了對博弈論的興趣，但是，蓋勒博德討論紐曼和摩根斯坦的重要文章，卻著實啟發了他對坡的解讀。這篇影響了拉康的重要文章，就是蓋勒博德針對《博弈論與經濟行為》所寫的45頁評論，我們現在就來考察一下此文。

蓋勒博德的評論文章最初在1949年發表於《應用經濟學》。很少有人知道，這篇文章是拉康解讀《失竊的信》的信息來源之一。在文章中，蓋勒博德第一次細緻分析了坡的小說。後來，他雖然在1953年索邦大學演講以及1954年討論博弈論的文章中也提到了坡的小說，但講得就沒那麼細緻。庫恩認為，蓋勒博德此文不僅僅是對紐曼和摩根斯坦的評論，本身也包含了一些關於博弈論的真知灼見。文章最後提到了《失竊的信》，為的是幫助作者思考「計策理論（the theory of ruse）」。

蓋勒博德認為一個計策扮演著雙重角色：玩家1設法猜出對手的意圖並做出安排，目的是讓玩家2無法把握他的意圖。蓋勒博德把這叫做「積極與消極計策」。接下來，如果一板一眼地運用這樣的策略，計策就會敗露而變得毫無價值。蓋勒博德指出，這便是「虛張聲勢」的起源，「按定義來說，虛張聲勢是一種靈活策略，或者也可以說（我們將會看到）是一種隨即選擇」（「TG」，1：372）。然後，他思考了一種有兩名玩家的場景，並且玩家必須在兩種選擇之間做決定。玩家1在a和b之間選擇，而玩家2在c和d之間選擇，這就得出了如下情形：

（ac）（bc）

（ad）（bd）

根據每一玩家的偏好系統（system of preference），還有其他幾種方式排列上述四種情形。[64]像這種類型的博弈如何進行？蓋勒博德解釋道：「埃德加·愛倫·坡在《失竊的信》中描述的『奇偶』博弈，對應於摩根斯坦通過夏洛克·福爾摩斯的冒險情景。

讓我們回想一下這個情景：福爾摩斯為了躲避莫裡亞蒂，想借道多佛去歐洲大陸。上火車時，他在月臺上看到了莫裡亞蒂；倫敦和多佛之間只有坎特伯雷一站」。（「TG」，1：372）於是，福爾摩斯面臨著艱難決定。他如果與莫裡亞蒂同時下車，那麼他就會被殺死。我們可以看到有四種情況：

a = 福爾摩斯在多佛下車

b = 福爾摩斯在坎特伯雷下車

c = 莫裡亞蒂在坎特伯雷下車

d = 莫裡亞蒂在多佛下車

站在福爾摩斯的角度（莫裡亞蒂的反面）看，ac（成功）與bd（失敗）要好過ad（死亡）與bc（死亡）。雙方是否都能想像對方的思考，並根據自己的利益做出行動的決定？紐曼和摩根斯坦的結論是：莫裡亞蒂有百分之六十的可能性前往多佛，而福爾摩斯同樣有百分之六十的可能性在中途下車。剩下的百分之四十則留給雙方各自的另一項選擇。[65]

延伸閱讀：

http://blogs.cornell.edu/info2040/2015/09/18/game-theory-sherlock-holmes-moriarty-the-final-problem/

https://web.sgh.waw.pl/~mlewan1/Site/GT_files/GT4.pdf

正是在這一點上，蓋勒博德談到了《失竊的信》中杜賓對奇偶遊戲的解釋；並且認為，從博弈論的角度看來，坡的解答太過輕易了：

坡假設兩名玩家之一在智力上遠勝於對手，因此分析就很容易。但如果我們假設兩名玩家在一起玩了很久，我們可能就會問，當他們雙方都有足夠的經驗，從而在思考能力方面旗鼓相當，這時怎麼辦。很明顯，唯一的答案就是：每個人都隨機選擇，希望憑藉對手的些微錯誤來獲益。因此，隨機選擇一定程度上是防禦性姿態，一定程度上又是攻擊的基礎——就是在對手犯錯誤的時候。隨機選擇扮演著「鞍點（saddle point）」的角色。（「TG」，1：373）

紐曼和摩根斯坦對於兩名同等智力玩家之間的隨機選擇進行數學構型，蓋勒博德的批評正是以此為基礎的。這種數學構型的確是更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因為它的基礎是概率，而且它也表明可以通過隨機選擇實現平衡。[66]

紐曼和摩根斯坦在英語game和play中做出關鍵區分，前者由一套規則構成（這套規則對game進行定義），而後者指的則是一種進行博弈的具體場合。這一區分引伸出move[移動，走棋]與choice[選擇]的區分。

庫恩正確地指出：「在下述兩種情況之間也可以做出類似區分：一種情況是由一名玩家或某種機遇裝置（chance device）從幾個選項中選出一項，這叫move；一種情況是在一次具體博弈中做出真實選擇，這叫choice。

因此可以說，一次game由一組move構成，按某種方式排列（不一定是線性排列！）；而一次play由一系列choices構成。」[67]正是蓋勒博德把這些關鍵區分轉譯進法語。他寫道：

第一個區分非常根本：由規則所定義的jeu，區別於根據這些規則而具體實現的jeu。換言之，區別在於尚未落實的jeu與一旦落實的jeu。在紐曼和摩根斯坦的論文中，上述概念分別對應於game和play，而且已經被大部分說英語的理論家採納了（雖然文學語言不一定採納這種區分）。Game指的是有待落實的jeu，而play指的是已經做出的某個jeu。[68]

蓋勒博德清楚意識到：文學語言並沒有明確區分game和play。可以肯定的是，當人們把le Jeu a Jouer作為法國概念譯回英語時，就僅僅變成了play，儘管在英語中，game和play的區分早已確立起來了。這一盲目的能指遊戲，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人們一直沒有發現：美國博弈論和拉康對坡的解讀之間存在重要聯繫。[69]

人們不必精通博弈論便能理解，在《失竊的信》中，當聰明的小男孩贏得石彈子的時候，或當杜賓奪得信件時，其中的奇偶遊戲強調的是play和choice而不是game和moves。對想像界的偏好（揣摩你的對手）阻礙了敘事者，使他無法介入位於象徵界層面的隨機過程（權衡博弈的概率）。是不是出於這個緣故，紐曼和摩根斯坦在《博弈論和經濟行為》中涉及文學例子時，沒有提到坡的小說？

也許吧，對此我們只能猜測。不過，我們確鑿知道的是，拉康的分析附和了蓋勒博德對杜賓的批評——他將蓋勒博德的「計策」與奇偶遊戲相對立。因而，不論杜賓有多精明，他註定對博弈毫不了解；他自稱克服了偶然律，最終卻只能落得和他人一樣的下場。拉康在分析《失竊的信》時，強調了結構與自動重複機制的重要性——在處理控制論意義上的機遇、隨機性和隨機過程[70]的關頭，它們的重要性就體現出來了。他寫道：

