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曲鵬
作為詩人，他被魯迅先生稱譽為「中國最傑出的抒情詩人」，創作於上世紀４０年代的《十四行集》把新詩從浪漫主義經過象徵主義推進到中國式的現代主義，成為中國十四行詩的代表作和裡程碑；作為學者，他對杜甫的研究卓有成就，一生致力於外國文學的教學、研究和推廣，為我國培養了一批優秀的日耳曼學者；作為翻譯家，他從事翻譯工作近６０年，堪稱中國德語文學翻譯與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他，就是馮至先生。日前，世紀文景推出四卷本《馮至譯文全集》，這是馮至先生譯文首次以全集形式出版，其中包含數種目前市面上已絕版的譯作。儘管譯著等身，馮至卻從不以「翻譯家」自稱——「我只是德國文學豐饒領域中的『導遊者』」。
《馮至譯文全集》
［德］歌德［德］海涅［奧地利］裡爾克 等著
馮至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馮至的裡爾克
上世紀２０年代，就讀於北京大學德文系的馮至加入「淺草社」「沉鍾社」，他一面創作一面譯詩，迅速在新詩詩壇上嶄露頭角。與許多浪漫的詩人不同，他的詩作顯示出沉思的特性，也獲得了諸多讚譽，但他敏感地意識到了抒情中心主義的缺陷。
1930年馮至留學德國期間留影
１９２６年秋，馮至第一次讀到德語詩人裡爾克的作品——敘事散文詩《旗手》，覺得它「像一陣深山中的驟雨，又像一片秋夜裡的鐵馬風聲」，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到上世紀三十年代留學德國時，他便完全沉浸在裡爾克的世界中。他開始研讀存在主義哲學和德國文學，並向裡爾克和歌德學習，思考如何尋找更加深刻而雋永的表達方式。
到德國不久，馮至讀到裡爾克寫給一位青年詩人的一小冊書信集，「字字都好似從自己心裡流出來，又流回到自己心裡」，忍不住讀完一封便翻譯一封，寄給國內的朋友在報刊上發表，與年輕人一起分享裡爾克關於詩和生活的言論。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赤城地把他介紹給中國青年，我只恨在二十歲上下無人把這樣好的東西翻譯給我。」
譯稿於１９３８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為《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
《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
「詩並不像一般人所說的是情感——詩是經驗」「詩人最不應該有的是嘲諷的態度」「人到世上來，是艱難而孤單」「人每每為了無謂的喧囂，忘卻生命的根蒂，不能在寂寞中、在對於草木鳥獸的觀察中體驗一些生的意義，只在人生的表面上永遠往下滑過去」……裡爾克的話擊中了馮至的「要害」，也影響了他後來的作品和為人處世的態度。
為何在那個時代翻譯裡爾克，馮至個人的解釋是，「青年們現在正陷於錯誤和混亂之中，我的責任是翻譯一些裡爾克的作品，好讓他們通過裡爾克的提示和道路得到啟發，拯救自己，以免錯誤和混亂。」
《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的這個譯本，至今仍為廣大讀者所喜愛。詩人王家新說：「我們這一代人與裡爾克的相遇是通過馮至先生，是與『馮至的裡爾克』相遇。馮至的裡爾克也可以說是兩個詩歌靈魂的融合。從馮至翻譯的裡爾克那裡，我們真正體會到何謂『詩歌精神』。」
沉思的詩人
從１９３９年７月起，馮至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講授德國抒情詩、德國文學史、浮士德、歌德研究及尼採選讀。
那時日軍飛機幾乎天天來轟炸，每次跑警報，馮至夫婦只帶兩樣：一個是女兒馮姚平，另一個是裝著譯稿的小皮箱。
昆明楊家山林場
有段時間，馮至一家人住在昆明東北郊楊家山林場的兩間茅屋裡。在小茅屋裡，他開始翻譯《歌德年譜》《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夫人姚可崑則在翻譯德國赫爾曼的《樓蘭》。
為了避免敵機的騷擾，學校把上課的時間安排在晚間和清晨，他常常是傍晚離家進城，第二天早晨下課後上山回家，隨身背包裡裝的是在菜市買的蔬菜和從學校圖書館借的《歌德全集》，還有袖珍本《歌德談話錄》《歌德書信日記選》。
馮至此時接觸到的歌德，不再是寫《少年維特的煩惱》時那個狂飆突進的歌德，而是走入古典主義、對宇宙和人生有了更深刻認識的歌德。對詩歌的研讀，也走向了裡爾克式的冷靜沉思的境界。
在昆明的生活是貧困的。馮至夫婦把從國外帶回的留聲機、照相機甚至結婚禮物都一件件地賣掉，連女兒最喜歡的大象玩具也被送進了舊貨店。馮至每天穿一件灰布長袍去學校，回到家趕緊脫下長袍掛起來。他戲改馮延巳《鵲踏枝》句「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系在誰家樹」，說自己的衣著「百孔千瘡衣和襪，不知針腳如何下」。
馮至姚可崑夫婦與女兒馮姚平在昆明大觀樓留影
而這裡，又是馮至「生活最苦，回想起來又最甜的地方」。他擺脫了同濟附中不愉快的政治環境和繁瑣的行政事務，在師生思想活躍、學術氣氛濃厚、民主運動蓬勃發展的西南聯大，他認真教課，努力研究，心情十分舒暢。與新老朋友見面，「或暢談時勢，或評騭文壇，既不覺時光流逝，也忘卻生活的貧困，相反，卻豐富了生活，打開了思路」。
