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世界，有一個幾乎固定不變的看法，那就是認為中國是一個靜止不變的社會，一個處於永恆寧靜狀態的社會。
在19世紀剛剛開始前，法國的數學家兼哲學家孔多塞寫道：「在清朝這個土地遼闊的古典帝國中，人類的思維能力長期受到壓抑，陷入停滯不前的可恥狀態，這個帝國亙古未斷的存在一直使亞洲長期蒙受愚昧無知。」
幾乎同時，赫爾德教授宣稱，只有在西方世界，人類生活才真正具有歷史，中國、印度和美洲的土著不僅沒有歷史的進步，甚至連真正的歷史都沒有意義，有的只是停滯不變的文化。
若干年以後，哲學家黑格爾未經過任何調查，便繼續老調新唱，做出如下判決：「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世界上最為古老的國家，但這個古老的帝國卻沒有過去……這個國家今天的情況和我們所知道的古代情況是完全一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沒有歷史。」
歷史學家蘭克教授則直接把中國描繪成處於「永恆停滯不前」的狀態。
約翰·穆勒教授也在自己的學術著作中將中國定義為「中國的固定不變的狀態」。
在美國方面這類思想中特別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愛默生1824年在他的筆記中寫下的一段話：「當我們居高臨下對這個愚昧國家（指的是中國）觀察思考得越仔細，它就越顯得令人作嘔。中華帝國所享有的聲譽正是腐朽的木乃伊的聲譽，它把世界上最為醜惡的形象一絲不變地保存了長達幾千年之久……甚至悲慘的非洲都可以說我曾經伐木，引水，推動了其他國家的文化發展。但是中國，她那令人敬仰的單調！她那古老的愚昧！在全世界各國群集的大會議上，她只能重複的說'我釀製了茶葉'」。
其實認為中國幾千年來是不變的，並不是什麼新鮮看法，它在19世紀以前已流行甚廣。
在法國革命前，中國社會穩定不變曾被許多作家視為值得西方仰慕的明顯優點。(例如哥德斯密在《世界公民》一書中， 就曾把「一個時代更迭而舊貌依然的古老帝國」，描繪為「如此卓越偉大，相形之下，我對其他所有國家都不禁鄙視厭棄」。)
可是從18世紀後期開始，工業革命逐步擴大了西方世界與中國之間的物質差距，同時歐洲人開始把「文化思想」等同於高度的物質文明，因此中國這個一度技術昌盛，物產豐富，為西方所稱羨的國家，卻被視為落後的社會。
對中國的這種新看法，由於當時西方世界正在發生一場重要的文化思想變革，而進一步加強。
在經濟領域，對重商主義的種種限制引起強烈反抗，倡導自由貿易與放任主義原則的潮流不斷高漲；在政治領域(最少在某些人中)對專制主義(不論是開明專制或是他種專制)的反感日益加深；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歐洲人在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把他們自己和進步、和生氣勃勃的運動以及變化的可貴价值，結下了不解之緣。
由於人們越來越多地把這種對世界的新看法等同於思想上的啟蒙，而中國卻仍然在進行限制貿易，堅持君主專制，顯然頑固抵制任何不符合西方世界價值觀的變化，因此在許多西方人看來，中國就像個過時的古代社會，註定要在一潭死水般的野蠻狀態中衰弱下去，直到一個生氣勃勃，其活動遍及世界各國而又把各國加以世界主義化的西方，給她注人新的活力，使她脫胎換骨。
在19世紀的西方世界，很多人把中國人當成野蠻人，並認定中國將像其他「未發達國家」一樣，按照近代西方世界的形象加以改造。
也就是說在19世紀的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就是三個論點：
第一、舊中國只有通過外來的強刺激才能從沉睡中醒來；第二、近代西方世界，而且只有近代西方世界，才能提供這一強刺激；第三、西方世界已經提供了這一強刺激，其結局必然是按照西方世界想要的結果來改造古老的中國文化思想。
直到二戰後的美國歷史學界才開始發生變化。
若干年來美國研究中國近世史的論著，經歷著一個重大變化。
以前美國歷史學界也把近代中國看成一個停滯不前、沉睡不醒的舊中國，等待著充滿活力、滿載文化思想的西方世界，把舊中國從毫無歷史變化的不幸狀態中拯救出來。
二戰後的美國歷史學界開始改變想法：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確實在經歷一場文化思想甚至是社會的解放。雖然中國的確不是從自身解放出來，而是從西方世界吸取某種能量而解放出來的。但是這不能否認，西方世界並不是近代中國的拯救者，而只是影響形成近代中國的一個重要因素。
持有這種觀點的學者中以著名漢學家、歷史學界費正清、牟復禮最為典型代表。
在早期的西方歷史學界，幾乎所有這批歷史學家都採用「傳統」和「近代」二詞來劃分中國漫長的歷史(「近代」一詞通常指的是近代西方世界與中國接觸比較頻繁的時期)。
費正清教授認為西方人進入了中國，導致中國近代化甚至進行革命，這雖然意味著中國古代傳統社會的消亡，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毀滅，而恰恰意味著中國傳統文化的重生，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體文化——儒家文化傳說中的理想第一次有了真正實現的可能性。
就像墨子刻教授認為的那樣，在19~20世紀之交主張近代化的中國人士看來，西方文明的巨大魅力不僅在於以堅船利炮為形象的西方科學技術傳入中國，使中國富強起來，更重要的是「西方文化思想似乎有助於解決儒家文化思想的一些內在矛盾，特別是明清時期儒家文化思想面臨著無路可走的絕境，而西方文化思想可以融入儒家文化思想中，實現知識分子們長期以來念念不忘的社會理想，比如'民本思想'，'聖王思想''大同社會'等等」。
因為西方世界帶來的並不是社會、經濟、科技勢必發生翻天覆地的變革這一思想本身，它帶來的是一種文化思想，那就是由於有了近代西方科學技術、民眾參政的新思路(不管是自由主義或是其他什麼主義的思路)，以及各種新型文化思想，「外在」領域的各種政治、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可以改進的，而這些問題從宋朝以來就被認為是幾乎無法解決的。
也就是說中國傳統文化其實早在宋明時期就開始走入一條歧途，西方文化思想不是要取代中國傳統文化，而且提供了一條可以通往中國古代理想社會的路徑的可能性。
隨著近代中國人感到改變「外在」領域日益切實可行，他們對改變內心世界的追求也重新開始，近代中國人隨著西方世界的衝擊，不僅沒有放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反而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進行改造，從而改造近代中國，創造近代中國，使得中國重新煥發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