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在美國政府看似怪異荒誕的言行背後，實際上蘊含著一整套充滿著理性狡計的意識形態操作：一是基於事實扭曲的認知意識形態操縱，二是基於價值扭曲的規範意識形態操縱，三是基於心理扭曲的動機意識形態操縱，四是基於實踐扭曲的變革意識形態操縱。這一區分解析了美國抗疫意識形態的操縱機制，揭示了對美國抗疫意識形態操縱引發的內在困局。
美國抗疫意識形態的「四重操作」產生了很大的破壞作用，同時突顯出當前美國意識形態面臨的「四重困局」：一是認知結構性矛盾與困局，二是規範結構性矛盾與困局，三是動機結構性矛盾與困局，四是行為結構性矛盾與困局。這表明美國意識形態霸權正在加速走向衰落。
一、意識形態的四個類型
當代西方著名社會理論家戈蘭·瑟伯恩在《權力的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的權力》一書中將意識形態分為三個層面：
一是認知意識形態。它涉及人類對世界的認知，諸如存在什麼、不存在什麼，事實是什麼、不是什麼等等，這些「是什麼的」問題，構成了意識形態的認知層面。在今天，隨著「後真相」引起了人們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認知意識形態領域延展出許多新的課題，亟待研究。
二是規範意識形態。如果說認知意識形態是圍繞「是什麼」生發出來的問題域，那麼，規範意識形態就是圍繞「應當是什麼」產生的問題集，「應當」的問題就是規範的問題，如善與惡、美與醜、好與壞等價值世界的問題。在今天，隨著逆全球化、民粹主義、種族主義等重新抬頭和滋生蔓延，規範意識形態領域同樣延伸出了大量新的問題，引發了全球性焦慮。
三是變革意識形態。它涉及我們對世界發展變化的態度，諸如什麼是可改變的、什麼是不可改變的，什麼是可能性的、什麼是不可能的，什麼是可選擇的、什麼是不可選擇的，它指涉的是人們對現存制度模式或社會秩序是否具有「可變性」的一種實踐態度。譬如，一段時間以來，「歷史終結論」大行其道，此論堅稱人類除非走向所謂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道路，沒有其他任何可能的選擇，這就等於宣告了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可改變性。
戈蘭·瑟伯恩同時代的西方分析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喬恩·埃爾斯特在《政治心理學》一書中把意識形態理解為扭曲的信念，並將之歸結為兩種意識形態理論：
一是「冷理論」，它從認識論的角度來定義意識形態，認為扭曲的信念源自於人們的認知過程發生系統性的失敗；
二是「熱理論」，它從心理學或動機論的角度來定義意識形態，把被扭曲的信念理解成為由情感動機因素導致的系統性心理扭曲。
基於這樣的二元區分，埃爾斯特把意識形態分為如下四個類型：
一是對行為動機變化的動機解釋，其典型表現形式就是酸葡萄心理，一個人得不到他想要的東西誘發了他不想得到它的動機。比如，在這次抗擊全球新冠病毒的行動中，川普政府無法獲得像中國一樣的抗疫成功，這沒有激勵其奮力採取補救措施以爭取把疫情控制得更好，反而誘導其試圖抹黑抹殺中國抗疫成績、羅織莫須有的罪名向中國追責等險惡的動機。
二是對行為動機變化的認知解釋，其典型表現形式就是基於「後真相」認知邏輯的動機掩護機制，以模糊事實、歪曲事實、否認事實的方式來掩蓋險惡的動機。比如，全球醫學界的研究結果一致認為，新冠病毒來自於大自然而並非起源於實驗室，川普、彭佩奧之流仍然置科學事實於不顧，肆意散布病毒起源於「武漢實驗室」的謠言，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基於「事實誤認」的意識形態操縱。
三是對認知變化的動機解釋，其典型表現形式就是一廂情願的心理，它只願意看到與自己的願望和動機相一致的事實，而對於與自己的願望和動機不一致的事實，則置若罔聞。比如，由於不願意看到中國取得的成功和掩蓋自己決策行動的失誤，川普政府對於中國抗疫成績、抗疫經驗、抗疫貢獻，採取了一種「一廂情願」的「故意忽視」的態度。
四是對認知變化的認知解釋，其典型表現形式就是以局部性的邏輯推導出整體性的結論，它假定自我（一部分人）對事實的認知即可以代表他者（全體人）對事實的理解，從而認定可以用自己對事實的理解來誘導其他人對事實的看法。比如，一些西方政客把中國為世界提供抗疫物資的積極行動，解釋成為中國企圖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謀求影響力的威脅性行為，這種公開的渲染實乃試圖以自我認知的「洞穴假象」，取代世界人民對中國支援全球抗疫努力的評價。
埃爾斯特的理論揭示出了意識形態運作的兩個重要機制：
一是「熱」機制，即意識形態運作的動機因素，常常表現為各種各樣的動機謬誤，特別是故意製造出來的動機謬誤；
