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鮑勇劍 復旦商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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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期《管理視野》
今日之疫情現象，任何低於哲學層次的反思都是對人類悲慘遭遇的無情浪費。
1187年，埃及蘇丹薩拉丁（Saladin）派他的兄弟阿迪爾攻打耶路撒冷。臨行時，薩拉丁叮囑道：一定要聽取（軍事）專家的建議。阿迪爾得令。走到了中軍帳門口，又被叫了回來。薩拉丁再次叮囑：聽專家建議……但要自己決策！
可見，只有通過全面深究的學錯文化，企業決策者才能真正獲得透視危機現象的洞察力。有自我深切體會的洞察力是危機決策的關鍵。
回憶2003年非典之後，在西安楊森和禮來中國的安排下，我在全國18個城市給超過1000名醫院管理者做過危機管理的培訓。開課伊始，我的第一張課件永遠是上面這張危機瑞士奶酪圖。
這張來自溫哥華總院的用藥醫療事故圖生動地說明：
1️⃣ 危機發生之前，我們一般經歷了一系列的誤差、失誤和事故。
2️⃣ 沒有任何一場危機是一個環節單獨造成的。
3️⃣ 有漏洞的一片片「奶酪」（子系統）被打穿後，平時循環自洽、周而復始的秩序突然無法維持。這時，危機發生了。
4️⃣ 所謂的突發性危機實際上早已經發生，管理者往往選擇性忽視子系統的漏洞，因為我們偏好單向反饋的效率系統。因此，「扁鵲見蔡桓公」的故事重複上演。
以今日之疫情現象，任何低於哲學層次的反思都是對人類悲慘遭遇的無情浪費。同時，疫情隱示全人類的生命與生存問題。只有依靠對生命和生存的高度理解，我們才可能獲得問題與理解之間的認知勢能落差，獲得解決問題的思想力量。
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已經為反思準備了思路和概念工具。它們最適合感悟大災大難的經歷，例如當下的流行病肆虐和商業大蕭條。因為專業相關性，我們選擇用海德格爾的哲學反思商業的存在與時間。
危機是存在的基本經歷。人們通過三種方式感知存在：
1️⃣ 被拋入（thrown）；
2️⃣ 遭遇危機（encountered）；
3️⃣ 自我披露（disclosed）。
對任何有意義的生命，三種存在經歷都會發生。值得重彩描繪的是，遭遇危機時，一些人們平常完全無感覺的可能性（possibilities）突然邁向意識的前臺。瞬間，我們發現值得高度關注的新價值。例如，時間時態。
針對「保持社交距離」的防疫政策，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喬納森·庫爾金斯（Jonathan Caulkins）教授，提出一系列用時間製造空間的方法：
1️⃣ 改變朝九晚五的工作時間表，重新排班。許多工作沒有必要遵守習以為常的固定時間。
2️⃣ 多班制，每一個工作時段少一些員工，多一些空間，保持社交距離。
3️⃣ 野外建築工地和室內空曠的建築場所可以讓工人晚來晚走。
4️⃣ 零售店也能推廣預約制度。家具店可以結合線上展示和線下到店看貨預約。把過去消費活動的流程合理分離，再整合。
5️⃣ 對基本生活保障的業務，允許店家自我安排營業時間，按需定義上下班時間。
6️⃣ 超市改變鋪貨設計，散貨小包裝。這樣，不需要挑揀，即取即付。
（圖來自modernweekly）
庫爾金斯商業再設計思維的核心是「時間和時態」。因為疫情，對稱的、連續的、標準化的、公共的、線性的「工業製造和消費公共時間」（簡稱工業公共時間）突然終止。不習慣地遲疑之後，經歷居家隔離「錯亂」的私域時間體驗，人們發現，工業公共時間不是天賦不可變的。
通過庫爾金斯的時間再設計，我們能直觀並淺顯地感知隱含在商業現象裡的工業公共時間。海德格爾的「時效性」遠不止如此。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曾告誡弟子們：準備好理論，等待危機。因為疫情危機，我們也準備好接受海德格爾的「臨時性」（temporality）的存在理論。