象徵的遊戲憑藉自身進行表徵和組織，獨立於人的特殊支持——這就是被稱為「主體」的東西。人類主體不能發動此項博弈，他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並且只是扮演小的加減號的角色。他自己是整個鏈條的一個因素，而一旦把這根鏈條捋直，它便會按照規則自我組織起來。所以，主體總是處在幾個層面上，被卷進交叉往復的網絡中。（E，頁192-93）

拉康在解讀坡時運用了種種小加號減號和圖示。這些都並不神秘，因為它們對應於紐曼、摩根斯坦和蓋勒博德早已分析過的種種組合可能性。上述引文中的「交叉往復的網絡」，與其說是指語言網絡，不如說是指信息理論家理解的通訊網路。如果拉康的「象徵鏈」二元觀指的就是這個，那麼，在他進行語言學方面的思考之前，肯定就考慮過象徵界。（E，頁192）

舉個例子：拉康在解讀《失竊的信》時，用圖示表明象徵鏈如何誕生自真實界。他將八個三線形分成三組：

（圖片見原文連結，號主注）

圖1：拉康《〈失竊的信〉研討班》中的象徵鏈（E，頁193）。

依照奇偶遊戲以及紐曼和摩根斯坦的賭錢幣遊戲的象徵邏輯，拉康的加減法鏈條表明，從概率角度看並不存在純粹機遇博弈。[71]蓋勒博德用二進位碼表示八個數字三線形（他用了不太一樣的符號），藉以表現隨機可能性。將這個圖示與拉康的比較一下，我們不難看出兩者的相似：

（圖片見原文連結，號主注）

圖2：蓋勒博德《控制論》中的八個三線形圖示。[72]

拉康依靠最簡單的加減二元符號來產生隨機組合，並表明：由此產生的三線形序列，遵循某些機遇博弈的規則。[73]同樣的邏輯也可以擴展到日常言語的情景中。

拉康說：

你可以自己猜正反，但如果從言語（speech）角度看，你不是隨心所欲地進行遊戲——總已經存在著三個符號的組合（articulation），包含輸或贏；而這一組合便預設了結果的意義。換言之，沒有可能性（question）就沒有博弈，而沒有結構就沒有可能性。可能性是由結構建立、組織起來的。（E，頁192）

我一開始說拉康發展出他的非語言學意義的（nonlinguistic）關於語言、象徵界和無意識的悖論性理論思考，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事實上，拉康在《精神分析中言語的作用與範圍》（「The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in Psychoanalysis」，一般稱作「羅馬演講」）中批判馬瑟曼（J.H. Masserman）的語言和言語論時，這一新穎的語言觀就已出現了。在1953年羅馬會議上，拉康遞交了新成立的法國精神分析學協會的著名宣言。其中，他解釋了對於弗洛伊德來說症候如何「像語言一樣結構起來」，以及何以「症候是一種產生言語的語言」。

由於考慮到「那些還沒有對語言進行深入研究的人」或許會誤解這裡的「語言」一詞，拉康認為數字組合或許有助於把事情變得容易理解，聽眾可以在數字的組合乘方中認識到「無意識的主要成因」[74]。我們不能把組合乘方化約為人們通常理解的語法秩序，而是要把它看成奇偶遊戲的伏筆；當然，奇偶遊戲還要留待《失竊的信》研討班上討論。拉康說：

在主體自身歷史的所有數字中，如果——通過打破選定數字的數碼（chiffres）系列所得到的數字，通過算數運算將數字進行組合，甚至通過一個從中分離的數字重複區分原始數字——從中得到的數字證明具有象徵意義，這是因為這些數字已經蘊涵在最初的選擇之中。

因此，如果「這些數字（chiffres）決定了主體的命運」這種觀念被作為迷信而否棄，我們依然必須承認，經由分析而向主體揭示出來的、主體的無意識，蘊涵在數字組合的既定秩序之中——也就是說，蘊涵在數字所再現的具體語言之中。[75]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拉康在1955年《失竊的信》研討班上討論的象徵鏈，它的再現方式可以通過三組三線形、或拉康所謂數字（chiffre）——這裡的「數字」同時包括零（cipher）和數碼（numerical digit）。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以下有意思的問題：為什麼拉康在研討班上詳細論述八個三線形序列（以及佔卜技術）？它們是否在暗示另一組隱藏的密碼組合（ciphers）？

看來，在闡釋拉康《失竊的信》研討班的時候，大多數批評家忽略的不僅僅是奇偶遊戲。就我所知，還沒有人意識到拉康的八個三線形包含了一套參照編碼（coded reference），並在數學上暗指一種名為「卦」的古老密碼。拉康沒有在研討班上提到這種密碼，只是在前文涉及的羅馬演講中間接提過。在那裡，拉康頗為奇怪地說：

從在場與缺席的這種連結中（中國佔卦裡畫的實線與虛線，也能夠充分建立起這樣的連結），一種語言（langue）的意義世界誕生了，其中事物的世界將各安其位。[76]

可惜，關於卦的實線和虛線如何產生一種語言的意義世界，拉康此時並沒有挑明。什麼是卦？

「卦」又稱「八卦」，出自三千多年以前中國的古書《周易》，指八個三線形。[77]拉康《失竊的信》研討班講到象徵鏈時，用「卦」的陰（— —）與陽（——）代替加減號，以完全相同的邏輯秩序表現二進位碼。下面，我同時列出陰陽的最初表達式，以及用阿拉伯數字1代替加號或「陽」號後的相應表達式：

（圖片見原文連結，號主注）

圖3：用「陰陽」列出的八個三線形。

（圖片見原文連結，號主注）

圖4：用人們熟悉的二進位碼列出的八個三線形。

盧迪內斯庫告訴我們，拉康在二戰期間學過中文，獲得過東方語言學校的學位（見JL，頁147）。這方面的知識或許能幫助他克服一種頗為典型的心理障礙，大多數西方學院內的非數學家都有這種障礙：對這些人來說，當表意文字的概念運用於數字符號和文字符號時，他們總是無法把握（總把它和象形文字搞混！）。

當然，為掌握二進位的數學意義，並不一非要熟諳中文不可。[78]比如，當年萊布尼茲就是一例。17世紀耶穌會傳教士到過中國，萊布尼茲通過它們得知了八個三線形及其組合原則。萊布尼茲並不懂中文，原先還以為是自己發明了二進位碼；而當1700年11月布維神父把那八個三線形帶回歐洲時，萊布尼茲面對這一證據，意識到不是自己發明了二進位運算，自己是「重新發現」了伏羲發明的原則。[79]