二是「冷」機制，即意識形態運作的認知因素，常常表現為各種各樣的認知謬誤，特別是故意炮製出來的認知謬誤。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把瑟伯恩對意識形態三個層面（認知、規範和變革）的劃分和埃爾斯特對意識形態的二元區分（認知和動機）綜合起來，把意識形態概括為以下四個基本類型：認知意識形態、規範意識形態、變革意識形態和動機意識形態。與此相對應的四種意識形態操縱機制依次為：事實扭曲、價值扭曲、心理扭曲和實踐扭曲。
本文第二部分將藉助這一區分對美國抗疫意識形態的操縱機制進行解析，第三部分則對美國抗疫意識形態操縱引發的內在困局加以揭示，以期能夠有助於人們更好地認識和洞察美國意識形態霸權的走勢。
二、美國抗疫意識形態的操作機制
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國政府的言行看似怪異，其背後實際上均有著十分複雜的意識形態策略和精於算計的意識形態操作機制。
（一）
認知意識形態操作
認知意識形態有一個典型的特徵，它把「玩弄事實」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工具，直接向事實發起挑戰，甚至通過捏造事實來挑戰真相，作弄真相，從而讓事實隱身，讓真相遁形，以達到意識形態操縱的目的。基於認知意識形態的操縱行為既具有極高的難度，又具有極高的風險，但一定達成，其破壞力也是十分巨大的。川普政府在抗疫中的認知意識形態操縱可從兩個方面來理解。
1、知的缺乏
齊澤克在《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一書中提出，從認知論的角度考察意識形態，其最基本的表現形式就是「知的缺乏」，即人們不知道他們所做的事情將會產生什麼影響。這種基於「知的缺乏」的認知意識形態可以非常簡單，比如，置身於網絡「直播」中的消費者不自覺地參與到購物狂歡之中，但很少有人會意識到自己已淪為「剁手黨」。同時，這種意識形態也可以非常複雜，比如，「9·11」之後，美國時任國務卿鮑威爾為勸說人們接受小布希政府向伊拉克開戰，在聯合國向世人展示了一瓶後來被譏諷為「洗衣粉」的所謂證物，完成了一次經典的認知意識形態的操縱表演。
在這種情況下，事實不是自在的，而是為了人們的凝望而有意設計的。這就是齊澤克所說的，人們錯誤地認識了處在意識形態質詢位置上的「偶然性」，同時並不知道這種偶然性「已經選擇我們作為他的召喚對象」，以至於「我們沒有在意識形態召喚自己中認出自己」。
這樣的認知意識形態操縱表演也多次發生在川普主持的白宮新冠肺炎疫情簡報會上。譬如，川普在面對科學事實證明「羥氯喹」對於新冠肺炎療效並不可靠的情況下，依然堅持向美國民眾推薦這種「神藥」，而且還以身示範，公開宣稱自己正在服用。必須注意到，在川普的這種看似好笑、簡單粗暴的「違科學」行為背後，隱匿的卻是一種極為重要的、有待破解的認知意識形態現象：「降低認知不一致性」的強烈訴求會扭曲人的意識。
埃爾斯特揭示的信念與願望形成的「冷機制」（認知謬誤）表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獲得正確的信念所需要的信息，而為了降低認知的不一致性造成的困擾，人們往往會固守錯誤的觀念，以保持自己的思想和行動的一致性。而這種「降低認知不一致性」的意識形態訴求的可怕之處就在於，「一個人可能會通過將自己的認知過程變得非常僵化和幼稚，從而系統地把人們引向錯誤之中」。
在這方面，「日常生活的康德主義」可謂是一個典型，為了遵守不準說謊這樣一個「道德命令」的召喚，即便是面對一個被納粹追殺而逃命的猶太人，你也決不能說謊，必須將之拱手交給納粹。在這裡，一個人僅僅為了降低自己的倫理認知不一致性的風險，便將一個鮮活的生命置於危險境地，做了納粹的幫兇。
事實上，這種人們對「降低認知不一致性」的安全感訴求，之所以會發展成為一種隱匿、扭曲、可怕的意識形態操縱機制，還有著這樣一個更為深層的人類行為動因：「在一個難以預測的世界裡，與那些可能之事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偏好，常常可以為遺憾創造太多的理由；而為了安全起見，我們除了經常貶低受排斥的選擇的好的方面，還會把自我選擇偏好的缺陷美化為美德。」
在我們的案例中，川普於疫情之初所形成的那種新冠病毒不會給美國造成災難的信念和願望，一直左右著他在整個抗疫期間的行為方式，並形成了一個認知意識形態的扭曲閉環：一種最初的病毒不會造成災難的信念和願望，扭曲了他此後對科學事實的選擇性認知偏好；反過來，他對科學事實的選擇性認知偏好，又強化了他對病毒不會造成災難，這樣一種出最初形成的扭曲的信念和願望。
不僅如此，川普的這種信念和願望，還獲得了相當多美國人的自動配合，雙方由此達成了一種「認知協調」，通過這種「認知協調」機制，在局外人看來許多匪夷所思的現象，如新冠病毒是一種普通的流感、一場精心策劃的騙局，羥氯喹是能夠改變遊戲規則的新冠神藥，注射消毒劑可以殺死新冠病毒等等，在劇中人看來卻顯得十分的自然。
