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對普惠金融發展推動效用的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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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錦州銀行總行普惠金融事業部 楊野

（本文為「2020金融文字節——銀行數位化創新主題徵文大賽」投稿文章。徵文截稿時間為9月13日，歡迎踴躍投稿。）

摘要

在金融科技高速發展，對普惠金融賦能作用日益增強的背景之下，本文以城鎮收入差距作為普惠效用指標，基於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研究金融科技對於普惠金融的推動作用，對2008年至2018年我國面板數據進行分析發現金融科技的發展有助於推動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促進了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提高，進而城鄉收入差距越小。最後根據實證結果，提出加強金融科技對普惠金融賦能作用等政策建議。

關鍵詞：VECM模型、金融科技、普惠金融

一、導論

（一）選題背景

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一再強調金融科技創新及發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性，並指出「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促進科技同金融深度融合；要推進金融科技創新，建立金融業雲計算、大數據等應用技術規範」；「要建設普惠金融體系，加強對小微企業、三農和偏遠地區的金融服務，推進金融精準扶貧，鼓勵發展綠色金融」。這些重要論述為下一步依託科技推動我國普惠金融精準扶貧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提出了「發展普惠金融」至今，在經濟新常態大環境之下，我國發展經濟必然要求減少城鄉收入差距，而普惠金融的內在特徵就是給予儘可能多的社會弱勢群體便捷且公平的金融服務，其首要目的即是降低各階層的收入差距。

同時,隨著金融科技在今年來取得的飛速發展，科技在金融領域各個方面的應用越來越多，全面提升了金融機構服務能力。在這其中，金融科技對於金融業賦能作用最強的就是普惠金融領域，金融科技利用其低成本、高效率、大數據分析、線上覆蓋等自身特點，完美解決了普惠金融成本高、效率低、信息不對稱、覆蓋率難以保障的問題，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中國金融科技論壇上指出「金融科技與普惠金融有著天然的相容性」。

（二）選題意義

在此背景下，研究分析金融科技與普惠金融相關推動作用，能夠有效指導實際，尤其隨著《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的逐步落實實施，普惠金融五年規劃已經到了收尾攻堅階段，尋找進一步提升普惠發展水平的思路與方法，能夠確保普惠金融目標順利實現，對於我市乃至國內金融機構及相關單位的工作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同時，在閱讀相關文獻後，本文認為目前的研究仍有待進一步豐富和完善。首先，當前國內關於普惠金融的相關文獻大多從定性的角度研究普惠金融發展情況，實證分析的文獻較少，其次，金融科技發展相結合的文章也較少。因此，本文在利用數量經濟學實證分析普惠金融發展情況的基礎上探討普惠金融的供給改革建議，在研究對象和方法上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

（三）文獻綜述

Sarma（2010）結合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創造了普惠金融指數這一指標。該指標較之前的研究建立了較為規範的模式，包含存貸款利用率、金融機構覆蓋率等多項指標，這成為了普惠金融建設水平通用評價標準。

Clark（2013）以全球的時間序列數據為對象進行普惠金融研究，結果表明金融深化水平越高，一個國家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越小。

楊媛,劉興慧（2018）研究了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對於普惠金融的扶持路徑，得出普惠金融能夠完美解決普惠金融、金融扶貧工作痛點的結論。

章祥生,陳雨薇（2017）採用VAR模型，以浙江省農村居民為調查對象，將基本保險、貸款和儲蓄作為代理變量，通過對農戶個人信息、農戶家庭特徵和農戶接觸金融服務便利程度的主觀感受加以分析，結果表明普惠金融發展是影響農村居民的家庭收入的最重要的因素。

紀敏（2016）對我國普惠金融的發展進行了分析，對當前階段普惠金融發展遇到瓶頸的現狀進行了闡述分析，得出了需要藉助科技力量實現技術突破的結論。

王永紅（2019）指出，我國金融科技發展當前面對諸多風險因素，應加快建設相關機制，借鑑歐美等發達國家規制經驗，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確保金融科技對普惠金融的推動作用。

焦瑾璞（2018）通過研究指出，優化普惠金融體系能夠有效地減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使得農村地區的金融機構能夠能好地服務農村居民，為了進一步提升普惠服務水平，未來應加快網際網路基礎設施與服務布局，建設線上普惠大平臺。

