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成功研製出世界第一顆原子彈之後僅過半個多月，就匆匆抓住日本即將戰敗投降的最後一點時間，用僅有的兩顆原子彈進行了兩次原子彈實戰，其行動之匆忙很像是為了進行某種包藏禍心的測試。
從當時到現在，不斷有人質疑美國這兩次實戰使用原子彈的必要性，包括艾森豪在內的許多美國軍事家，都對杜魯門使用原子彈的決定提出了異議。因為二戰末期的日本已在了瀕臨崩潰的邊緣，即使美國不用原子彈轟炸，日本也會很快投降。如果是為了讓日本投降，完全不需要使用原子彈，除非有除此之外的其他目的。
那麼美國當時真正目的會是什麼呢？是搶在戰爭結束前檢驗原子彈的實戰效果？抑或是測試國內國際對原子彈戰爭的反應？甚至是為了給憑藉原子彈統一全球做實戰演練？
美國在當時勝局已定的情況下，迫不及待地抓住最後的戰爭時機將原子彈投入實戰，很難不讓人去猜想它的真實目的。特別是在用第一顆原子彈轟炸廣島後，美國僅僅過了兩天時間就又實施了對長崎的原子彈轟炸。給人的感覺是，美國很怕日本宣布投降後沒機會搞實戰了。
以至於當時日本在遭到第一顆原子彈轟炸後，原本首相鈴木貫太郎、外相東鄉茂德已經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美國沒等日本作出反應就急切地實施了第二顆原子彈轟炸，很像是為了再次驗證原子彈實戰轟炸的某種效果。
但幸運的是，美國當時的這兩次原子彈實戰效果並不「理想」。
首先是殺傷威力大到難以接受。兩顆原子彈在日本廣島和長崎造成約40萬人的死亡，兩座城市完全化為廢墟。所以如果用原子彈進行開疆拓土，那將是毫無意義的，除了無差別的殺戮和徹底的毀滅，什麼都得不到。
其次是道義代價大到不可承受。領導曼哈頓原子彈計劃的奧本海默得知原子彈對廣島長崎造成的毀滅後，「在杜魯門面前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我們的手沾染了血』」。核裂變現象的發現者奧託·哈恩也為自己的科學發現所造成的災難後果，而感到深深地自責。美國海軍五星上將威廉·李海則直言：「美國首先使用原子彈表明我們繼承了『黑暗時代』野蠻人所慣用的道德標準，從未有人教我以這種方式來進行戰爭，更不能以殘殺婦女兒童來獲取戰爭的勝利。」
第三是許多重要科學家表達出堅定反對核武器戰爭的立場。愛因斯坦曾深感痛心地說：「如果當時我知道德國人不能成功製造原子彈，我連手指也不會動一動」。隨後，奧本海默、西拉德、愛因斯坦等人組織了近千名美國科學家，共同形成了反對核武器的輿論核心力量，積極從事防止核軍備和核戰爭的活動，極力維護世界和平。
所以，如果1945年的美國擁有的不是原子彈，而是B-2隱形戰略轟炸機、F-22戰鬥機、F-35戰鬥機、BGM-109巡航飛彈等等這種超時代、跨代際的常規武器，那麼隨後發生的可能就不是冷戰，而是美國尋求統治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了。