2、犬儒主義
齊澤克認為，認知意識形態最典型的表現形式並不是由「知的缺乏」（「非知」）所造成的，相反，它最基本的公式是「我知道，但還是……」。也就是說，人們知道他們所做的事並不符合邏輯和事實，甚至很荒謬，但仍然要去做；人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心知肚明，但依然堅守面具；明知所見所聞是虛假的，卻不願與之斷絕關係。
就其本質而言，這種基於「我知道，但還是……」的認知意識形態，乃是一種犬儒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很多情況下，正是這種犬儒主義維繫著一種制度的合法性，一個社會的秩序，一個騙局的延續，一則謠言的傳播，以及那些被扭曲了的人際關係和社會行為網絡。
我們注意到，川普及其核心幕僚營造出來的抗疫意識形態，也具有明顯的政治犬儒主義的特徵。他們無視科學事實，拒絕承認現實，不願採取行動，不願承擔責任，既不願失敗又不敢決斷，既狂傲又心虛，靠抹殺他國的成功來吹噓自己的英明等等，處處瀰漫著一種政治犬儒主義的氣息。而且這種犬儒主義更為詭異，也更加複雜，充滿著一個世界超級大國在危機狀況下進行意識形態操作的奧妙與怪誕。
這種意識形態操作的奧妙與怪誕體現在，一方面，在一些情況下，意識形態不是掩蔽事物真實狀態的幻覺，而是參與到社會現實的「象徵秩序」的構建之中，成為「象徵秩序結構化」的工具。面對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病，川普政府為了掩蔽自己抗疫失策、失職、失誤、失敗的嚴酷事實，進行了一系列「象徵性結構化」的意識形態操作：中國的成功掩蓋了中國的失責，中國的失責導致了美國的災難，外來的災難招致了美國的失敗。
這種「成功掩蔽失責，失責導致災難，災難招致失敗」的複雜象徵秩序，當然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幻覺，但是，這種「幻覺並不出現在知的那個方面，它已經出現在人們正在做的事情和人們的行為之中。」也就是說，美國政府及其追隨者，對於中國抗疫的成功和美國抗疫的失敗及其緣由，並非存在「誤認」，而是心知肚明。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抗疫意識形態幻覺」正是建立在他們對抗疫真相（中國的成功和美國的失敗）已經有了真實的了解基礎之上的，儘管如此，他們卻也能夠心安理得地積極投身於這種心知肚明的抗疫意識形態幻覺的塑造之中。
另一方面，在一些情況下，人們即使知道現實本身是不合理的，但是為了維持欲望和快感，也會假裝看不見。譬如，在奴隸主庇佑下生活的奴隸，對於奴隸主的庇佑會產生依賴的快感，在這種情況下，讓他公開承認自己處於被奴役的現實是非常困難的。
由此可見，「在犬儒意識形態中，不是快感依賴意識，而是意義依賴快感。」美國政府以「惰性抗疫」為特徵的意識形態在認知上的怪誕就表現在，有相當一部分美國人心知肚明，卻對它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意義依賴快感」。正是這一部分人構成了川普得以實施認知意識形態操縱的社會基礎。
（二）
規範意識形態操作
川普政府在規範意識形態方面的操作手法更為詭秘。齊澤克在《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一書中認為，意識形態實際上是支撐現實的幻象構建，它能夠構造有效、真實的社會關係，又能夠掩蓋令人難以忍受的現實。換言之，在很多情況下，意識形態的功能並不是為人們提供逃避現實的出口，而在於為人們轉移現實的創傷提供一套運作機制。在特定情況下，這種運作機制是通過構造「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來實現的。
齊澤克提供的一個經典案例是法西斯的反猶太主義。在納粹意識形態中，「醜陋的猶太人」被視為一切矛盾的濃縮和一切社會不和諧因素的化身，猶太人既骯髒又絕頂聰明，既紙醉金迷又吝嗇節儉，在經濟上他是吸血鬼，在政治上他是陰謀家，在道德上是無信仰的好色之徒。「醜陋的猶太人」這一形象就是納粹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整個納粹意識形態就是圍繞它而構成的。一方面，通過「醜陋的猶太人」這一形象，納粹成功地將社會的不可能性和內在對抗性，轉變成自我（德意志民族）與他者（猶太人）的對抗，在「轉移了社會的否定性」的同時，亦滿足了納粹主義排斥他者和追求純潔的同質性社會的幻想。另一方面，「醜陋的猶太人」這一崇高客體，也是暴露了納粹意識形態的不可能性，因為它通過轉移矛盾堵塞了社會變革的道路。
深入分析可以發現，在川普政府的抗疫意識形態中，也隱含著兩個引人關注的「崇高客體」，即移民和中國。
崇高客體之一：移民