昆明時期，政治環境、學術環境與生活環境喚醒了馮至那沉睡多年的創作意識。１９４１年１月，馮至進城上課的途中，「望著幾架銀灰色的飛機在藍得像結晶體一般的天空裡飛翔，想到古人的鵬鳥夢」，觸動詩心，信口說出一首詩，回家寫在紙上，正是一首變體的十四行詩，這無疑是受了裡爾克《致奧爾弗斯的十四行詩》的啟發。從此便一發不可收拾，一年時間裡共寫了２７首，表達人世間和自然界相互關聯又不斷變化的關係，後來這些詩集結成了著名的《十四行集》。
關於那段歲月，馮至在散文集《山水》的後記中有提及——「在抗戰期中最苦悶的歲月裡，多賴那樸質的原野供給我無限的精神糧食，當社會裡一般的現象一天一天地趨向腐爛時，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樹木，都曾給予我許多啟示。……它們始終維繫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們在我的生命裡發生了比任何人類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它們那裡領悟了什麼是生長，明白了什麼是忍耐。」
彼時，馮至已經由上世紀２０年代魯迅所謂的「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轉變為散文家李廣田所說的「沉思的詩人」：「他默察，他體認，他把他在宇宙人生中所體驗出來的印證於日常印象，他看出那真實的詩或哲學於我們所看不到的地方。」
可貴的「自知之明」
對外國文學研究和介紹，馮至一直秉持著嚴肅認真的態度。１９４４年，馮至在報紙上發表《論現在的文學翻譯界》，對當時文學界熱衷於翻譯浪漫主義文學作品，而對像英國的勞倫斯、法國的紀德、德國的卡羅薩這樣努力為人類創造新理想的「嚴肅而寂寞的工作者」視而不見的現象，提出了措辭嚴肅的批評。他說，翻譯和接受一些可以啟迪人生的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可能是艱難的，他批評「一種民族的惰性：只接受輕易的，拒絕艱難的事物」，認為「文學工作者，無論翻譯或創作，都應該對於這個惰性加以砭針」。
馮至關注的詩人多具有濃厚的哲學意味和鮮明的現代特徵，翻譯過歌德、荷爾德林、海涅、尼採、格奧爾格、裡爾克、布萊希特等詩人的作品。此外，馮至譯文還囊括書信、小說、年譜、散文等多種體裁，如席勒《審美教育書簡》、海涅《哈爾茨山遊記》等。
儘管譯著等身，但馮至從不以翻譯家自稱，也極力否認自己是翻譯家。他說：「一般人認為我也是翻譯家，這是我不能同意的。我不是那種掌握熟練翻譯技巧的翻譯家。跟我的愛好有一定的距離的作品，硬著頭皮去翻譯，往往是失敗的。」
馮至以極其嚴謹的態度對待翻譯，每一個用字都仔細斟酌，在幾十年的時光裡對每一部譯作不斷打磨，直到做出最滿意的版本。
馮至（高莽速寫）
１９７２年，已過古稀之年的馮至因身體原因從河南幹校回到北京。在那動輒得咎的日子裡，他開始翻譯海涅的長篇政治詩《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原詩中有一個詞「Ｋｒａｍｍｅｔｓｖｏｇｅｌ」，字典上譯為學名叫「田鶇」的一種鳥。馮至不滿意用這個名稱，特地寫信請同事到北大生物系詢問還有無其他叫法，「最好看一看標本」。同事打聽到了這種鳥在我國不同地區六種不同的俗名，馮至選了北京地區「穿葉兒」的俗稱。
《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上世紀五十年代，馮至與北大的同事接到任務，要在幾十天時間裡編出一部《德國文學簡史》。在多年教德國文學的講稿的基礎上，他與幾位年輕同事合力完成了任務。這部《德國文學簡史》後來在高校用了好多年，馮至卻一直對這部匆忙中編成的書非常不滿意，甚至當成自己人生中的一大憾事。
１９９３年馮至病重住院期間，外文所打算編一本集子為他祝壽，要拍一張他的著作的書影放在集子裡。他特別叮囑女兒：「不準拿《德國文學簡史》那本書。」
１９９１年，馮至寫過一首名為《自傳》的詩：
三十年代我否定過二十年代的詩歌五十年代我否定過四十年代的創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過去的一切都說成錯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麼那麼多於是又否定了過去那些否定到底該肯定什麼，否定什麼進入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才明白，人生最難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對自己的詩和學問，他都覺得平平淡淡，總說：「我有自知之明，我有許多地方不如其他現代詩人、學者，我在他們之中不過是名列『中等』而已。」
1987年馮至參觀魏瑪歌德紀念館時在紀念冊上留言
１９８７年馮至去德國接受國際交流中心授予他的藝術獎，行前做名片時，他只同意印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名譽所長」一職，因為這標明了他所在的工作單位，甚至連「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稱謂都是在勸說之下他才同意填上的。在給一位寫關於他的文章的作者的信中，他囑咐那位作者在文章中不要提及他的職務，說「職位沒有意義，不必提」。他還在遺囑中交代，去世後「不舉行任何儀式，若有必要通知親友，名字前不冠以任何頭銜」。
在外國文學研究界，馮先生是公認的一面大旗，但他卻說：「在德國文學豐饒的領域裡，我常常把我比作是一個『導遊者』，我把『遊人們』領進這個區域，在這區域裡能有更多發現、更深入了解的，往往不是『導遊者』，而是真誠的『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