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不是戛然而止，而是一個緩慢的、充滿細節的、與社會和他人相關的過程。
今年的上海藝術季，藝術家雷紅的個展「縛生 Resurrection」正在進行中，試圖探討生命表現，展示藝術家的生命體驗和人生境況。
談到生，我們總是不可避免地談到它的對立面，死亡。世上總有一些不可言說，但又逃避不過的事實，比如死。就像是現代社會的人類，正在參與一場大型的「皇帝的新裝」盛宴——我們為生而狂歡，卻不去談論死，仿佛它就不存在一樣。
但誰也說不清，這個年代既然有這麼多可以延長生命的高科技手段，可人要好好地死，自然地死，卻變成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們沒法迴避，又沒法面對，於是多數人會把終點的決定權，交由醫學、技術和陌生人掌控——我們連自己的死都沒法好好決定。
今天就讓我們坦誠相待，聊聊死亡這件事。
一、「死亡」這個概念正在被塑造
每個人都想盡力避免死亡，但實際上，「盡力」的價格可不是大多數人能承擔得起的。根據2011到2012年北京13家頂級三甲醫院的ICU住院數據，每位患者在ICU平均花掉了9.7萬元，而如果加上他們在普通病房的花銷，每個ICU患者的平均住院費用達到了14.6萬元。
在美國，ICU也是奢侈品，甚至可達2萬美元/天，據統計，美國人一生醫療總費用的30%用於生命最後一年，其中40%用於最後一個月。曾經有媒體算過在美國「入土為安」的費用，棺材1298美元、墓地1000美元、石頭墓碑1500美元，挖土和蓋土費1200美元，棺材外的金屬外殼2395美元，加上追悼會的4805美元等費用，總共至少要花掉12198美元。
對國內來說，「入土為安」的價格更令人咋舌，墓地價格向來都是喪葬費的大頭。據《經濟參考報》2017年3月31日報導，在一份全國30座主要城市的墓地價格排名中，上海排在第一位，高端墓地每塊近30萬元，全市均價每平方米超過6萬元；在北京，一些所謂「風水好」的墓地，價格多在每塊15萬元。
2018年《新京報》報導說，青島一位老人去世，據他的家屬列出的殯葬花費明細，老人從去世到遺體告別收費名目達18項，共計98215元，其中與花相關的收費就達到了61200 元。而且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墓地費用並不是最終花費，因為公墓的使用期限究竟是多久，基本是個法律空白。
我們是否思考過一個問題，死亡到底是什麼？
僅僅在兩代人之前，死亡對大多數人意味著：躺在自己家中，慢慢逝去。一般情況下，死亡原因不明，只是被描述成「他活到歲數了」。而今天，大多數現代人會死在醫院。通常我們會以為，死大概是從進入ICU開始，到漫長的停止生命體徵宣布死亡證明，再到更漫長的處理後事火化下葬為止。
你或許對這樣的場景已經表示習以為常：在最後的這段時間中，病人痛不欲生，但ta無權放棄治療；醫生明知無效，卻必須遵守行業準則，表演一下什麼是全力以赴；病人的兒子收到一張巨額帳單，他有權決定是否繼續治療，但他不懂醫，不知道怎麼判斷；一大筆公共開支也為此花了出去。
美國醫學人類學家莎倫·考夫曼曾經在《生死有時》一書當中探討美國醫院是如何形塑死亡的——「死亡」這個概念正在被醫學和政治重塑，它可以進行無休無止的討價還價。儘管醫學的終極任務是拒絕死亡，所有人都明白，死亡最終是無法拒絕的，但是醫學可以控制死亡何時發生。
「死亡」已經變成一種決定，即一個人應該什麼時候死亡和應該以什麼認定一個人死亡。ICU正在成為新的生死之門，對患者家屬來說，明知道無望，但依舊要把患者送入其中，就會在道德上得到安慰，這意味著「我們盡力了」。然後，前文提到的那些與錢有關的漫長流程，就開始不容置疑地運轉起來。
二、我們為何對死亡避而不談？
如今，全新的、臨床上對病理的理解奠定了生與死之間一種從未有過，先前不可思議的關係——死亡成了生命中一個方面，並被生命所包括。它已經在生命和死亡之間，創造了一個模糊不清，又難以理解和想像的地帶。
早在1000多年前，死亡是一種公共事件，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是一種家庭私事。在19世紀之前，15世紀盛行的死亡藝術提供了一種模板來顯示一種精神通道——讓人跨過從生命到未知之境的那道重要門檻應該如何打開。
隨著19世紀生物學的發展，死亡有了新的審視目光，那就是被看做疾病或者某種自然過程中或者異常情況引起的結果。理解死亡最有力的術語，已經從宗教上的、不可見的、命中注定的那種靈床上的穿越，變成了在疾病過程中醫學上的護理，和最近開始的幹預治療。
因而面對死亡，現代醫學的任務從一開始就是極具諷刺意味的：既要理解疾病如何在人體存在，又要否定死亡的力量，儘管這種力量數百年來一直被理解成一種「自然」真理。
正如人類學家瑪麗蓮·斯特拉森所提出的那樣，如果生命終止的事實——比如自然呼吸的結束——所提供的基礎功能被生物醫學技術的使用幹擾破壞，那麼延長生命中的死亡的行為如何能被解釋為符合道德的呢？