盧娟紅（2018）通過對我國近20年的面板數據，對城鄉收入差距分析，得出普惠金融能夠有效降低收入差距的結論，進而總結出普惠金融發展對城鄉居民福利均有提升作用。

本文參考國內外的研究成果，面對當前金融科技的高速發展，以我國2008年至2018年的數據，通過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探討我國金融科技發展對普惠金融發展成效的影響作用。從科技的層面，測度我國的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將影響網際網路金融發展的因素考慮進模型中去，研究在網際網路迅速發展的大環境之下，著重發展我國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內在影響。

二、金融科技推動普惠金融的理論分析

普惠金融重點關注小微、「三農」、扶貧領域的金融服務，重點在以公平的機會，為社會各階層、團體提供便捷的「包容性」的金融服務。《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明確了普惠金融的目標是提升金融服務的「覆蓋率、可得性、滿意度」，本文分別以這三大目標作為指引，分析金融科技發展對普惠金融的推動作用。

（一）金融科技能夠提升普惠金融覆蓋率

在提供金融服務的實踐中我們發現，面對遍布全國的普惠客戶，我們通過增設更多普惠客戶經理進行業務對接的方式極大增加了人力成本，而這也使得金融機構難以有效擴展金融服務的覆蓋率，尤其是偏遠、農村地區等長尾客戶，設立專業網點或團隊成本巨大，難以維持商業可持續性。而金融科技藉助「網際網路+」，在線上將金融服務覆蓋無限延伸，金融機構可通過開發手機銀行APP、線上普惠服務進行業務推廣，客戶無論身處何地，只需要通過線上業務渠道進行申請，金融機構即可獲得客戶需求信息，通過線上或線上線下的繼續跟進為客戶提供精準的普惠金融服務。當前，我國無線網絡已經實現全覆蓋，即使面對缺少客戶端設備的貧困地區，也可設立無人普惠金融服務網點，架設各類自助機具來實現服務覆蓋。金融科技極大降低了普惠金融服務的成本，全面提升了其服務覆蓋能力。

（二）金融科技能夠提升普惠金融可得性

普惠金融服務的最大客戶群體是小微企業，小微企業因其缺少財務信息導致的信息不對稱，極大降低了其金融服務可得性，使得「小微融資難」成為了常態。在對面此類情況時，金融科技憑藉其大數據技術，能夠有效緩解小微經濟實體的信息不對稱性，通過查詢客戶的徵信記錄、線上交易、行為信息等數據，綜合分析客戶風險情況，在監管的引導下，線上風控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進展，反欺詐、互金黑名單等常用風控大數據系統已經成為了金融機構的常備工具。在金融科技技術的支持下，客戶經理不必花費較多時間進行財務數據還原、非財務信息分析，客戶風險情況能夠自動顯示，審批通過率得到了提高，極大提升了客戶金融服務的可得性。

（三）金融科技能夠提升普惠客戶滿意度

金融科技在金融服務中的嵌入，也能有效提升服務的滿意度，因為金融科技自帶高效、便捷屬性，業務效率與以往銀行業機構總分支的審批模式對比，效率提升明顯，極大節省了客戶等待時間。同時，隨著網際網路技術的普及，很多金融服務客戶可以通過手機銀行APP、微信平臺獲得，不再需要前往銀行機構營業場所，省去了路程奔波。總之，各類便捷、高效的移動金融服務應用，使得客戶的金融服務體驗得到了提升、滿意度得到提高。

三、構建模型

（一）指標選取及數據來源

1、城鄉收入差距指數（IGI）

因普惠金融的首要長期目標就是降低收入差距，將該項指標作為普惠金融效果測度。該比值越大，則說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越發嚴重，普惠金融成效不明顯；該比值越小，則說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有所改善，社會分配越來越趨於公平化，普惠金融成效明顯。

本文充分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參考沈坤榮(2015)的研究方法，選取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用以確定城鄉收入差距，相關數據來自Wind資料庫。