在川普的政治意識形態中，少數族裔特別是移民問題始終處於其政治計算的中心，也是其政治話語體系中最具挑逗性，因而也是最能夠調動其鐵桿支持者的一個敏感話題。每當政治上遭遇麻煩或是關鍵選舉時，川普總是要把移民問題拿出來，進行一番操弄。
在他的第一個總統任期行將結束之時，他與他的支持者在移民問題上所施展的政治表演，可謂越來越默契，亦越來越奏效。因此之故，在川普的政治光譜中，移民具有特殊的政治含義和意識形態工具價值。在此意義上，美墨「邊境牆」和「禁穆令」可謂是川普政治意識形態操作的傑作。
新冠肺炎疫情下，移民依然是川普政府意識形態當中的一個特殊符碼，它雖以隱約形式現身，卻如影隨形。川普以阻止病毒向美國內傳播為由發布長達60天的「新移民禁令」。於川普政府而言，這項禁令並非如一些人所言只是「華而不實」的聲明，而是精於政治算計的意識形態籌劃。
這一意識形態籌劃不但製造了美國政府正在採取行動抗疫的假象，同時把移民和新冠病毒勾連在一起，暗示了移民和病毒一樣，它們都是「看不見的敵人」。進而，「看不見的敵人」這一話語籌劃，不但巧妙應和了川普政府一直將新冠病毒視為「外來敵人」的說辭，它還構成了移民「剝奪白人的工作機會」和「道德品行低下」的一個暗語。藉助這樣的說辭和暗語，川普巧妙地把移民問題納入其抗疫意識形態敘事，並與他的選舉動員機巧地串連在了一起。
就其本質而言，這個移民這個「看不見的敵人」就像納粹的「骯髒的猶太人」一樣充當了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成為川普政府轉嫁國內矛盾、擺脫政治困境、撈取政治利益的意識形態工具。
崇高客體之二：中國
與移民相比，中國被朗普政府作為一個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加以操作，其手法更加複雜，也更為惡劣。歸納起來，這些操作主要是由一系列相互聯繫的話語交織而成的。
一是把中國描繪成「技術偷盜者」。通過炒作強制技術轉讓、破壞智慧財產權、技術黑客等話題，把中國構陷為一個「竊技者」。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國又妄稱中國黑客和間諜試圖竊取美國疫苗研究成果。
二是把中國描繪成「貿易扭曲者」。中國的對外開放是人類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裡程碑，卻被美國攻擊為是對全球自由貿易秩序的顛覆和破壞。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國成為全球抗疫物資供給中心，卻被美國家說成是壟斷全球醫療產業鏈，構成全球性威脅。
三是把中國描繪成「人權侵犯者」。長期以來，美國因時因事因勢而變，如影隨形，攻擊中國侵犯人權。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國又攻擊中國採取封城、隔離等抗疫措施是侵犯人的自由行動權力，中國制度在這次全球抗疫中表現優異卻被貼上專制標籤。
四是把中國描繪成「軍事擴張者」，不斷拿中國軍費、妨礙南海航行自由等說事。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國仍以中國軍事威脅為幌子，加強美臺軍事關係，企圖遏制中國的全球影響力。
五是把中國描繪成「文化落伍者」，嚴酷疫情下，美國竟然把中國人戴口罩這樣的問題意識形態化，《紐約時報》公然以「東亞病夫」攻擊中國。
六是把中國描繪成國際「秩序破壞者」，最新的動作就是，毫無根據地攻擊中國幹預、操縱世界衛生組織，抹黑中國為推動建設人類健康共同體所做的努力和貢獻。
七是把中國描繪成世界「霸權爭奪者」，把美國衰落錯誤地歸因於中國崛起，這種認知扭曲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表現更加拙劣，直接把美國的抗疫責任甩鍋給中國。
通過技術偷盜者、貿易扭曲者、人權違犯者、軍事擴張者、文化落伍者、秩序破壞者和霸主爭奪者等，這些操縱性的扭曲敘事和病毒式傳播，美國把中國塑造成一個邪惡國家的形象，一個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
可以想見，在這種語境下，僅僅憑藉提供更多、更堅固的事實，或更多、更透明的信息，對於改善美國對華看法、形象和決策，已無濟於事。這是今天應對中美關係之變局必須破解的一個意識形態魔咒。
（三）
動機意識形態操作
一般說來，動機意識形態操作存在兩種操作機制，一種是基於酸葡萄心理的適應性偏好機制，一種是基於一廂情願心理的適應性條件機制。
1、酸葡萄心理：依循「適應性偏好」的意識形態操縱
埃爾斯特在《酸葡萄》一書中發現，在許多情況下，人的行為並不是基於個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計算，與之相反，人們會「自由地選擇他們行為的約束條件，以產生與其願望一致的信念」。