工業公共時間是怎樣成為日常起居的主軸線的？現代管理中的一幅組織結構圖提供了重要線索。19世紀中葉，伊利鐵路公司（Erie Railroad Co.）已經從紐約向北延伸500英裡（約805千米）。同時，火車事故不斷，因為各地時鐘反映的是當地社區的生活節奏，或快或慢。沒有標準化的公共時間，公司無法制定列車時刻表。伊利公司的第一任總裁麥考夫利（Daniel McCallum）用一張組織結構圖規範沿途車站的管理行為。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保持與紐約時間同步。與同一張列車時刻表對應，垂直等級式組織結構圖顯示管理的上下控制關係。由此可見，人們在改變時間時態的同時也改變了組織存在的形式。
同一時期，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時間與動作研究」（time and motion study）奠定工業公共時間在現代管理中的主導地位。用一隻碼錶，工程師泰勒研究時間、動作和工作流程的關係。泰勒把一個時間刻度內的工人生產動作標準化。它開始了定義生產效率的泰勒主義（Taylorism）。延續泰勒的效率思想，福特（Henry Ford）建立汽車生產流水線。標準化的、線性的、連續不斷的工業公共時間成為普遍現象。
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原本用在運營管理中的工業公共時間擴大演變為現代組織和策略的時間時態。泰勒的時間動作比的效率思想從個體勞動者研究上升到全組織，成為現代商業企業的時間意識形態，即主導一切行動和規定行動表現的思想體系。率先推動這場運動的是幾家美國的商業諮詢公司和教授。始於20世紀50年代，波士頓諮詢（BCG）、麥肯錫（McKinsey Co.）、貝恩（Bain & Company）、ADL（Arthur D. Little）琢磨著怎樣把商業主意變成生意。「學習曲線」「發展矩陣」「市場區間」等就是它們提出的策略概念。與此同時，經濟學家錢德勒（Alfred Chandler）和美國蘭德公司研究員安索夫 (Ignor Ansoff) 從理論上開啟商業持續成長的討論。哈佛商學院接過衣缽，推動策略規劃思想，輔助企業成長時間線。到了20世紀末，核心競爭力、競爭優勢和可持續競爭優勢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起商業思想的統治地位。從普拉哈拉德（C.K. Prahalad）到波特（Michael Porter），商業思想的目的和責任就在於不斷延續企業生命，讓企業基業長青。值此，工業公共時間的永恆時態已經成為毋庸置疑的主導價值。
2005年，專欄作家託馬斯·弗裡德曼（Thomas Friedman）著書《世界是平的》。他的書呼應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寫的《歷史終結和最後一個人》：全球化完成了！一個統一的時間和空間形成了！這個永恆輪迴的時空就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不斷重複。歷史「終結」不是結束，而是統一的政治經濟時態輪迴。世界的「平」在於技術蕩平全球市場，化解坎坷崎嶇的地緣政治圖形。弗裡德曼和福山把那個時期西方思想者對工業公共時間的看法推向巔峰：工業公共時間已經成為全球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公共時間。
於是，全球企業不假思索地全然接受工業公共時間定義的商業存在。從全球供應鏈，世界娛樂文化、跨國零售連鎖，到AI 技術和區塊鏈、到商學院教育和培訓！以海德格爾的學說觀之，這才是真正的危機，本體論的危機！
如果海德格爾還魂轉世，對當前全球新冠病毒流行引發的危機，他會有驚駭的似曾相識感受。在他寫作和演講《存在與時間》的十年中，正是德國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潰敗和西班牙流感肆虐全球的後期。因為這樣的時代背景，海德格爾比任何哲學家都更加接近和關注人類生存危機。海德格爾的現象學也被稱為危機哲學。在他看來，人類漠視本體論的時間問題，甚至沒有方法去思考時間與存在的問題。這是思想大危機。
