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諾貝爾獎後的人生

得了諾貝爾獎後的人生

每年九月間，約三千名全世界最頂尖的專家學者會收到諾貝爾委員會寄出的信函，邀請他們提名隔年的諾貝爾獎人選。郵寄提名程序於隔年一月底截止後，諾貝爾委員會就會進入討論階段，大概會有三百位候選人，並將提名他們的專家意見分別轉交給授獎機構評議，這包括了頒發物理學獎、化學獎、經濟學獎的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生理或醫學獎的瑞典卡羅琳醫學院，頒發文學獎的瑞典學院，頒發和平獎的挪威議會。

授獎機構評議票後，於每年十月間以多數決產生獲獎者，十二月正式頒發獎金。每個獎項最多同時頒給三人以及兩種不同的貢獻，且除了和平獎能夠頒給機構外，其他獎項僅能頒給個人。這種提名過程難免會有產生中心提名者效應：如果受到學界評價和地位居於中心位置的提名人推薦，那這位候選人獲獎的可能性會比受到邊陲的人士推薦還要來得高。這也或許是為何沒有獲獎、但進入小名單的候選人，其候選人身份會隨小名單封存，五十年後才公諸於世，以避免爭議的原因 。

許多諾貝爾獎得主接受訪談時，都會提到得獎之後的生活與之前會完全不同。諾貝爾獎是學界同儕對於得獎者的貢獻所能夠給予的最大肯定。得獎者除了會收到相當可觀的一筆獎金之外，還會開始收到突然之間瘋狂湧入的訪談邀約和不同類型的工作和研究機會。有趣的是，他們在回憶得獎的心路歷程時，往往會先從接到一通感覺是詐騙集團打來的電話開始講起，他們還會反思一些社會對於諾貝爾獎得主的期待，如希望他們預測未來、評論不是他們研究範疇的公共事務、改變研究方向來解決人類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等。於1992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Edmond H. Fischer就說，＂社會上有一種很愚蠢的誤解，認為你得了某個領域的諾貝爾獎，就應該什麼都懂，什麼都知道。這種彌賽亞情節不是我的風格。＂

對於學界而言，諾貝爾獎得主的正面影響不僅在於他們獲獎的研究成果，而是他們獲獎之後與不同學者和學生交流所產生的激蕩作用。許多人特別喜歡通過地方上的學校和俱樂部與當地的社群交流，而不是去一些知名大學或機構演講。因為和小孩子交流，告訴他們科學是什麼，並讓他們知道了解科學家並不是高高在上的偉人，他們只是對生活周邊乃至於生活本身的許多問題有好奇心、想多了解的普通人而已，他們並不都具備超人的智力或能力，也絕非什麼特權人士，而且他們的發現除了憑藉與努力以外，還要靠一點運氣。1989年物理學獎得主Hans G. Dehmelt就說，＂誰想要被當神一樣供著？那太累人了。＂

諾貝爾獎得獎人中有一位單獨獲得兩種諾貝爾獎的獲獎人，就是Linus Pauling：他於1954年獲得化學獎，1962年獲得和平獎（居裡夫人雖然也分別於1903年獲得物理學獎、1911年獲得化學獎，但她的物理學獎是與Antoine Henri Becquerel和Pierre Curie共享）。Pauling的和平獎，是來自於他在限制核子武器試驗方面的努力。就是他於1958年向聯合國遞交了一份9235名科學家聯名抗議核子武器試爆的公開信，並出版書籍、投稿報章雜誌，用公共領域的力量遊說蘇聯、美國、和英國的領導人正視主動限制核子武器的必要性，終於促成三方政府於1963年籤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

像Pauling這樣的諾貝爾獎得主，對構建人類的共同未來創造了巨大的貢獻，而近年來的諾貝爾獎得主也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未來有許多值得關注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