在這種酸葡萄心理機製作用之下，人們往往使自己的願望和信念同自己擁有的手段相匹配，以「避免欲得不能的難耐形勢」。這種酸葡萄心理就是人們的適應性偏好行為：當外部環境阻止一個人得到他想要的東西時，他便會在自己的偏好結構中產生一個改變，把得不到的東西視為不值得追求。
本質地看，基於酸葡萄心理的適應性偏好，實際上是人們適應自身生存困境的一種心理避險機制，以及應對不確定性世界的一種心理行為手段。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國政府將這種酸葡萄心理用作意識形態操縱工具，產生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第一，隱匿的自我欺騙機制。埃爾斯特注意到，酸葡萄心理之所以是扭曲、錯誤的意識，並不在於它會根據變化的環境條件去不斷調整自己的願望或偏好，而在於它採取一種自我欺騙形式去操縱自己的願望或偏好。
這種自我欺騙形式有兩幅不同的人格面具：一方面，在一些情況下，酸葡萄心理是一種有意識、有目的的人格規劃。譬如，新冠肺炎疫情下，一旦川普把選舉連任作為優先目標，在他的價值偏好結構中，選舉的重要性就會不成比例地被高估，而美國人民的生命則成為選舉的犧牲品。再如，一旦川普認定世衛組織的抗疫政策和言行不符合其選舉或對抗中國的需要，他就開始不成比例地貶損世衛組織的地位和作用，進而對其採取斷供、退群等手段。
弔詭的是，對於川普及其核心幕僚而言，這樣的酸葡萄心理並非無意識的反應，而是有意識、有目的的人格規劃。這些政治人物對他們所採用的自我欺騙方法心如明鏡，但是，那些受到欺騙的美國民眾，卻並不見得清楚自己受到了欺騙，從而在不自覺中成為酸葡萄心理病毒的攜帶者和傳染者。
這種心理欺騙機制具有三重功能：一是它能夠牽引美國民眾自發地降低他們對川普政府抗疫的訴求和預期，二是它能夠誘導美國民眾提高對自身所處於其中的嚴酷疫情環境的容忍度，三是它可以讓美國民眾自發調低對其他國家抗疫成功的評價，如對中國抗疫成績的評價。
第二，複雜的動機溢出機制。酸葡萄心理本來是一種個體心理動機，而不是一種社會心理機制，但是，它之所以能夠對宏觀政治和社會結構系統產生很強的影響力，原因就在於，它可以從個體心理移位到社會心理，從而將基於個人動機的心理行為擴展應用到整個社會和政治層面，進而影響和塑造整體的社會和政治心理結構。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埃爾斯特認為，酸葡萄觀念既是對個體行為的理解，也是對社會正義的評價模式。
我們看到，基於酸葡萄心理的適應性偏好作為一種動機溢出機制，在特朗政府的抗疫意識形態中，也機巧地發揮了關鍵作用。其典型表現之一就是，川普政府通過操縱和擴散酸葡萄心理，成功地在美國國內針對抗疫形成了一種比較堅固的保守主義的態度：一種滿足於現狀的「惰性抗疫」社會心理和政治心態。
這使得美國民眾更加能夠忍受嚴酷的疫情環境，更加能夠寬容地接受眾多人失去生命。不僅如此，這種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還可以進一步地為川普政府的「惰性抗疫」提供合法性的來源，從而鼓勵其更進一步地採取「惰性抗疫」的姿態，由此便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而這恰恰是川普政府的政治需要所在。
2、一廂情願心理：依循「適應性條件」的意識形態操縱
埃爾斯特認為，一廂情願心理是一種「置不確定性的事實於不顧以維持自己的願望」的心理動機，其核心運作原理就是，驅使自己對欲望對象的評價去適應滿足這種欲望的條件，從而使自己的信念服從自己的欲望。因此，一廂情願的信念，並不是指一般意義上人們對自己信念的堅持，它是一種「無根」的思想，並具有如下兩個突出特徵。
其一，認知的局限性被當作動機的基礎。這主要是因為，在人的認知行為中總是存在著一種「尋求確定性」的心理趨勢，當遭遇到不確定性事物時，由於不願意忍受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和威脅，人們就會基於有局限的知識，甚至是道聽途說和虛假信息，擺脫不可知論帶來的痛苦和不安。
這也反映在川普政府的抗疫意識形態中：科學家們一再提醒，目前人類對於新冠病毒的認知還非常有限，而川普所不能夠忍受的，正是這種認知的有限性所帶來的不確定性。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論，如新冠肺炎疫情就像流感、注射消毒劑、陽光射入療法、羥氯喹神藥、沒有人比我更了解新冠病毒等，之所以會出自川普之口，根源就在於，他不願意去真誠地面對人類對新冠病毒認知中的那些真實存在的諸多不確定性，並因此而形成了一種一廂情願的病態的認知心理結構。