回到海德格爾的感知存在的三種方式（被拋入、遭遇危機、自我展現）。我們已經「被拋入」工業公共時間的存在狀態很久很久了。如果這次疫情有任何哲學意義上的積極效果，那就是，因為遭遇危機，我們認識到存在的「時效性」，勇敢地承擔自我展現的個體責任。沒有「自我展現」，「被拋入」和「遭遇危機」都會淪為「虛偽的存在」（inauthentic being-in-the-world）。只有意識到「自我展現」，才可能實現有意義的「真實地存在於世界」（authentic being-in-the-world）。
我們「被拋入」工業公共時間，喪失存在意義的例子俯拾皆是。以我熟悉的商業策略管理教育為例，半個世紀以來，策略規劃的概念和理論框架完全由工業公共時間定義。它基本上遵守管理諮詢活動而派生的語言習慣。作為商業策略的教育工作者，我20年重複同一套語言體系，因為它由縱橫交錯的各類教學手段支撐著，因為它與它合謀的體系形成循環定義價值和表現的範式。我們的教學評估和升遷也已經嵌入這個範式中。我們循規蹈矩，玩同樣的遊戲，纏繞在其中，緊緊地「被拋入」。
如果說這樣的「被拋入」仍然有什麼存在的意義，那只能屬於啟動這個範式的那群人。他們就是福山在《歷史終結和最後一個人》中隱喻的「最後一個人」。「最後一個人」制定了「駭客帝國」（The Matrix）。其他的人「被拋入」，成為「日常化的東西」（everyday things）。同樣的活動發生在「全球化供應鏈」、跨國零售連鎖、好萊塢娛樂文化……
海德格爾把時間終了解釋為人的意識創造活動的必然歸宿。時效性、人的有限性（human finitude）、意識創造活動、生命意義，它們必須綜合在一切理解。海德格爾揭示工業公共時間主導的存在是虛偽的存在。同時，他說明，因為「我時間」有終了，我才會迫切地去觀照周邊值得觀照的，並與它們共同存在（being-in-the-world-together）。
從無意識的工業公共時間到有意識的我時間，遭遇危機是這個轉型和升華的必然經歷。對疫情中的我們，它是海德格爾帶來的啟發。
張文宏醫生是「我時間」生動的例證。因為「遭遇危機」，張文宏醫生「被拋入」非他能左右的存在。通過一系列「自我展現」，張文宏的生命意識推動屬於他的時間和存在，直至終了，再歸於自在。張醫生最有名的「觀照」是：「不能欺負聽話的人，黨員先上，沒有任何討價還價！」一句話就體現出強烈的政治覺悟，也反映他自身成長與制度環境之間整體的歷史聯繫。抗疫中，他的服務和有用表現在一系列顯著事件中：親自查病房，頻繁專業講解疫情，及時在華山醫院感染科公眾號上科普……張文宏把自己與時代背景緊密結合在一起，形成互相映射的相關性。他用獨特的語言風格組織形成有信號意義的解釋系統。
「當新冠大幕落下，我自然會非常silently（安靜地）走開。你再到華山醫院來，你也很難找到我了。我就躲在角落裡看書了。」張醫生的這段話顯示他對「我時間」終了的清醒認識。沒有比此更生動表達海德格爾所強調的存在的「時效性」。張醫生也許沒有在頭腦中給海德格爾留特別的位置。但是，海德格爾的哲學概念卻可以一一對應解釋他的存在與時間。遠眺近觀，張醫生似乎只是群像中的一位，如果我們用同樣的學說去理解比爾·蓋茲、馬雲……
結合海德格爾學說，新冠病毒之災促使我們每一位企業家思考下面的問題：
1️⃣ 我的危機遭遇剖現出哪些意想不到的可能性？
2️⃣ 既然時效性是存在的根本，我的商業存在會怎樣終了？
3️⃣ 周邊環境中，誰是值得我關照的人，什麼是值得我關照的事情？怎樣通過我的服務和有用構建共同的存在？
4️⃣ 如何設計顯著事件去開啟時間？
5️⃣ 在怎樣的時間終極點，以什麼樣的事件，慶祝了結，和光同塵，重新開始？
6️⃣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與其執念可持續競爭優勢，是否給不同業務各自發展的生命版本？
詩人艾略特（T.S. Eliot）寫道：探索莫停，終了在起點，如初相識。因為時效性，每一場存在都有意義。由於疫情遭遇，我們終於理解，我時間，我關懷！
海德格爾的
靈魂追問
《管理視野》：您為什麼想到用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作為反思此次疫情的思考工具？
鮑勇劍 ：低於哲學層面的思考都略顯輕飄飄，思考問題的維度必須高於解決問題的方案。從影響範圍、緊迫程度和未知性來看，疫情大危機揭示的是百年未曾遭遇的全人類災難。更令人心情沉重的是，它預演著未來百年將換腳本上演的同類型大災難。例如，我們不知道南北極凍土層解凍會釋放出什麼樣的病毒。我們不知道類似澳大利亞那樣的氣候災難會在哪兒再現。我們不知道星際探索會出現怎樣的突變。但是，我們知道，類似的災難一定會出現。我們也知道，現在的思維方式和認知工具都不足以深刻思考人類生存的根本問題。值得推薦的道路是回到哲學層次去反思。海德格爾不僅是20世紀哲學家翹楚，還是公認的危機哲學家。以他個人的時代經歷，危機遭遇和生命意義都是他的核心關注。當我尋找可以與當前的全球危機相對應的思想工具之時，海德格爾和他的《存在與時間》就是當然的選擇了。
