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拿到這一匣精美的《馮至譯文全集》，非常高興。要說明的是，這裡寫著「馮至譯文集」，但是也有別人的勞動——《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是父親和母親姚可崑合譯的，《審美教育書簡》則是父親與範大燦先生合譯的。
父親搞了一輩子外國文學，但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個翻譯家。他說「我不是那種掌握熟練翻譯技巧的翻譯家。跟我的愛好有一定的距離的作品，硬著頭皮去翻譯，往往是失敗的。」他認為翻譯外國文學的目的從積極方面而言是「豐富自己，啟發自己」，從消極方面則是「糾正自己」。從這一匣書可以看出，他的譯作並不多，卻都是本著這一原則完成的。作為「五四」時代成長起來的文學青年，他如饑似渴地閱讀優秀的外國文學作品，在繼承中國文學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努力吸收外來的養分，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寫出自己的新文學作品。他切身體會外來養分的重要，所以從青年時代就積極，甚至是迫切地把優秀的外國文學作品介紹到中國來。他到德國留學讀到裡爾克的著作，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但是現在我因為內心的需要，我一字不苟地翻譯他致一位青年詩人的十封信。在這十封信裡我更親切地呼吸著一個偉大的詩人的氣息。我譯它出來，我赤誠地給中國的青年；我只恨我在20歲上下的時候無人把這樣好的東西翻譯給我。」讀裡爾克使他感到終於找到理想的詩、理想的散文，也看到理想的人生。裡爾克的一些話擊中他的要害，使他比較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缺陷。他決心研究裡爾克，虛心向他學習。雖然由於客觀原因研究工作沒能繼續下去，但裡爾克對他做人和作文方面的影響是深遠的。在幾乎停滯了十年的創作之後，我們從他上世紀40年代的作品《十四行集》《山水》《伍子胥》及一些雜文中可以看出，他的風格變了。他觀察、體驗，懂得了寂寞同忍耐，嚴肅認真地承擔自己的責任，他從婉約的抒情變為富於哲理的沉思。
1970年代從幹校回來後，父親曾寫過一首詩《自譴》：「早年感慨恕中晚，壯歲流離愛少陵。工力此生多浪費，何曾一語創新聲？」我以前讀的時候，前兩句明白，說的是他前半生；後兩句有點不能理解，感覺是否有點兒過謙了。最近整理他晚期的信件和日記才知道這不是謙虛，這是他真正的心聲，痛苦的心聲。我想起一件事，那是社科院剛開始招研究生的時候。研究生院的一位副院長是我們的鄰居，非常偶然地我聽見過他們的一次談話。副院長建議父親招收博士生，父親堅決說「不」。事後我問他怎麼不同意招博士生呢，照我的想法，他這樣的老資格教授應該能招博士生。他說：「不行，這麼多年來我們跟國外沒有接觸，不知道國外現在的情況；有什麼新的作品和新的研究，我自己都沒有讀過，怎麼能指導別人呢？」我想起父親在紀念北大的文章裡談到，他在北大當教師時，曾告誡自己，不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的，這樣的事父親是不會幹的。
他痛惜光陰的流逝，特別是「文革」十年的荒廢。1972年，他因年老體衰提前從幹校回來，除了每天上午的「學習」，還是什麼事情也不能幹。他苦惱極了，他的一生中對時間從來沒有這麼浪費過！他含著悲憤的心情翻譯了海涅的《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心裡想的是要像海涅那樣「萬箭齊鳴射毒鷹」。
粉碎「四人幫」後，作為外國文學研究所的所長，他全身心地投入恢復外國文學研究的工作中，那是他的責任。直到1982年辭去所長職務，退居二線，才有了一點自己的時間。那年他78歲。克服著病痛的幹擾，他抓緊時間讀書、學習、研究。論文集《論歌德》於1986年出版，《審美教育書簡》和《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也先後於1985年和1988年出版——這兩部書的譯稿都是在1940年代戰爭時期完成的。當年在昆明每次「跑警報」，父母只顧兩件事，一件是提起一個小皮箱，裡面裝著他們的手稿；另一件就是趕緊拉上我，跑。我，總是要消失的，而它們——書籍卻將永遠清新地存在著，「將真和美歌唱給寂寞的人們」（雖然現在的人們大多不寂寞，但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品味它們）。
感謝範大燦和關惠文，若沒有他們二位的促進和幫助，父親是絕對不會把這兩部40多年前的譯稿拿出來出版的。他一定要認真地修改完善，要「對得起自己的學術良心」，但是他已經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做了，尤其是眼疾嚴重地困擾著他。範先生研究文藝理論，聽說父親有《審美教育書簡》的譯稿，一再要求父親拿出來。拿到書稿，範先生不僅細心校閱，做了不少有益的改動，還附加了詳盡的提要和注釋。為了更全面地介紹席勒的美學思想，他又譯出了一篇《論崇高》作為補充。這樣，《審美教育書簡》出版了。同樣，為了出版外國文學名著《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關先生屢次來家，動員父親拿出譯稿；作為責任編輯，他付出很多時間和精力對譯稿進行了校訂加工，父親很感動，在「譯本序」後面特地加了一個「附記」表示感謝。
（原標題 父親馮至從不認為自己是個翻譯家）
來源 北京日報
作者 馮姚平
流程編輯 u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