其二，用相互矛盾的觀念合理化自己的行為。王權時代，臣民們既相信皇帝是他們的統治者，也相信皇恩浩蕩；對於皇帝而言，他既相信臣民對他的愛戴，又相信臣民對他是一種威脅。這種相互矛盾的一廂情願信念，是基於彼此相互依賴的心理需要，而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下，川普在新聞發布會上一面告知民眾應該戴口罩，同時又宣稱自己不會帶口罩，諸如此類混亂不堪的言辭，向民眾傳遞了很多矛盾的信號，卻又能夠贏得相當多美國人的信任。
這表明，當下的美國社會業已形成了一種相當頑固的一廂情願的政治和社會心理結構，從而為川普政府實施意識形態操縱提供了社會的和政治的心理空間。
（四）
變革意識形態操作
變革意識形態對一種有待改變的現實可以持兩種不同或截然相反的態度，一種是積極的態度，它承認改變現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並為變革現實提供話語支持，另一種是消極的態度，它指認改變的不可能性和不必要性，並為拖延變革提供話語辯護。
1、意識形態終結論vs歷史終結論：兩種不同的變革意識形態
丹尼爾﹒貝爾在《意識形態的終結》一書中嚴格區分了他的「意識形態終結論」與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之間的區別：「意識形態的終結，是對歷史的回顧，不是歷史的終結。歷史的終結，是對這種謬論的成全，不是意識形態的終結」。
在貝爾看來，歷史終結論所代表的是一種消極、否定的變革意識形態，它宣告資本主義就是人類歷史的終點，因此，對於資本主義的革命與變革是不可能的；而意識形態終結論所代表的則是一種積極的、進步的變革意識形態，其要義乃是，冷戰結束以後，西方所主張的抽象人道主義的「普遍性意識形態」走向了終結，取而代之的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不斷成長出來的「地方性意識形態」，這種地方性意識形態擺脫了「普世價值」的束縛，為解放思想、改變自身落後面貌提了供話語支撐。
貝爾認為，意識形態往往「以激情把諸多觀念融於一體，轉化成社會槓桿，在改造觀念過程中也改造人。當意識形態成為一股強大力量時，它便不再對外開放，而是作為一個封閉的體系，事先就確定了可能產生的問題的答案。」而一種意識形態之所以會走向終結，根本原因就在於，在變成一種信仰體系並變得強大之後，失去了對外開放的潛能，成為封閉的體系，並據此為不斷發展變化的現實提供一切問題的標準答案。
在歷史上，蘇聯的教條馬克思主義，納粹的法西斯主義，美國的麥卡錫主義，都是封閉的體系，也是意識形態終結的典型案例。
我們發現，川普政府的抗疫話語在很多方面也都採取了「否定性變革意識形態」的形式，從而與其所一貫主張的「普遍性意識形態」處於一種直接對抗的狀態。譬如，川普政府不僅沒有為全球抗疫合作提供領導作用，反而採取對世衛組織斷供退群、攻擊中國為全球提供抗疫物資、肆意散布政治病毒等不負責任行為，直接破壞全球抗疫合作。川普政府在全球抗疫關鍵時刻和世界經濟可能面臨「大蕭條」的情況下，仍然升級對華技術戰、貿易戰、輿論戰，破壞全球產業鏈，拆解全球自由貿易秩序。在川普治下，美國經濟正在逆全球化而行，美國政治正在加速極化和保守，美國社會變得日益對抗和封閉，對全球利益越來越具有破壞性。
所有這些都是當前美國奉行「否定性變革意識形態」的具體表現，也成為美國所奉行的「普遍性意識形態」走向終結的多重自證。
2、轉化不可能性vs籌劃不可能性：變革意識形態的兩種騙術
依據齊澤克的解釋，在「轉化不可能性」中，「你先有一個預先就存在的空白，一個原始的不可能，而意識形態的騙術就是把這種不可能轉化為一個外部的障礙，於是，你就會產生幻覺，只要你克服了這個障礙，你就可以得到真實的原質」。
這就是說，基於轉化不可能性的意識形態騙術，在應對「不可能性」所製造出來的「絕望情緒」中，採取了一種轉化策略：它會告訴人們這種不可能性是由一個外部的障礙造成的，因此，這種不可能性的局面應當由這個外部障礙來負責。我們看到，把抗疫的種種不可能性轉化為外部的障礙，正是川普政府意識形態操作的一個基本策略。一個典型的表現就是，它把美國抗疫的糟糕表現「甩鍋」給中國、世衛組織、地方政府，以及前總統歐巴馬、民主黨、媒體等，試圖把抗疫責任轉嫁於他人。
相較於轉化不可能性，籌劃不可能性是一種更加消極、更具否定性的變革意識形態。正如齊澤克所指出的，意識形態可能會用幻想來填補和掩蓋現實世界的對抗性，同時把改變這種現實之對抗性的不可能性，提升為一種更加堅固的現實，從而採取延遲或避免與之遭遇的策略。在這裡，一種無法改變的不可能性被籌劃了出來，並且，這種不可能性進一步被意識形態化為逃避現實的工具，其目的就是要誘導人們去甘願承認和忍受現實的嚴酷性和對抗性，從而把解決問題無限期地拖延下去。
在全球抗疫中，川普政府將這種基於「籌劃不可能性」的意識形態操縱幾乎發揮到了極致。譬如，川普政府通過製造中國抗疫信息不透明、以犧牲自由為代價實施隔離追蹤措施、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通過輸出抗疫物資謀取地緣政治利益、幹預施壓世界衛生組織等一系列虛假話語，傳播政治病毒，企圖讓「中國負責任大國」的抗疫形象變得不可信，甚至成為不可能。