《管理視野》：您在文中梳理了工業公共時間如何逐漸成為人們日常起居以及商業企業的時間意識形態，這次疫情會引發哪些對於工業公共時間的重新思考？會帶來哪些影響和改變？
鮑勇劍 ：經歷隔離期間各自生物鐘顛倒後，人們突然對時間有了嶄新的體會。時間猶如一團毛線，線頭扯出來後，各種各樣的感受都隨之浮現。網上甚至有三觀（思想親近）比血緣親近更重要的戲論。
人類有不同的時間概念，例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類的生存活動和對生命的感知都與時間和時態概念息息相關。例如，對友人，我們一日不見，如隔三秋。這些主觀時態感受影響並定義著我們的生存條件。例如，美國東部的阿姆西人（Amish）仍以16英裡為半徑規劃生活節奏，因為那是馬車在落日之前能夠往復的生活時空。又如，網購時代，點擊之後，我們就希望當天獲得，立馬能消費。工業革命以來250年，工業技術標準化促生一個統一的、連續不斷的、線性的全球時間。在被工業公共時間馴化的生產與生活背後，我們持有加速度進步的理念。當疫情突然給這個理念按下中止鍵後，我們不得不思考：
（1）如果工業公共時間不能繼續，怎樣生存？
（2）什麼是替代的但更有意義的存在？
古希臘的「技術」（techne）意味著「將真理化為生活的美好。」（Bringing forth of the true into the beautiful.）我們反思工業技術對時間的影響，也是為了更多把規律化為生活的美好。具體的改變，需要我們共同努力。
《管理視野》：您文中提到對「逆全球化」的思考，能否深入談談國內企業在疫情後應該如何面對全球化的改變和對產業鏈的影響？
鮑勇劍 ：三言兩語肯定無法深入。簡言之，疫情前的全球化，有著明顯的工業公共時間，特別是由產業鏈規則制定者設計的工業公共時間。例如，晶片大約每18個月遞進一次（摩爾定律）。義烏的小商品按照感恩節和聖誕節的銷售時間制定年度生產計劃。疫情之後，產業鏈必然重組。全球的利益相關者都在思考如何組織各自的「產業鏈共同體」。它可能是區域的、行會的，或者基於新的國際合作規則的。新的多元體制會形成各種各樣的社區時間，即海德格爾的「我時間」。
在這個重組過程中，海德格爾的哲學指導意義勝過現今商業策略。國內企業要學會：
（1）關心值得關注的夥伴企業。
（2）讓自己有用，提供服務，以建立相關性。
（3）設計和製造顯著事件，以至於相關性被接受為有意義的信號。
（4）用一套言之成理的解釋系統把信號串聯在一起。這樣，利益相關者就能充分理解我們的價值。你看，哲學是有實踐意義的。海德格爾談論創造「我時間」的四個方面，它們就是企業在新時期的策略圭臬。
《管理視野》：您講授和撰寫《危機管理》後十多年都在推陳出新，還鼓勵學生「問倒」教授突破認知盲點，這次危機有什麼顛覆您以往認知的地方？您的既往理論將如何調整？
鮑勇劍 ：過往的危機管理都是「求生」。這次疫情讓我們意識到，不知死，何以知生？海德格爾的哲學講解的恰好是「向死而生」。關於理論調整，我將更強調階段性的升華。危機管理從「項目管理」「突發性事件管理工具」，到「危機決策」和「常態與變態管理」。如今，我們更進一步思考，遭遇危機的經歷如何打開生命的各種可能性。假如我們必須做一個理論分水嶺的劃分，之前，危機管理關注不確定性（uncertainty），之後，危機管理關注「漸確定性」（being-certainty）。依據海德格爾哲學，存在就是一個展現自我確定的過程。「我時間」強調以積極的作為完成每個人的生命旅程。
□ 作者/鮑勇劍（加拿大萊橋大學迪隆商學院終身教授、復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特聘教授）
□ 圖片來自網絡
IFBK 0914 The End
原標題：《鮑勇劍：如何借用哲學思辨認識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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