布維神父說，這些三線性是「古代的超凡智慧創造的符號，它們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它們用於表達一切科學中最抽象的原則」。這種說法很可能是圖靈、香農和維納構想的普遍離散機器（universal discrete machine）的先聲——他們把萊布尼茲看作控制論的守護神。[80]蓋勒博德喜歡另一個守護神：他經常懷著崇敬之情提起帕斯卡爾。

不過，他依然承認萊布尼茲是維納控制論的守護神，而且他自己也用二進位碼討論三線形組合；如圖二所示。[81]至於拉康，他沒有自己的控制論守護神（除非弗洛伊德算是的話）；但是他的普遍語言計劃（象徵界）也同樣是通過數學或控制論的思考方式建立起來的，他也從不隱瞞這一事實。[82]

控制論無意識

毫無疑問，拉康的語言觀念在其一生中幾經轉變，而我們也必須承認這一觀念在歷史時間中發生了諸多波動和變化。我主要關注一個時間段，即拉康1954-55年為期一年的系列研討班，這些研討班後來成為解讀《失竊的信》的基礎。我的目的是證明：拉康沒有支持結構主義語言學，而是發展出了一種新的語言理論；他對於信件、數字、空間、加減號及其他表意符號的重視，都是這一新觀念的一部分。拉康對弗洛伊德的再思考，以及他對控制論無意識的揭示，都與這種對於語言和象徵界的新看法有關。這種關聯如何形成，就是我們需要考察的問題。

1954年12月15日，拉康提出了一個問題：「個體何時在其主體作用中（in his subjective function）把自己納入考慮——如果不是在無意識中的話？弗洛伊德式經驗所揭示的最明顯的現象之一，正在於此。」拉康所說的「弗洛伊德式經驗」具體指什麼？他解釋說：

想一下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最後提到的那個很奇怪的遊戲：讓受治療者隨機說一些數字。數字聯想使受治療者認識到意涵（significations），迴蕩著他的記憶、他的命數，以至於從概率的角度看來他所做的選擇大大超乎我們從純粹偶然中期待的結果。[E，頁56]

隨機說一些數字，這種舉動通過概率而與無意識產生聯繫。在對弗洛伊德經驗做出隨機分析（stochastic analysis）之後，拉康緊接著就批判了黑格爾：他認為黑格爾「沒有放棄意識的核心地位，雖然他確實允許我們擺脫意識」（E，頁56）。看起來，這一批判標誌著一個「轉折點」，有些學者把它看成是拉康從黑格爾階段轉向了語言學階段，但我認為該用控制論代替這裡的語言學。我在此強調的區別相當關鍵，因為證據表明：拉康和雅各布森不同，他雖然口頭上重視語言學，關注音位和語音，但他把所有精力放在了象徵界上，而拉康又賦予象徵界以一個非常高的抽象層面，不同於索緒爾或雅各布森的語言觀念。換言之，拉康憑藉控制論而非語言學，展開了對黑格爾、梅洛-龐蒂和一般意義上的現象學的批判。

後來被拉康稱為與真實界的「會合（rendezvous）」，起初是他評論機遇博弈的詞（科學家們用自己的符號構想機遇博弈）。對於香農、維納、蓋勒博德及其他「控制論學家」而言，信函（written letters）的隨機過程預先假定有一套組合規則存在於機器或人腦的無意識之中，由此生產有意義或無意義的表述。[83]蓋勒博德在《什麼是控制論？》一書對控制理論進行整理彙編，他花了許多章節的篇幅討論象徵邏輯中語言和機器的關係。這些章節包括「迴路與網絡」、「反饋與目的行為」、「信號與消息」、「信息與概率」、「通訊」，等等。蓋勒博德認為，控制論學家的任務是用嚴格的數學方法分析語言隨機過程，同時承認，「語言」在日常意義上「僅僅運用了很小一部分組合網絡，實際上支撐語言的組合網絡要大得多」；而除了語言之外，其它象徵系統還包括數字和二進位碼。控制論或信息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分析「實際的語言過程……[並]揭示隱含在產生機制背後的結構，不管這個產生機制是通常意義上的機器，抑或是潛意識的人類機能[un subconcient humain]」。[84]我下文將指出，拉康在重讀弗洛伊德的過程中，把蓋勒博德的機器和人的潛意識轉化為機器和無意識。

有充分證據表明，除了《失竊的信》的研討班之外，拉康在1954-55年研討班涉及的弗洛伊德式主題，都多少與蓋勒博德在《什麼是控制論？》及《博弈理論》、《數學博弈論的基本原理講演》討論的相同主題有關。限於篇幅，我無法在文中系統比較兩篇文章，但雙方在技術用語方便的確存在驚人的相似。我認為，更行之有效的討論途經是從控制論視角出發，考察那些對於拉康解釋語言和言語概念至關重要的思想線索；也就是說，考察拉康在1954-55年研討班上系統討論的問題——通訊迴路、消息（message）、邏輯時間。這一系列探討的集中表現，要數拉康1966年6月22日的一篇演講：《精神分析與控制論，或論語言的本質》（「Psychoanalysis and Cybernetics, or On the Nature of Language」）。

我們應該還記得，拉康在分析坡的小說時，提醒我們不要過於字面地理解失竊的信或石彈子。拉康在提到先前的這次研討班時說：「這封信本身、這一書寫在紙上的隻言片語，就其四處周轉這一點而言，它就是無意識。」（E，頁209）同樣，在奇偶遊戲中，石彈子在玩家手中傳來遞去，它表示的就是無意識。拉康希望構思一種關於象徵迴路的一般理論，在此過程中，他藉助電報來進一步反思無意識：

假設我從這裡發送一份電報到勒芒，要求勒芒將其回送到圖爾，從那裡再到桑斯，從桑斯再到楓丹白露，然後再到巴黎，持續不斷。條件是在我接收到信息的結尾部分時，開頭部分還沒有傳回來。這個信息必然要花時間周轉。它轉得很快，一刻不停地兜圈子。這很有趣，整個信息不斷折返到自身。這叫做「反饋」（拉康原文用了英語feedback），它和動態平衡有關係。你們知道，這就是控制蒸汽進入蒸汽機的方式。如果蒸汽機加熱過快，會有一個調節器進行協調，用離心力使兩者強行分離，進氣就受到控制。我們圍繞著一個平衡點來回擺動。[E，頁88]

「負反饋」與「動態平衡」是維納的兩個核心概念，麥卡洛克和皮茨憑藉它們的幫助，在人腦神經網絡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貢獻。[85]反饋系統中的「消息」理念將蒸汽機和電報聯繫起來，但這一消息卻無關乎內容和意義。從信息理論的角度看，「消息是一組離散或連續的可測量事件序列（這些事件分布於時間中）」。[86]反饋和動態平衡機制是控制論的核心，也正是它們決定了這一運動的結構。拉康一語雙關地說到消息的「結尾或開頭（tails and heads）」，讓人想到由於博弈論而廣為流傳的機遇博弈「猜硬幣」。[87]這個遊戲跟人們熟知的「藏靴子」遊戲差不多——靴子或消息在其中傳遞，但是和坡的信件一樣，這個消息在迴路中移動時不包含任何語言學的意義。