2、金融科技發展指數（FTI）

金融科技在近年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在衡量其發展水平的方法上，本文借鑑Sarma構建綜合普惠金融指標的方式，將金融科技多個維度的數據融合在一個體系中，從而更加真實的還原金融科技的發展水平，引金融科技目前最主要的量化為網貸和線上支付兩個方面內容，故本文選取了網貸機構、網貸成交量、網貸餘額、線上支付量4個維度，本文選取的確定各個指標的權重方法是熵值法。對原始數據歸一化，計算公式如下:

具體結果如圖表所示。

確定權重之後，對各個指標進行標準化，計算公式如下:

3、普惠金融發展指數（IFI)

該項作為普惠金融機制建設水平的測度，採用與金融科技發展指數一樣的方法，針對普惠金融發展指數，設計了金融就地理覆蓋、金融從業人員地理覆蓋、人均金融機構數、人均金融機構從業人員數、存款餘額佔GDP比重、貸款餘額佔GDP比重六個維度。

4、轉移支付指標（TPI）

作為財政直接幹預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轉移支付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城鄉收入差距指數（IGI）的水平。財政預算支出佔GDP的比重與居民的生活水平呈現正向相關，即財政預算支出佔GDP的比重越大，居民的收入就會越高。所以本文選取財政預算支出佔GDP的比重這個基本變量進行研究，作為轉移支付水平的測度，相關數據來自財政部預算司網站。

（二）VECM模型構建

由於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為充分考慮到協整約束條件的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所以本文選取向量誤差修正模型進行研究，從短期動態關係與長期的均衡關係角度出發構建關於網際網路金融環境下發展普惠金融對改善城鎮收入差距的研究,VECM模型構建如下：

四、實證分析

（一）ADF單位根檢驗

常見的時間序列的數據都是非平穩的，而直接對這些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回歸會造成偽回歸。所以，首先要對原始數據進行ADF的平穩性單位根檢驗，再對其進行一階差分之後的平穩性進行檢驗，原假設為存在單位根。

結果顯示，4個變量的初始時間序列都是不平穩的，在對其進行一階差分之後均在5%的水平上拒絕原假設，數據服從I(1)的單位根過程，各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序列。

（二）協整檢驗

經過對數據的單位根檢驗，各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序列，所以可以對數據進行協整檢驗。本文考慮到Engle－Granger檢驗主要對兩個變量的協整關係進行檢驗，但是本文選取的解釋變量超過兩個，而且Johansen協整檢驗是對相關的各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著長期均衡關係，即協整關係進行檢驗的，所以本文選取Johansen協整檢驗進行檢驗。參照模型滯後期的選擇原則，當滯後兩期時，赤池信息值最小，所以模型的滯後期為2。

圖4-1 協整檢驗結果

原假設是不存在協整關係，經過Eviews分析，得出在5%的水平之下存在一個長期協整關係，金融科技發展、普惠金融發展、城鄉收入差距、轉移支付之間存在著協整關係，存在較強的長期均衡關係，進而得到協整方程為:

結果顯示，每個變量在5%的水平下都是顯著的，說明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金融科技發展水平、轉移支付與收入差距之間存在著協整關係，存在較強的長期均衡關係，由上式可知，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與城鄉收入差距兩個變量之間負相關，即，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越高，城鄉收入之間的差距越小。城鄉收入差距與轉移支付兩個變量之間呈負相關的關係，財政幹預越強，城鄉收入差距越小；城鄉收入差距與金融科技發展水平呈正相關關係，金融科技水平越高，城鄉收入差距越低，實證的結論與本文理論分析一致，金融科技的發展能夠推動普惠金融發展，並最終降低收入差距。

圖4-2判定系統的穩定性

對VECM模型檢驗其穩定性，得到上面的單位根檢驗圖。結果顯示所有的單位根都在單位圓之內，即，以上所構建的VECM模型是穩定的。

脈衝響應函數分析。以上的相關檢驗是為了證明構建的模型是客觀可靠的。本文還選取脈衝響應函數來分析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係，考慮幹擾性對內生變量的幹擾。

圖4-3 VECM模型經過正交化的脈衝響應

由金融科技水平對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一個標準差衝擊下，各個觀測期都是正反應，雖然開始影響較小，但變化速度緩慢增加，積累效用明顯。說明在網際網路等科技技術的快速發展下，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將會成級數上升，對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影響越大，而且，這一優化作用存在較長的持久效應。

