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主動選擇獨處和被動隔絕是兩種性質頗為不同的行為，就好比一個人主動歸隱山林和被迫在家隔離一個月，兩者導致的心境自然迥異。不過，作為社會性群居生物，我們應該關注的是在某種獨處/孤獨狀態中，每個個體內心的微妙轉變——這其實涉及到一項重要的衡量要素：獨處的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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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爾·安思爾偶然成為了一名隱居者 。
時間倒退回20世紀80年代，此時他和20人非法居於倫敦一間空房。有人向他開出了極具誘惑力的條件：威爾斯山區小屋，年租金僅100英鎊。此地人煙稀少，夜晚繁星滿天，只有一對在雪松樹上棲居了20年的渡鴉作伴。
問題是享受這些景致的同時也必須忍受極端孤寂——至少於英國人來說是如此。他居於山上農場，離最近的村莊有數英裡遠，前一位租客是個單身老人。他住了五年，這期間既沒有手機，也沒有造訪者。
他說：「那段時間我習慣了獨自一人，我還記得有天去村莊商店，開口一問店員，聲音都嘶啞了。我意識到兩周沒說過一句話了，而這對我來說怪平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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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思爾重回文明社會時，已充分適應了獨自生活，此時的社交世界讓他有點震驚。「我發現說很多話對我來說很困難。我不是反社會型人格，但這對我來說真的很痛苦。」
安思爾還注意到，他的個體身份特性開始逐步消解。他說：「你獨自一人時，會開始喪失自我感，因為無法通過他人反饋得到自我認知。所以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當我重回文明社會時，必須重新挖掘我在社會框架中的角色。」
回到2020年，安思爾的經歷可能會比以往產生更廣泛的共鳴。在封鎖、防護和自我隔離之下，許多人的獨處時間比以往多得多。長期隔絕狀態對大腦有何影響？我們需要社會交往嗎？當一切恢復正常之後，我們是否還會記得如何社交？
人類是社會性很強的生物，從我們的生活方式即可充分顯示，但一條重要的證據鏈隱藏於大腦之中。
鄧巴數，也稱150定律，指能與某個人維持緊密人際關係的人數上限，通常人們認為是150。這裡的人際關係是指某個人知道其他人是誰並且了解那些人之間的關係。支持者認為超過這個人數上限的團隊，需要更加嚴格的規則，法律以及強制性規範來維持穩定性和凝聚力。© Survive with Will - Thoughtful Analysis & Perceptions
事實證明，靈長類動物的大腦尺寸和可組建的社群規模有相關性：大腦越大，社群規模越大。人類憑藉得天獨厚的器官比例，得以組建比其他靈長類更大的社群，平均包含150個個體。這就是「鄧巴數字」 。該概念被廣泛運用，如被用於解釋教堂會眾的最優人數上限、推特上社交網絡的平均好友數量。
一種解釋是，社交是一種腦力鍛鍊。若要成功駕馭與另一個人的互動，你需要記住大量信息，除了他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等基礎細節，更微小的特徵也利於交往，如他們的朋友和對手、過去的輕率之舉、社會地位及動機。許多失禮行為都是因為疏忽這些基礎信息而導致，比如詢問剛被解僱的朋友的工作情況，或者向即將升級為父母的人抱怨孩子。
最終，我們能夠維繫關係的朋友數量受限於我們的處理能力。經過百萬年，有更多社交關係的物種更可能進化出更大的大腦。這證明社交對大腦也有反向作用。從短期層面上看，缺乏社交可以使大腦縮小。
去年，德國科學家發現9名極地探險家結束在南極研究站14個月的工作後，腦部尺寸變小。他們通過對比前後的磁共振成像，發現主要參與新記憶形成的C形區域——「海馬體齒狀回」平均縮小了大約7%。
除腦容量減小外，這些探險家在兩項腦力測試中也表現不佳。一項測試其辨別物體空間位置的空間處理能力，另一項則測試選擇性注意力，大致即在一段時間內專注於特定物體的能力。
科學家推測原因有二，一是他們整個冬天被限制於金屬盒子中的單調生活，二是長時間的社交缺失。在這項研究中，他們沒有關注探險家在這種隔絕生活前中後的社交技能，但其他研究發現，那些在南極越冬的人在隆冬期間社交障礙問題激增，儘管他們此前已通過對相應能力的嚴格篩選。
孤獨vs獨處
社會隔絕是否會影響社交能力？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有一些跡象可循。
首先，心理學家並非真的關注你能維護多少段人際關係。相反，大多數研究聚焦於你如何看待自身狀況。「獨處」意指獨自一人但並不感到孤獨，這是一種令人滿意的狀態，類似於安思爾在威爾斯山區中達成的狀態。而「孤獨」是一種迥然不同的狀態，孤獨的人會覺得被隔絕，並渴望更多的社會接觸。
研究顯示，即使孤獨之人有機會社交，這種孤獨的感覺也會扭曲他們對後續發展的看法。諷刺的是，這意味著孤獨感儘管增強了社交欲望，但也損害了與人正常交往的能力。