提到電報並不是偶然的，因為在香農建立信息理論的時候，摩爾斯電報技術是其數學分析的起點。[88]我們之前已經看到，吉特勒將拉康的象徵界與打字機聯繫起來；人們或許會懷疑，把電話和電報包含進來，究竟有沒有對吉特勒的說法產生重要影響。從概念上說，這三種技術相互關聯，但似乎香農的著作明顯出於很好的理由而更重視摩爾斯碼。在摩爾斯電碼中，香農發現了一種消息概念，它不僅能夠與不確定性和概率（即在x個消息中選出一個）聯繫起來，而且能夠與通訊系統的特定設計方式聯繫起來——使通訊系統能夠處理信息的數據模式（他稱之為「冗餘」）和隨機性（他稱之為「熵」）。[89]拉康很好地理解了這種新穎的電報消息概念（conceptualization），以及它對於自己研究的重要性。拉康從這種理解中發展出一種語言觀念，在給予能指（或信件）以絕對的優先性同時，將語言學意義和語義學從符號中排除出去。下列圖示表明三個群（groups of three）的組合可能性，這是拉康從香農的數學原則中推演出來的，在此之前香農曾運用這些原則分析過摩爾斯碼：

（圖片見原文連結，號主注）

圖5：拉康的1-3網絡，出現於《〈失竊的信〉研討班》[90] 香農的圖像再現：受約束的電報符號組合[91]

至少在1955年1月19日的研討班上（這次研討班伊波利特也參加了），拉康在談到通訊工程的科學研究時，直接提到了香農在貝爾實驗室的工作，雖然他沒有提到香農的名字：

貝爾電話公司要求更加經濟，也即用一根線路來傳送最大可能數量的通訊。在美國這樣大的國家，節省一些線路（wires）非常重要，而通過這種傳輸裝置來傳遞最小可能數量的線路則毫無意義。這是通訊量化的開端。你們可以看到，由此開始應對的問題和我們這裡所謂的「言語」相去甚遠。它並不試圖了解人們之間的對話是否有意義。除此之外，你們肯定從經驗了解到，在電話裡說了什麼無關緊要。但人們的確在溝通、意識到聲音的調節、並最終識別出他們所知道的語詞。這關乎了解人們通過何種條件能夠最經濟地傳遞他人所能識別的語詞。沒人關心意義。這難道不是很好地強化了我所強調的一點（人們總是忘記這一點）：作為言語工具的語言是物質性的？[E，頁82，著重為引者所加]

看來，索緒爾的言語（parole）概念經由香農的信息理論線路傳遞下來，重新出現的時候已改頭換面。除了會強調採用信道（channel）而非線路，香農在以下方面或許均會同意拉康的看法：「量化通訊」、要求「更加經濟」、消息無關乎「理解」或意義，等等。

而且，香農或許也會同意，他的通訊理念處理的事情「和我們這裡所謂的『言語』相去甚遠」。這最後一點再清楚不過地表明，拉康為什麼顛倒了能指和所指模型；同時，我們也可以由此看到，拉康如何進一步將無意識概念化，而無意識又和象徵界聯繫起來。

但是，這一語言觀的困難是：語言如何能夠在脫離言語的同時，作為言語的工具發揮作用？人的心智行為是否與電話交換系統類似，或者說人的心智是否也是機器？維納、麥卡洛克和蓋勒博德回答說「是」，因為控制論的前提就是：通訊網絡和神經線相互對應，而且不僅僅是在類比的意義上對應。拉康的答案差不多也是「是」，因為他依靠控制論機器，進一步思考語言的性質和無意識的形式。

拉康顛覆了人們所熟悉的語言觀；如果人們從1955年頭幾個月的手稿判斷，研討班的多數成員顯然因此而被搞得一頭霧水。每當拉康利用數字來思考語言問題的時候，這些成員似乎就遲疑不決，難以跟上拉康的思路。（我相信，今天在美國和世界各地教授拉康的「索緒爾式」語言觀時，情況依然沒有好轉。）有一處，拉康失去了耐心，他抱怨說：「我們將不再涉足這些繁難的領域。你能引馬去喝水，但喝水還得靠它自己。我也要避免在這一活動上讓你們覺得過於厭惡。」（E，頁178）

根據阿蘭·米勒的整理稿，由於人們無法理解拉康新穎的語言觀念，這種奇怪的情況致使拉康用最後幾次研討班討論《言語在何處？語言在何處？》的主題（1955年6月15日）。看樣子，研討班的成員著實搞不明白老師用「言語」和「語言」概念在講什麼；拉康在跟他們進行現場交流後，做出了如下解釋：

當我們以純形式的方式（諸如數學符號）圖解語言現象的時候——這是我把控制論提上議程的原因之一——當我們用數學標記表示一個詞（verbum）的時候，這是以最簡明的方式表明：語言完全獨立於我們而存在。數字具有絕對的性質……所有這些都能以各種方式流通於（circulate）普遍機器之中，後者比你們所能想到的任何東西都更具普遍性。我們可以想像無數的層級，上述一切在其中周轉、循環。符號的世界自如運轉，沒有任何意涵（signification）。賦予其意涵的是我們使機器停下的那一刻。這些暫時的中斷是我們的幹涉所致。如果發生故障，我們將會看到各種矛盾（ambiguities）浮現出來，其中有一些難以解決，但人們最終總會給這些矛盾賦予意涵。[E，頁284]

緊接著這一段，拉康與研討班上唯一一位數學家勒魯進行了一系列精彩對話，涉及到機器所能做的和不能做的事情、各種機器是否共同分享普遍性符號，等等。拉康認為二進位數1和0體現了符號的普遍系統，並將這一系統與歷史上出現的個別語言（例如法語）相對立，但研討班上一些成員則堅持將個別語言作為參考框架。

拉康指出：「二進位碼在機器中的循環使我們（如果給它正確的程序）能夠揭示先前未曾發現的質數。在機器中循環的質數和思想毫無關係。」（E，頁286）[92]拉康在先前的場合已表明，是無意識、而不是言說的主體，根據既定的組合規則進行思考和機遇博弈。就像質數一樣，從思考機器裡產生的東西，考慮的僅僅是如何展開博弈。

在這種能夠被程式化（programmable）的意義上，拉康把語言定義為一種象徵體系，對他而言問題就是去了解「形成語言所需要的最小符號數量」（E，頁287）。0和1這兩個符號的二元制邏輯，可以同時應用於控制論機器和麥卡洛克—皮茨的神經網絡。拉康的精神機制幾乎完全重複了控制論學家的神經網，而正是從這裡，我們得以理解弗洛伊德的自動重複機制：