圖4-4 VECM模型經過正交化的脈衝響應

普惠金融發展指數對城鄉收入差距(IGI)一個標準差的衝擊中，在整個的觀察期內都是負反應，雖然開始影響較小，速度同樣緩慢提升。表明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有效減少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且具有積累效應。由此可見，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與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存在較強的內在關係。

（三）實證分析結論

本文選取2008年至2018年的數據，把網際網路金融的相關數據加入到指標體系中，充分考慮網際網路金融的發展對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影響，得到我國金融科技發展指數及普惠金融發展指數，通過構建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研究分析我國金融科技發展、普惠金融發展、轉移支付與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關係，實證結果表明，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是推動普惠金融發展的主要力量，表明推動網際網路金融的發展對普惠金融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與城鎮之間收入差距有長期的均衡關係，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與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存在負的相關關係，網際網路金融的發展使得農村地區居民的收入有所增加，從而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普惠金融的發展水平對城鎮收入差距存在較長的持久效應，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能夠推動普惠金融的發展，反過來，普惠金融的發展有利於城鄉收入差距的減小，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相互關係。

五、對策建議

實證分析結論顯示，金融科技能夠有效推動普惠金融發展，並最終降低城鄉收入差距，這種影響是指數性增長的，效果明顯且持久。為了能夠更好的利用金融科技賦能普惠金融，本文建議從以下三個方面優化升級金融科技的賦能能力，以提升我市乃至我國的普惠金融發展水平。

（一）鼓勵金融科技創新，促進普惠金融發展

從促進普惠金融的角度出發，鼓勵傳統金融機構加強自身金融科技建設或者和科技企業合作，適當放鬆金融科技類企業的準入條件、金融機構的金融科技業務準入條件，在金融和科技融合的基礎上，創新參與普惠金融的方式，探究普惠金融的大數據風控模型和手段，優化產品服務，探索出普惠金融商業可持續的模式。對於我市而言，應鼓勵各金融機構重點開發線上金融服務平臺，不斷增進線上服務品類，建設線上無實體網點。同時開發涉農、扶貧專項線上產品，在農村、貧困地區增設各類自助機具或進行線上普惠服務定點宣傳，進一步增強線上服務覆蓋。

（二）借鑑沙盒監管理念，控制金融科技風險

信息技術和金融業務的持續融合不僅帶來金融服務的創新，也使得跨行業、跨領域交叉性的金融風險和信息技術操作風險更加突出，為金融安全和穩定提出新的挑戰。應借鑑國外沙盒監管經驗，加快金融科技的應用試點和推廣。如美國現行法律並無對金融科技的參與有明確規定，但對消費者受益的金融服務和產品，採取「無異議函」政策，以此放鬆對金融科技類企業創新的約束；英國、新加坡等國把金融科技創新風險限制在「監管沙盒」內，簡化市場準入標準和流程，規定了企業和業務種類的準入條件、中止辦法和退出條件，設立嚴格的消費者保護和補償機制，根據企業在「監管沙盒」內的測試結果再準予推廣。沙盒監管既鼓勵金融科技的創新，又能將創新風險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可借鑑沙盒監管模式，以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鼓勵金融機構及金融科技企業進入沙盒，通過金融科技創新和有效的風險管控促進普惠金融健康發展。

（三）豐富金融科技應用場景，普及場景應用知識

金融科技發展至今，應用已擴展至行動支付、徵信、風控、反欺詐、產品定價、營銷和客服、智能投顧等多種場景，普惠金融生態已不單單是金融機構和金融消費者之間的關係，而且包含政府、監管部門、金融機構、電商、第三方服務機構、科技企業等多元化的參與者，科技的賦能加速了普惠金融新生態的形成，我市相關機構應建立緊密的合作聯繫機制，加強協作、實現共贏。一方面要不斷豐富金融科技細分領域應用場景，如虹膜支付、人臉識別、小額信貸、大數據風控、直銷銀行等，在多方參與下加速金融科技布局普惠金融；另一方面要推動場景應用知識的普及教育，通過對金融科技應用場景的了解增加金融科技接受能力，提高對金融服務和產品的信任，同時提高消費者自身權益保護意識，實現良好的普惠金融新生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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