例如，感到被孤立的人通常更易有社會壓迫感，如說錯話。他們很容易陷入「確認偏誤」的陷阱——通過他人的言行，主動印證對自身地位和社交能力的負面看法。而這種對他人的低期望和不當的自我認知，容易使自身遭遇不公平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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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之人還必須直視自身在思想、情緒和行為等方面調節能力的不足，這和遵守社會規範、根據他人期望持續分析並調整自身行為等能力息息相關。令人擔憂的是，該過程通常自動發生——你的自我調節能力可能在未經察覺的情況下受到影響。
這樣一來，孤獨感可能演變成一種自證預言，即「孤獨的怪圈」。這可能導致一系列不良感受：低自尊水平、敵對情緒、緊張感、悲觀情緒和社交焦慮，最終使得孤獨之人與他人進一步疏遠。最糟糕的情況下，孤獨感可以使人陷入抑鬱，而常見的抑鬱表現就是社會抽離，這又是一種惡性循環。
有趣的是，就連獨來獨往的老鼠都更缺乏吸引力，更合群的老鼠會刻意迴避它們。這表示這些獨行鼠有些「不對勁」。而這種現象在其他物種之間也同樣突出。
幾十年來，這種自我選擇的獨處更容易為人接受，哲學家、宗教領導人、本土居民和藝術家大為讚揚個中好處，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社會隔絕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儘管這種隔絕是有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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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衷獨處的青少年更可能缺乏社交能力，有研究已經表明，儘管有些人可能認為自己更愛獨處，但實際上他們享受社交，甚至是和陌生人交流。此種負面預期是有問題的，因為這阻礙了他們習得社交的真實狀況。
綜上，看起來我們的確需要社交，但並非出於你可能認為的那些原因。定期和他人交流讓我們覺得受到重視，幫助我們準確理解他人意圖，有助於帶來更正面的社交經歷。
泰·田代是一位心理學家，著有《社交尷尬症》，他認為現代社會人更容易感到尷尬，但是他特別強調對於多數人，導致尷尬的原因很可能非常微妙。
「與社交預期的細小偏差可能帶來極度尷尬，這恰恰說明人類大腦能夠自我調節以適應社交期待，然後判斷自己是否達到這些標準。」
社交尷尬兒童
對於那些還在發展技能的人來說，接觸得越多，學到的越多。
泰·田代表示：「兒童和青少年確實很需要面對面交流。因為他們必須學習實際生活中大量的社交細節和預期。」他認為這對於天生容易尷尬的人群來說更為重要，包括他自己。
「我在初中升高中時，對自己的社交技能感覺不佳。當時我的一大認知是我們只是對這些事情上手稍慢些。我不是天賦型，但這問題不大。」為彌補這一弱勢，田代刻意去培養社交意識，並加以練習。
被單獨餵養的老鼠的大腦更小，行為也會發生很大變化，經常被用作研究精神分裂症的動物模型，因為該症的重要症狀便是社交功能損傷。此外，從小被隔絕的螞蟻的大腦也更小，行為也異於同類；群居魚若是被單獨餵養，也會表現得不太合群。
科學家通過觀察從實驗室「退休」的黑猩猩行為，發現更幼時被隔離的黑猩猩對侵犯個人領域的容忍度更低，更不可能為其他成員梳理毛髮，社交積極性更弱，社交規模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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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人類兒童，研究發現社交量和社會技能之間有直接關聯。在一組葡萄牙學齡前兒童中，那些社交參與更多的孩子，社交能力也得到了相應的提升，而參加課外活動也被多次證明是有幫助的。與此同時，兄弟姐妹較多的孩子往往更善於駕馭社交世界；和成年人一樣，獨處時間較多的孩子易以自我打擊的方式解讀社交情境。
對孩子們來說，有什麼地方比學校更適合練習社交呢？即使在疫情之前，全世界也有大量兒童未接受學校教育；截至2012年，美國有180萬在家學習的兒童。但現在有一些專家預測，我們正處於一場革命的風口上，遠程學習將會越來越多地替代兒童與教師面對面交流的機會。
對居家教育潛在害處的擔憂已有數年，德國自1919年已禁止居家教育，因為學校為社交承受能力提供了訓練的平臺。然而，這一觀點具有爭議性，因為儘管有些證據表明居家教育之下，兒童更欠缺社交能力，但長大後的社會事務參與度更高。
儘管社交隔絕的缺陷已被證實，但好消息是它並非一無是處。
有益的獨處
一方面，代田認為很有必要經受一些社交尷尬。有趣的是，靦腆或社交恐懼者的伴侶向代田表示他們是很好的另一半，因為其會仔細考慮為什麼有人可能會有某種感受，或不同情境下最好的回應方式。代田說：「這種體貼真的非常可愛。」
另一方面，安思爾想要強調他的獨處經歷非常正面，而對待獨處的正確態度也非常必要。他說：「我認為人們普遍感到痛苦的原因是他們還沒有經歷足夠久的獨處。」他將獨自生活在威爾斯山區的機會視為挑戰，看他的自給自足能到什麼程度。
但安思爾面對的挑戰並不僅僅是獨自生活，沒有自來水、電、交通工具和手機，多數食物是靠自己種植或是尋覓而來的。他說：「但很快我就不覺得是挑戰了，感覺就像我過著自己的生活，這開始成為一種正常生活狀態了。」
重點是，安思爾並不知道這一獨處狀態會維持多久。「我覺得人們在被隔離獨處時總是盯著終點，想著什麼時候才能重回『正常』狀態。但我所做的都是未經計劃的，也不存在一個結局，我只是儘可能沉浸其中。」
在寫完三本書之後的今天，安思爾說這五年的獨居仍在為他帶來益處。最後，他知道如果一切都完蛋了，他會居於某個荒無人煙的小破屋裡獨自終老——好吧，事情也可能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