機器內部的消息是什麼？它是某種沿著開端（opening）展開，而本身又並非開端的東西，其展開方式好比電燈通過開關啟動。它是某種樞接（articulated）的東西，與象徵層面（symbolic register）上那些基本對立屬於同一次序。在任何給定時刻，消息都必定折返回來（或不折返）。它時刻準備給出回應，而它的完成則是通過這種完全相同的（selfsame）回應行為實現的；也就是說，憑藉停止發揮獨立和封閉的迴路的作用、憑藉進入事物的總體運轉，它的完成得以實現。現在，這就很接近於我們關於強制（Zwang）——即「重複的衝動」——的理解。[E，頁89]

「強制」指的是弗洛伊德的自動重複機制（Wiederholungszwang），拉康1966年版本的《〈失竊的信〉研討班》就以此開篇（絕大多數美國批評家閱讀和評論的就是這個版本）。然而，我們可以在手稿中看到，這一討論發生於1955年1月19日，焦點集中在幾位重要的美國控制論學家的著作上。當然，在此拉康也沒有提到他們的名字。

麥卡洛克和皮茨的文章《神經活動中觀念的邏輯微積分學》（1943）（「A Logical Calculus of the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具有開創性意義，這篇文章假設人腦是一個控制論機器，由此界定了第一代美國控制論學家的工作。[93]

兩位作者在文章中表明，神經元活動具有命題性質（propositional）；此外，兩位作者運用了數學微積分，建立了與命題邏輯關係同構的形式神經網絡。麥卡洛克和皮茨相信，所有精神活動都具有符號性質（semiotic character），「這些活動的『全或無』定律，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與命題邏輯關係的一致，都確保了精神粒子（psychons）之間的關係就是命題之間的『真偽二價』邏輯關係。

因此，在心理學中（內省心理學也好、行為心理學也好、生理心理學也好），基本的關係就是二價邏輯關係。」[94]無論是「意涵」的迸發、「暫時性中斷」引起的「矛盾」，還是迴路的「故障」時刻，都引起了拉康的極大興趣；這就說明，對於神經學研究的這種控制論途徑，拉康是非常熟悉的。他把記憶裝置稱為「循環流通的消息，從巴黎出發，沿著神經系統上諸多細微的點最後回到巴黎」，並在一處不點名地提到了一位「神經學家」（會不會是英國神經生理學家約翰·楊？），後者進行了許多有關章魚神經系統的實驗。（E，頁89）

當然，電子系統和生物學系統可能被卡住，迴路也可能崩潰。拉康小心指出，信息的周轉並不是「人與人之間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信息的周轉關注的是線路底下發生的事情，以及能夠被控制的事情。此外，當這一周轉開始失靈（deteriorate）、不再發揮通訊作用時，人們由此開始思考它將往哪裡去，還是哪兒都不去」（E，頁83）。

拉康接著補充說，可以用一個美國單詞來描述這種崩潰，就是「心理學中」的「堵塞（the jam，拉康原文是英語）一詞。在此，混亂（confusion）第一次作為關鍵概念出現。混亂傾向在通訊中表現為通訊的停止，也就是說不再傳達任何信息。由此產生另一個符號」（E，頁83）。拉康很清楚，在他之前香農就把這種傾向命名為「熵」；但是，拉康自己正在發展一種象徵界觀念，力圖根據他所謂在文明時間進程中「人的等待」（E，頁300），來重新規定通訊與非通訊（noncommunication）的意義。

我在本文開頭說過，拉康《失竊的信》的研討班與大洋兩岸的文學批評家們玩了一場遊戲，一場藏匿於光天化日之下的遊戲。如何理解英語世界自身造成的這個盲視？約翰·弗勒斯特對此給出的解釋是：1966年《耶魯法國研究》刊登的傑弗裡·梅赫爾曼譯文是節譯，可能「導致英美世界接受《研討班》時，脫離了拉康的討論語境；也就是說，沒有注意他是在什麼語境下討論重複、機器和控制論的」。[95]

他的說法大體上是準確的，因為在對拉康進行跨語際闡釋之後，美國博弈論和控制論的痕跡事實上就被抹去了。但這種說法也有一個問題：當時已經發表的法文版《研討班》有三個版本，而英美學界大部分後結構主義的拉康研究者都是雙語作家，他們應該參考過某個法文本。舉個例子，德希達在《真理供應商》（「The Purveyor of Truth」）一文花了很大篇幅批判拉康，巴巴拉·詹森則在《參照框架》（「The Frame of Reference」）一文中針對德希達的批判做出了有力反擊；不過，兩者都沒有提到拉康著作中俯拾皆是的控制論機器。

對此該如何解釋？我們從這個跨洋的盲目鏡像遊戲之中，能夠了解到哪些關於理論本身的政治無意識信息？考慮到美國和其他地方的學院，都在進行學科邊界的再生產和管轄，上述現象是否與此有關？

的確，拉康沒有指明具體是哪些控制論學者使他注意到坡的小說，但他在重寫（rework）弗洛伊德的過程中，從未試圖隱瞞控制論的核心地位。1955年6月22日，拉康做了一次題為《精神分析與控制論，或論語言的本質》的公開演講，概括他為期一年的研討班（我在文章中已經分析了這次研討班）。在演講中，拉康開始反思控制論和博弈論險惡的（sinister）一面，反思這些（美國）發明背後蘊含的政治涵義：

沿著這條創新的前沿繼續走下去——其創新性以控制論的形式出現於我們世界上——在這一過程中，我所做的是試圖把它和人的等待（man’s waiting）聯繫起來。如果經過檢測的（scanned）遭遇組合的科學為人所注意，那是因為這種科學根本上與人有關。而它產生自機遇博弈也毫不奇怪；博弈論關係到我們的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關係到聯合與壟斷的理論，關係到戰爭理論，說這些並非無的放矢。沒錯，從戰爭作為博弈的角度看，戰爭本身脫離一切真實（real）。

同一個語詞既可以指相當廣泛的領域，也可以指機遇博弈，指出這一點也並非無的放矢。……在此我們非常接近於我一開始提出的那個根本問題：「無意識」的機遇（the chance of the unconscious）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人之為人。那麼，它是什麼？[E，頁300]

幾乎可以說，拉康對博弈論的描述，以隱晦的方式（coded）描繪了冷戰中的美帝國。就弗洛伊德式無意識而言，控制論能夠告訴我們的可怕事實是以「經過檢測的遭遇組合」的面目出現的。藉助控制論，符號得以在一種裝置（apparatus）中體現出來，拉康假定這種裝置將真實界與句法相結合；不過，這一句法與常規語法毫無關係，它是0和1的組合邏輯。拉康模仿海德格爾的口吻說：「人並非這種原初語言的主人；他已被拋入其中，被交付給語言，被語言的齒輪裹挾。」[E，頁307]