又如，川普政府通過隱瞞真相、發布含混不清的信息、釋放混亂的信號、淡化新冠病毒的威脅、誇大美國的抗疫成效、壓制與政府不一致的言論、散布「病毒」種族主義、製造兩黨政治對抗等多種操縱手段，極力讓美國人與嚴酷的疫情真相保持距離，從而把疫情本可以控制得更好這樣一種事實，「假定為不確定的理想，永久地拖延下去」。川普試圖通過讓美國人民與真相保持距離，使人們相信一種更好的抗疫方案是根本不可能的，以避免現實給他帶來政治創傷。所有這些，都不過是川普政府通過「籌劃不可能性「而實施的變革意識形態騙術。
三、美國抗疫意識形態的內在困局
透過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國意識形態的四個操作機制，可以洞察當前美國意識形態已陷入「四重結構性矛盾」相互撕扯的困局，也凸顯出美國意識形態領域正在加速病變。
1、認知結構性矛盾與困局
川普政府在抗疫過程中從「知的缺乏」和「犬儒主義」兩個層面進行的認知意識形態操作，折射出美國政治和社會對處於不斷變化中的一些基本事實，不僅僅是在認知上出現了錯亂，而且由於政治人物採取了刻意掩蔽事實的操作，也使得逃避現實的「犬儒主義」意識形態，在整個美國社會呈野蠻生長之勢。這是美國社會出現深層次的認知性結構矛盾和病變的一個明顯徵兆。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當今美國政治社會中的這種認知上的結構性矛盾和病變，有著極為深刻的社會根源，亦有歷史教訓可循。理察﹒沃林曾在《非理性的誘惑》一書中深刻地剖析過德國納粹法西斯意識形態的認識論根源——以「偏見」尋求合法性。在當時的德國，以海德格爾、加達默爾等為代表的一批聞名世界的思想家，試圖通過重新發現「偏見」的價值，為納粹尋找理論依據，構造知識根基，服膺法西斯意識形態，令人側目。
這也正是當下美國政治和社會意識中的一個頑疾。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川普及其核心幕僚不願意向人們提供基於科學事實的疫情信息，而且採取各種「後真相」手法，掩蓋本國的疫情真相，抹殺他國的抗疫行動和成功實踐，進而通過製造與中國、世衛組織、醫學科學事實等相關的「偏見」，散布政治病毒。
這種認知意識形態的偏見機制，無論是在美國公民社會領域、公共輿論領域，還是在政治領域，都存在著將人們的基本認知帶離事實、帶入偏見的危險，勢必會造成一系列難以預測的政治社會後果。川普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種種「逆潮流」意識形態操作，正可謂是美國精英階層和整個社會陷入「知行分離」的結構性矛盾和困局的一次徹底暴露。
2、規範結構性矛盾與困局
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曾這樣分析美國麥卡錫主義者發動的對華政策調查：「這種調查把事實真相同道聽途說完全混為一談，以斷章取義之詞作為證據，以聯想推論定罪。」 「麥卡錫的主要意義在於他在很長時期內為這樣一些美國人所容忍，他們贊同他所說的目標而並不贊成他的手段，可是出於恐懼，願意支持他的手段。恐懼和無知混合在一起。」如今，我們看到在川普政府的抗疫意識形態中，也充斥著當年麥卡錫主義的一些陰暗操作。這些陰暗操作進一步凸顯了，當今美國政治在很多方面放棄了「規範性國家」的行為邏輯，從而使其政策議程陷入一種「結構性失範」的矛盾與衝突之中。
這種矛盾和衝突首先表現為事實與規範之間的錯亂。川普治下的美國政治，一方面，現行的政治規範不再基於事實，在很多方面都帶有偽造、欺騙、恐嚇、放浪不羈的性質，另一方面，固有的政治規範也失去了引導人們對事實做出合理判斷的能力，昔日所謂「山巔之城」的道德光芒在隱退。
與此同時，這種矛盾和衝突也表現為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間的錯亂。新冠肺炎疫情下，川普政府將相當一部分美國人對新冠肺炎大流行病的焦慮、恐懼和無知，與他們對中國崛起的焦慮、恐懼和無知混合在一起，通過意識形態操作，炮製「中國威脅論」，製造「中國恐懼症」，這與麥卡錫主義炮製「恐怖的共產黨」和法西斯主義炮製「骯脹的猶太人」如出一轍，它們都被用作轉嫁內部矛盾和危機的工具。
此外，當下美國人的心態與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的美國人的心態亦具有家族相似性：一方面，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相當程度上認同了川普政府製造出了的價值攻擊目標（「有罪中國」），從而在價值理性上服膺了川普的意識形態操作；另一方面，他們雖然不能贊同川普實施的一些卑劣手段，可是出於焦慮、恐懼和無知，願意支持他的手段，從而在工具理性上默認、鼓勵了川普的意識形態操縱。