哈佛委員會曾經創造死亡的一個新定義：腦死亡。倘若按照這一新定義，一個「人」可以被宣布死亡。
當今的重症監護室最常見的一種狀態就是，患者通常是被動佩戴著機械呼吸機的，只能將命運交由醫學、技術和陌生人來掌控。儘管從生物學意義上她還活著，但早已經成了沒有任何獨特的、有目的的生命了。
於是，自然死亡只是一種抽象的文化理想，在一個對醫療幹預需求永無止境的社會中，這種願景變得越來越難以維持。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面對死亡的時候會迴避，以及表現得一無所知。因為現代人缺乏彼岸世界和信仰的保證，每個人如何面臨或應付死亡，完全取決於自己「實存的態度」。死亡對於我們來說就是絕對的虛無。
正如託爾斯泰在小說《伊凡·伊裡奇之死》裡說的：如果我們只知道沉溺於日復一日的日常生活，認識不到人的每一天都是「向死而生」。
三、我們應該如何面對死亡？
人類總是無法迴避這樣一個問題：應該如何優雅地跨越生命的終點？
正如美國醫生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別》一書所說的：死亡是我們最終的敵人，但這個敵人擁有優勢力量，註定是最後的贏家。在這一場無法獲勝的戰爭中，你不會想要一個戰鬥到全軍覆沒的將軍。你需要的是一個既懂得怎樣攻取能夠贏得領土，也知道無法制勝時如何投降的人，一個明白如果全部所謂苦戰到底則會造成最大損失的人。
孔夫子曾言「未知生，焉知死」，這句話倒過來講同樣成立。但我們普遍都沒有好好審視過生命、衰老和死亡的問題。
就拿最近這場新冠疫情全球大災難來說，當受害不再是個人而是冷冰冰的統計數據時，我們大多人都很難理解大規模死亡的恐怖。
在崇尚尊老愛幼的儒家文化濃厚的東亞國家，一樣沒法擺脫「棄老」的潛意識。也許在全球範圍內，我們早就潛移默化了一種觀念：年輕人比老年人更重要。大多數老年人的死亡，讓本不合理的事情更能合理化了。
《最好的告別》譯者彭小華曾經與ICU有許多間接的交集，她了解到由於國內長期避諱談死亡，親友出現老人突發意外離世，兒女因為無法得知老人意願，連如何處理骨灰都不知道的情況。
去年有一部電影《別告訴她》，導演王子逸說的就是自己身上的故事，在家人被告知奶奶患上絕症之後，選擇隱瞞了老人，並試圖以一場婚禮為老人帶來「最後的合家歡」。這就是中國式對於死亡一貫的態度，死亡依舊是國人心中「不可言說」的存在。
白巖松說：「中國人討論死亡的時候簡直就是小學生，因為中國從來沒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死亡成了房間裡的大象，既然沒法好好談論死亡，更別說有沒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死亡了。
因而「安樂死」也是避而不談的問題，即便這樣的真實事例一次次向我們發起心靈衝擊。去年對岸中國臺灣主播傅達仁在瑞士接受安樂死的視頻流傳，視頻中，家人都陪伴左右，唱歌送他走完最後一程。他非常平靜地喝完了杯裡的藥物，最後倒在了兒子的懷裡。
然而，目前基於道德、倫理、宗教、法律等諸多層面的爭議，安樂死在大部分的國家和地區，都是非法的。但關於「人是否有死亡的權利」這個問題，依舊在觸動著人類最敏感的神經。
曾經根據美國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死亡醫生》裡幾個醫生的對話就拋出了人們爭論安樂死時的一個核心焦點——病人有權利決定自己去死嗎？如果當事人都不能，那誰還能？這也正是為什麼《尋夢環遊記》這部動畫電影能直擊人心的地方。它顛覆了我們對生與死的認知。墨西哥人也許只是單純地覺得，生固然如夏花之絢爛，但死亡依舊是可以拿來調侃慶祝的。
它提供了另一種對死亡的思考範式——人這一輩子會經歷三次死亡：第一次是心臟跳動停止的時候，那是生物角度的死亡；第二次是在葬禮上，認識你的人都來祭奠，之後你的社會地位就結束了；最後一次是當最後一個記得你的人把你遺忘了，那你就真的死了。
也許這才是我們需要的死亡教育，不僅關乎生命、價值，更關乎愛。在年老和患病時，人至少需要兩種勇氣，一種是足以面對人終有一死的事實的勇氣。而第二種更令人卻步——依照我們發現的事實採取行動的勇氣，因為很多時候不確定性才是最大的挑戰，真正的智慧，就是一種審慎的力量。
《最好的告別》那本書的英文書名叫Being Mortal，Mortal意思就是「凡人」——相對神而存在的我們，譯者彭小華說自己曾經想翻譯成「身為凡人」「凡人有死」，但最後她說擔心中文讀者對「死」有忌諱，於是最終的書名版本不妨理解成「殘陽依舊好」，給人一種遐想和指望。
但其實，什麼時候我們能好好面對「凡人有死」這四個字，我們才算是真正對自己的生命，做最好的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