歷史性（historicity）或「人的等待」的真正含義是時間與機遇，而要思考或再思考心智、語言、機器，時間與機遇都相當重要。不過，我們在此碰到一個問題：控制論誕生之後，語言理論和無意識理論會不會變成一回事？拉康說「不會」，他說對了。對於「出現於我們世界上的事物」的轉瞬即逝（temporality），拉康始終保持相當開放的姿態；而他的創新性也正是在此。

注釋

[①]Jacques Lacan,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1954–1955, vol.2 of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trans. Sylvana Tomaselli, ed. Jacques-Alain Miller (New York,1991), p.179;下文簡稱E。

[②] 索卡爾（Alan Sokal）和布裡克蒙特（Jean Bricmont）就因此批評過拉康，認為他對數學的運用有問題；但是，就拉康的數學建構離不開博弈論，控制論和信息理論，以上兩位卻沒有對此做出有力的批評。見Alan Sokal and Jean Bricmont, Fashionable Nonsense: Postmodern Intellectuals』 Abuse of Science (New York,1998)。有趣的是，已經有人質疑兩位作者自己對複數的理解，見Arkady Plotnitsky, The Knowable and the Unknowable: Modern Science, Classical Thought, and the「 Two Cultures」 (Ann Arbor,Mich.,2002),pp.112–13.亦見Bruce Fink的辯護：Lacan to the Letter: Reading 「Écrits」 Closely(Minneapolis,2004), pp.130–32.拉康數學公式的排印錯誤，見Fink, 「The Nature of Unconscious Thought or Why No One Ever Reads Lacan’s Postface to the 『Seminar on 「The Purloined Letter,」』 」in Reading Seminars I and II: Lacan’s Return to Freud, ed. Richard Feldstein et al. (Albany,N.Y.,1996), pp. 186–87 n.3.

[③] 圍繞《〈失竊的信〉研討班》的傳抄、發表、翻譯的過程，引發了如何闡釋拉康的象徵界理念的問題。此次研討班的1966年權威版本表明，有不止一個文本、不止一次研討班探討了這個問題。第一次印出的版本是「Le Sé minaire sur『La Lettre volée』」in La Psychanalyse,no.2(1956):1–44。這個版本包括1954-55年研討班主要議題提綱，還有拉康關於數字序列、控制論、機器和自動重複機制的討論。1966年，這篇文章和提綱的擴展版本重刊於《選集》（Écrits）中。1972年，新版本的刪節英譯文題為《〈失竊的信〉研討班》（」Seminar on 『The Purloined Letter』」），trans. Jeffrey Mehlman, Yale French Studies, no.48(1972):39–72。1978年，1945-55年研討班手稿以標題Le Moi dans la théorie de Freud et dans la technique de la psychanalyse,1954–1955出版，Miller編輯（Paris，1978）。手稿表明拉康在1955年3月23日至5月11日之間，不止一次討論過《失竊的信》。

[④]Marie Bonaparte（1882-1962），法國作家、精神分析學家。——譯註

[⑤] 見Jacques Derrida, The Post Card: From Socrates to Freud and Beyond,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1987), pp. 403–96。

[⑥] 原文是「le hasard nous l』a offerte」（Lacan, Le Moi dans la théorie de Freud et dans la technique de la psychanalyse, p.264）。在之前1955年3月30日的研討班上，拉康就說了本文題記那段話，表示偶然的機遇是通過控制論降臨的。

[⑦]John von Neumann（1903-1957），奧地利裔美國數學家，在多個領域做出過傑出貢獻，包括集合論、遍歷理論、量子力學、博弈論、幾何學、經濟學等，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數學家之一。——譯註

[⑧]Oskar Morgenstern（1902-1977），德裔奧地利數學家，與紐曼合著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一般被認為是第一本討論博弈論的專著。他還將博弈論運用到商業領域。——譯註

[⑨] 衍指符號這個概念特指跨語言符號在隱含的翻譯途中看不見的關聯。與通常顯示自身外來的新造詞語不同，一個衍指符號並不在言說或書寫層面經歷質變，而在於本土語詞的所指延伸到外來語詞的那個過程，最後造成意義內部分裂。關於此概念在跨語際符號學中更詳細的闡釋，見 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ss., 2004), pp.12–13。(中譯見劉禾：《帝國的政治話語》，三聯書店2009年版。)

[⑩] 早先關於美國和法國之間鏡像遊戲的討論，見Jane Gallop,Reading Lacan (Ithaca, N.Y.,1985), pp.55–73。

[⑪]Sylvère Lotringer and Sande Cohen, 「Introduction: A Few Theses on French Theory in America,」 in French Theory in America, ed. Lotringer and Cohen(London,2001), p.1.

[⑫]Jean-Paul Sartre,「Jean-Paul Sartre répond,」interview with Bernard Pingaud, ĽArc, no. 30 (1966):94。1966年，ĽArc出了一期薩特特刊，名為「今日薩特」。在這次訪談中，編輯Bernard Pingaud特地讓薩特回應結構主義者（包括福柯、列維-史特勞斯、拉康與阿爾都塞）的著作。

[⑬] 比如，維納寫於1942年的計劃書《黃禍》就是一本較早和控制理論有關的著作。這是一份120頁的有關防空射擊的機密報告，是維納提交給國防研究委員會的。見Flo Conway and Jim Siegelman, Dark Hero of the Information Age: In Search of Norbert Wiener, the Father of Cybernetics (New York,2005),pp.116–18。

[⑭]Fredric Jameson, 「Imaginary and Symbolic in Lacan: Marxism, Psychoanalytic

Criticism, and the Problem of the Subject,」 in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 The Question of

Reading, Otherwise, ed. Shoshana Felman (Baltimore, 1982), p.374.