於是我們看到，在川普的規範意識形態操作中，無論是事實認定還是政治規範，無論是價值理性還是工具理性，都出現了扭曲變形，同時陷入了事實與規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嚴重錯亂之中。
3、動機結構性矛盾與困局
在抗疫過程中，川普政府基於「適應性偏好」和「適應性條件」的動機意識形態操縱，充分利用了當前美國社會中不斷發酵的「酸葡萄心理」和「一廂情願心理」。恰如埃爾斯特所言，這種心理機制具有很強的「溢出效應」，一旦其蔓延到政治社會領域，形成彌散性的政治心理和社會心態，其破壞性就有可能失控；一旦被政治人物所利用，這些心理動機便會轉化為操縱機制，像病毒一樣侵入到一個國家的決策體系之中，影響甚至決定一個國家的對內和對外政策。這正是羅素所說的，一種「於政治至關重要的激情」左右了政治生活，政治便會被拖入放浪不羈的心理海洋，陷入深不可測的不確定性之中。
我們親眼見證了新冠肺炎疫情下，白宮做出了一連串超出世界預期的決策。從起初稱讚世衛組織，到後來指責、斷供世衛組織，再到後來退出世衛組織，其政策變化過程猶如過山車，近乎於癲狂。在整個疫情期間，川普政府在抗疫、教育、技術、貿易等領域近乎瘋狂的對華政策變化，更是有過之而不及，令人震驚。即便是在美國內，川普政府的決策行為似乎也陷入了「非理性的誘惑」，導致政治極化加劇，種族衝突之火蔓延，美國內政治社會秩序出現紊亂。
種種跡象表明，當前美國政治精英和國民的心理動機結構出現了近乎系統性的扭曲，扭曲的心理動機結構滲入現實世界，又使得美國政治和社會生活產生系統性變形。這樣一來，心理動機結構的病變也就反映為政治社會生活的病變，反過來，政治社會生活的病變又加劇了心理動機結構的病變，從而使得當下的美國出現了心理上和現實中相互加重的「雙螺旋」結構性矛盾。這為洞察自2016年川普和希拉蕊總統大選以來，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刺激下，美國整個社會心理所發生的系統性變化，以及與之伴生的美國政治出現的「癲狂症」和「顛覆性」特徵，提供了一把心理分析的鑰匙。
4、行為結構性矛盾與困局
川普政府基於「轉化不可能性」和「籌劃不可能性」的變革意識形態騙術，不應當僅僅被視為一個政治人物帶有偶然性質和選舉功利動機的個人行為，還應當看到這種個人行為背後更為廣泛的政治與文化趨勢。川普政府的「惰性抗疫」意識形態，既在於它的本質，也在於它的代表性：它是對一個已處於政治衰敗過程之中、因而亟需做出深刻改變、而又不知道應當做出何種改變的世界霸權，陷入手足無措和精神迷思的內在映照。
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把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看作是檢驗美國政治社會生態的一場自然歷史實驗，它無情地揭示了福山所指認的美國的「政治衰敗」已達到相當令人震驚的地步，從而也暴露了川普信誓旦旦喊出的美國「再次偉大」的某種「不可能性」和「無希望性」。無論如何，美國政治精英和美國社會在嚴酷疫情面前呈現出來的那種慌亂、陰鬱、矛盾、怪誕和不羈，已經透露出美國人對美國「再次偉大」的某種懷疑，我們甚至可以從中窺探出一種隱約可見的絕望情緒。
面對此種情勢，川普政府的主要策略之一，就是要將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的抗疫成功儘可能地淡化，甚至汙名化，同時將自己的抗疫失責和失敗儘可能地相對化，甚至加以美化。
頗為值得玩味的是，川普政府的這種「卸責策略」，通過宣揚行動自由、鼓動對抗社交隔離、呼喊地方解除封鎖等一套雜糅起來的話語說辭，巧妙地將美國政府的抗疫不作為與美國人民的抗疫不作為，牢牢地關聯在了一起。如此一來，美國政府和美國社會就在「惰性抗疫」這個頗具諷刺意味的行為邏輯上，達成了一種充滿著怪誕意味的共識。這意味著美國政治和美國社會在面臨危機時有可能會陷入「沉沒的螺旋」，一方推著另一方，一同往下墜落。近期，美國退出二戰後構築的世界體系、放棄國際道義責任等行為，都不同程度地帶有「沉沒的螺旋」的性質，從中可以窺探出美國政治社會發生行為病變的嚴重程度。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網絡輿情案例庫建設與研究》（批准號18@ZH012）和《智能時代重大輿情和突發事件輿論規律及治理研究》（批准號20ZDA060）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副所長、社會科學大數據實驗室主任、研究員 張雪魁
文章來源：《學術前沿》雜誌2020年6月（下）（數位化優先出版），微信有刪節
原文標題：《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國意識形態的操作機制與內在困局》
新媒體編輯：李思琪
視覺：劉潔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