[⑮] 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寫過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兩卷本著作討論結構主義的歷史，但僅僅浮光掠影地提了一下控制論。見Francois Dosse, The Rising Sign,1945–1966,vol.1 of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trans. Deborah Glassman (Minneapolis,1997), p.220。

[⑯] 這一過程正和美國向歐洲出口各種制度安排同步進行，Victoria de Grazia的著作Irresistible Empire: America’s Advance through Twentieth-Century Europe(Cambridge, Mass.,2005)在這方面做了出色的分析。

[⑰] 為避免語詞上的口舌之爭，我用「美國理論」這一簡稱指博弈論、控制論、信息理論等隨著美帝國的興起而佔據霸權地位的理論。我並沒有暗示這些理論內部的聯合，我也並不認為科學家個人的國族對這裡的討論有多重要。法國科學家和其它歐洲科學家當然對控制論的數學奠基貢獻良多，維納也承認這一點；但是，他們並沒有發明作為一門科學的控制論，他們的著作和美國霸權也沒有直接聯繫。

[⑱] 在博弈論發明的優先權問題上針鋒相對的論述，見William Poundstone, Prisoner’s Dilemma (New York,1992), pp.40–41，以及 Georges T. Guilbaud, 「Lecons sur les éléments principaux de la théorie mathématique des jeux,」 Stratégies et Décisions economiques: Études théoriques et applications aux enterprises, ed.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1954), 2.6–2.10:1–29。

[⑲] 博弈論概念，指參與博弈的各方不存在合作可能性，在競爭條件下一方的收益必然造成另一方損失，收益和損失的總合為零。——譯註

[⑳] 運用於博弈論的一項決定規則，指將可能損失最小化，或將可能收益最大化。一般用於零和博弈情況。——譯註

[21] 獲得普遍承認的最明顯標誌，是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約翰·納什、約翰·海薩尼（John Harsanyi）與萊因哈特·澤爾騰（Reinhard Selten）。

[22]Claude Elwood Shannon（1916-2001），美國數學家、電子工程師，被稱為「信息理論之父」。——譯註

[23]Norbert Wiener（1894-1964），美國數學家，研究涉及電子工程、電子通訊等領域。——譯註

[24] 見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Cambridge,Mass.,1948),p.19.詳細的自傳性說明，見Wiener, I Am a Mathematician(New York,1956),pp.322–23

[25] 有關控制論的歷史，見Steve Joshua Heims,The Cybernetics Group(Cambridge,Mass.,1991).

[26]Roger Caillois（1913-1978），法國知識分子。——譯註

[27] 有關綜述見Céline Lafontaine, L』Empire cybernétique: Des machines à penser à la pensée machine (Paris,2004)。

[28] 有關維納和伊波利特在博弈論和戰爭的未來等問題上的交談，見Wiener, 「L』Homme et la machine,」 Collected Works with Commentaries, ed.P.Masani,4 vols. (Cambridge,Mass.,1985), 4:824–42.

[29]19世紀英國物理學家麥克斯韋為了說明違反熱學第二定律的可能性而設想的思維實驗，設想一個妖精把守一道閘門，讓速度快的微粒通過閘門，而把速度慢的微粒留在閘門另一邊，這樣形成閘門兩邊的溫差。麥克斯韋妖被認為是耗散結構的雛形。 ——譯註

[30] 見Jean Hyppolite, 」Le Coup de des de Ste phane Mallarmeet le message,」 Etudes philosophiques 4 (1958): 463–68.伊波利特參加了拉康1954-55年期間的研討班。

[31]Elizabeth Roudinesco（1944- ），法國歷史學家、精神分析學家。——譯註

[32]Elizabeth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and Co.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trans.Mehlman (Chicago,1990),p.300;以下簡寫為JL。

[33] 見Dosse, The Rising Sun, p.58, 以及JL, pp. 305-7。

[34] 拉康離開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前後過程，見Philippe Lacoue-Labarthe and Jean-Luc Nancy, The Title of the Letter: A Reading of Lacan, trans.Francois Raffoul and David Pettigrew (Albany,N.Y.,1992), pp.33–50。

[35]Fink, 「The Nature of Unconscious Thought or Why No One Ever Reads Lacan’s Postface to the 『Seminar on 「The Purloined Letter,」』」 pp.173–74.

[36]Friedrich Kittler（1943- ），德國文學批評家、媒體理論家，著作受到拉康和福柯的影響。——譯註

[37]Friedrich Kittler,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trans. Geoffrey Winthrop-Young and Michael Wutz (Stanford,Calif.,1999),p.15.最近受吉特勒啟發的有關拉康與控制論的研究，見John Johnston, The Allure of Machinic Life: Cybernetics, Artificial Life, and the New AI (Cambridge, Mass.,2008),pp.65–103.

[38] 見Guilbaud, 」Lecons sur les elements principaux de la theorie mathematique des jeux,」2.7:7.

[39]Warren McCulloch（1898-1969），美國神經生理學家、控制論學家。——譯註

[40]Gregory Bateson（1904-1980），英國人類學家、語言學家、控制論學家，著作交叉多個領域。——譯註

[41] 關於詹姆斯·喬伊斯和信息理論，見拙文：「iSpace: Printed English after Joyce, Shannon, and Derrida,」 Critical Inquiry 32 (Spring 2006):516–50。

[42]Alan Turing（1912-1954），英國數學家、邏輯學家，被稱為人工智慧之父。——譯註

[43] 關於圖靈異想天開式的冒險舉動，見Andrew Hodges, Alan Turing: The Enigma (New York,1983),pp.344–45。

[44]John Zachary Young（1907-1997），英國動物學家、神經生理學家，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傑出的生物學家之一。——譯註

[45] 見Jean-Pierre Dupuy, The Mechanization of the Mind: On the Origins of Cognitive Science, trans. M.B. DeBevoise (Princeton, N.J., 2000), p.109。

[46] 見Ronan Le Roux,「Psychanalyse et cybernetique: Les Machines de Lacan,」L』Evolution Psychiatrique 72, no.2(2007): 346–69。

[47] 見Lacan,「Logical Time and the Assertion of Anticipated Certainty」(1945), Écrits, trans. Fink et al. (New York,2006), pp.161–75。

[48] 有關控制論在法國的介紹，見David Mindell et al., 「From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to Communications Science: Cybernetics and Information The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Science and Ideology: A Comparative History, ed. Mark Walker (London, 2003), pp.66–95。

[49] 在一次採訪中，95歲高齡的蓋勒博德回憶他和同事們在龐加萊研究所（Henri Poincare Institute）如何試圖掌握來自美國、德國和蘇聯的新型數學任務。見Guilbaud,「La Mathematique et le social,」interview by Bernard Colasse and Francis Pave, Gerer et Comprendre 67 (Mar.2002): 72。

[50]Mindell et al.,「From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to Communications Science,」 pp.74–75.

[51] 見Le Roux, 「Psychanalyse et cybernetique,」 p. 335。

[52] 見蓋勒博德對博弈論領域的重要貢獻：「La Theorie des jeux: Contributions critiques ala theorie de la valeur,」Economie Appliquee 2(1949):275–319;trans. A.L. Minkes under the title 「The Theory of Games: Cri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Value,」 in The Foundations of Game Theory, ed.Mary Ann Dimand and Robert W.Dimand,3 vols. (Cheltenham,1997),1:348–76;以下簡寫為「TG」。亦見他的La Cybernetique (Paris,1954) 以及Elements de la theorie mathematique des jeux (Paris,1968)。

[53] 見Lacan: Topologically Speaking,ed. Ellie Ragland and Dragan Milovanovic (New York,2004)。

[54]Harold W. Kuhn（1920- ），美國數學家，與David Gale和Albert Tucker一起獲得1980年約翰·馮·紐曼理論獎。——譯註

[55]Harold W.Kuhn, introduction to John von Neumann and Oskar Morgenstern,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N.J.,2004), p. x.

[56]Guilbaud,「Lecons sur les elements principaux de la theorie mathematique des jeux,」3.13:18.

[57]Le Roux, 「Psychanalyse et cybernetique,」 p.352.

[58] 引自Le Roux, 「Psychanalyse et cybernetique,」 p.353.

[59] 文章最初發表於Les Cahiers d』Art。見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trans. Barbara Bray(New York,1997), p.176。

[60] 蘭德公司1946年由美國空軍與道格拉斯公司合資建立，任務是研究空戰技術。見Martin J. Collins, Cold War Laboratory: RAND, the Air Force, and the American State, 1945–1950(Washington,D.C.,2002),以及S.M. Amadae, 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 The Cold War Origins of Rational Choice Liberalism (Chicago,2003).有關蘭德公司的博弈論分析詳情，亦見Paul N. Edwards, The Closed World: Compu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Cold War America (Cambridge,Mass.,1996),pp.113–45。

[61]Merrill Flood（1908-1991），美國數學家，與德雷希爾（Melvin Dresher）一起奠定了囚徒困境的理論基礎。——譯註

[62]Albert W. Tucker（1905-1995），加拿大裔美國數學家，在拓撲學、博弈論、非線性規劃等領域做出過重要貢獻。——譯註

[63]Poundstone, Prisoner’s Dilemma, p.101.

[64] 像賭錢幣遊戲一樣，福爾摩斯故事被紐曼和博根斯坦作為零和雙人博弈的例子。見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pp.176–78。

[65] 見Neumann and Morgenstern,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p178。

[66] 隨機程序指一組能夠被數學步驟分析或形式化的隨機序列。

[67]Kuhn, 「Extensive Gam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6(Oct.1950):571.

[68]Guilbaud,「Lecons sur les elements principaux de la theorie mathematique des jeux,」2:6.

[69] 數學隨機（stochastic）概念通過控制論研究回譯為法語aleatory，這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類似的理解障礙例子。在德希達和拉康的英譯文中，aleatory一詞很少譯回stochastic。事實上，aleatory通常被保留不譯，大概是因為譯者對英語中的控制論術語或概率理論不熟悉所致。因此，希臘詞根的英語詞stochastic回譯為拉丁詞根的法語詞aleatory，再返回英語時就產生了一個拉丁詞根的英語詞aleatory。這個過程圍繞「隨機（aleatory）」概念產生了一定的神秘性和含混性，仿佛它能夠單獨作為哲學概念存在；但對使用英語或其它語言的數學家來說，概率理論中的隨機程序從來不會引起混亂。

[70] 隨機過程（stochastic process），概率論術語，與確定過程（deterministic process）對舉。指的是在變化過程中隨機或偶然因素會對未來的事態造成不確定影響；也就是說，就算原始條件已知，仍有多種可能過程。但這些可能過程的概率分布情況並不相同。——譯註

[71] 眾所周知，雅各布森早先與特魯別茨柯伊（Nikolai Trubetzkoy）把二元對立原則引入語音學和音位分析。語言學用加減符號標記區別性音位特徵，但不應把這一用法與拉康的隨機符號組合相混。後者的機遇博弈不僅僅是關於區別性特徵的標記，那是雅各布森和其它語言學家感興趣的事。見Roman Jakobson et al., Preliminaries to Speech Analys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Their Correlates(1952;Cambridge,Mass.,1967), pp.43–45。相反，拉康感興趣的是：概率分析如何能夠將一組隨機序列（例如三線形）形式化。見注釋55。

[72]Guilbaud, What Is Cybernetics? trans. Valerie McKay (New York,1959),pp.53–54.

[73] 這裡無法具體說明序列是如何產生的。關於拉康三線形組合，馮克的解說是迄今最清晰易懂的。見「The Nature of Unconscious Thought or Why No One Ever Reads Lacan’s Postface to the 『Seminar on 「The Purloined Letter」』」。

[74]Lacan,「The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Ecrits, p.223.

[75]Ibid.

[76]Ibid., p.228.

[77] 陳久金和張振國所做的考古學研究把「八卦」運算出現日期推定到五千年前。見陳久金與張敬國：《含山出土玉片圖形試考》，載《文物》（1989）：14-17。

[78] 並不僅僅只有在中國，人們才為預言目的使用數學符號；相反，這是世界各個文明都存在的普遍現象。拉康並沒有把信奉機遇、數字和偶然性當作迷信打發掉，而是將其視作通往無意識的道路。

[79]Donald F.Lach, 「Leibniz and Chin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 (Oct.1945):446。在中國，三線形的發明和書寫被歸諸伏羲——公元前29世紀的神話帝王。

[80] 引自Wiener,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pp.52–53。

[81] 見Guilbaud,「Divagations cybernetiques,」Esprit, no.171 (Sept.1950):283。

[82] 拉康跟著蓋勒博德重構了控制論譜系，將其起源追溯到帕斯卡爾和孔多塞；見E，頁296。

[83] 考慮到拉康對無意義或廢話（nonsense）的重申，馬克·泰勒（Mark Taylor）認為拉康承認真實界的極端異質性，並且，真實界根本上具有神學色彩。見Mark C. Taylor, Altarity (Chicago, 1987), pp. 93-94。

[84]Guilbaud, What Is Cybernetics? p.70.

[85] 見Wiener, 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pp.19,55。

[86]Ibid., p.16.

[87] 在這裡，tails or heads一語表示「猜反面或正面」的遊戲，而tails and heads聯繫到上文又指消息的結尾部分和開頭部分，故成雙關語。——譯註

[88] 香農大部分開創性工作都是1941-58年期間在貝爾電話實驗室裡完成的，並繼續與貝爾實驗室保持聯繫到1972年。他在1958年成為麻省理工大學的教授，在那裡教書到1978年退休。

[89]Claude E.Shannon and Warren Weaver,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rbana, Ill.,1963), p.39.

[90]Lacan,「Seminar on『The Purloined Letter,』」Ecrits, p.35.

[91] 香農這個圖示的基礎，是他對摩爾斯電碼的點線空間原則（dot-dash-space principle）的分析，他將此應用於信息理論。「空間」一語是香農的發明，見Shannon and Weaver,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p.38。

[92] 引文表明，拉康注意到1951年後計算機加快了大量質數的發現。

[93] 見Heims，The Cybernetics Group，pp. 31-51。

[94]Warren McCulloch and Walter Pitts, 「A Logical Calculus of the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5 (1943): 114.

[95]John Forrester, The Seductions of Psychoanalysis: Freud, Lacan, and Derrida (Cambridge, 1990), p.339 n.72.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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